訪嚴秀峰女士談李友邦與「二二八」

歡迎的群眾擠滿了車站

問：李友邦將軍在台灣光復後何時回台﹖當初台灣同胞對李友邦將軍及台灣光復的態度如何﹖

答：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有幾件事值得一提：1945年9月3日李友邦總隊長派副隊長張克敏，由他攜帶國旗一面，搭乘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柯克上將的飛機到台灣，這台灣義勇總隊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先遣部隊來到台灣，並分駐在各縣市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他們當時發揮了幾個功能：(1) 維持全省各地的社會秩序；(2) 保管全省的物資、財產；(3) 反制日本殘餘殖民勢力發動「獨立」之陰謀。由於光復初期，日本利用台奸、浪人及黑社會在全省各地擴大宣傳，製造「獨立」聲勢，放言說四年後日本會再回到台灣，幸經我們三民主義青年團先遣部隊予以駁斥，也由於台灣同胞對李友邦的擁護，不會為這些謬論所動，致使這個陰謀無法得逞。

1945年12月8日晚上六點多，李友邦總隊長與其部隊、家屬抵達台灣，當時歡迎的群眾擁塞了整個台北車站，台灣同胞認為李友邦是台灣光復的救星，也是台灣同胞最崇敬的人物。因為在光復前，台灣同胞經常暗中收聽李友邦的廣播，知道李友邦是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革命家，由於他所領導的「台灣義勇隊」參加了抗戰，為保衛祖國，收復台灣而犧牲奮鬥，因而被視為抗日英雄；也因此台灣同胞熱切寄望李友邦的重新建設台灣。

問：「三民主義青年團」多是日據時代抗日分子，特別是一些左翼人士，如謝雪紅、簡吉、王萬得，他們是否與李友邦早年在台灣的抗日經驗有關﹖　

答：應該說多少都有些受李友邦抗日經驗的影響，事實上在1927年，李友邦自黃埔軍校畢業後兩天曾潛赴台灣，主要目的欲結合島上的革命力量與國內的革命力量，合成一股偉大的抗日的洪流，團結一致，為台灣民族革命大業奮鬥。王萬得便是當時受李友邦的號召，隨同李友邦回到國內參加民族抗日革命運動之一。

「二二八」起因於台灣政經建制特殊化

問：台灣光復後的政治情勢如何﹖為什麼會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抗﹖　

答：台灣光復後，陳儀秉承蔣介石的指令，在政治上實行政治建制特殊化，承襲日本總督府的制度，將台灣軍政大權總攬在自己手中，對台灣人民實行法西斯統治；在經濟建制上也採特殊化，施行國有公營及專賣制度，控制並壟斷所有大小的生產機構，與國內經濟完全隔離，排除台胞在經濟上任何參與權，可以說完全承繼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統治模式。也就是陳儀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上完全是採取法西斯的獨裁、專制統治。光復後，台灣同胞對國民政府懷有很大的期望，從無條件的歡迎到爾後目睹其貪污、腐化作為的失望、不滿乃至反抗，這是非常自然的趨勢去向。

問：李友邦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和陳儀所屬的「政學系」及李翼中的「C.C.系」彼此有無矛盾或鬥爭﹖

答：首先我要說明的：李友邦畢生從事台灣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他所努力奮鬥的是祈求台灣革命運動的成功，讓台灣同胞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生活，他很淡泊名利，對中國同胞其所作所為，志在以一個中國人民，台灣同胞的立場，對民族國家克盡自己應盡的責任及義務，我們從不認為什麼貢獻或有名利上的慾望，所以他不可能與任何派或任何系，有任何矛盾的存在。如果是一般政治術語上所說的矛盾，那就是李友邦畢生為民族國家、為人民所作的犧牲奉獻而贏得人民的熱愛尊敬，是否因而引起一些政治既得利益者的妒忌、恐懼，唯恐危及他們已擁有的政權的矛盾而言。

「台灣幹部訓練班」的骨幹

問：陳儀來台灣時帶了不少進步分子幹部，如周憲文、沈雲龍、朱文伯、許壽裳、嚴家淦等人，為什麼無法爭取更好的治績﹖

答：這可能是受到陳儀政府對整個政策不良影響所致，無由發揮他們原有抱負的結果。如陳儀的內兄沈銘訓（仲九），他是陳儀最尊重、信賴的人，此人富謀略、才幹，有關陳儀的政治、經濟等重要措施都是由他設計的，但這些倒行逆施的策劃其主要目的在於如何使陳儀逢迎、討好蔣介石的意旨；有關對台灣的建設則鮮有考慮，所以任其下面的人，貪污腐化，歪風盛行。

問：陳儀本人算是廉潔自守的人，為什麼他的政府卻成為貪污橫行的政府﹖

答：因為陳儀接收與統治台灣時，是以從前主政福建時的老班底及「台灣幹部訓練班」的人為其基本骨幹，這些人在長官公署及各地方重要單位擔任要職，這些人秉持陳儀的指令對台灣實行政治、經濟控制政策，也就是把我們原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接收變成「劫收」，任其腐弊，把台灣局面搞的一團糟。

李友邦沒有主導「三青團」介入「二二八」

問：「二二八」發生時，「三民主義青年團」介入很深，這是否是因李友邦和陳儀之間存有矛盾關係﹖

答：完全無關！李友邦只知道為民族國家及人民做事，他從沒有和他人有任何矛盾，由於台灣的傑出菁英份子對於陳儀的種種專斷措施不滿，於是紛紛投入了以李友邦所領導的「三民主義青年團」，這在陳儀看來相當不悅，且恨之入骨。在「二二八」發生時，這些人都站出來為台灣同胞講話，希望政府合理改革，如加強地方自治，取消專賣制度，改為民營……等。但陳儀政府認為只要對政府有一點批評，都認為是在煽動人民反對政府。這使得大家看起來有很多「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人參加了「二二八」事件，後來很多人也因而受到迫害，這和李友邦與陳儀的矛盾無關，應該說凡有任何反對陳儀政府的人都會被排除，甚至殺害。

問：「C.C.系」在「二二八」時發揮什麼作用﹖為什麼蔣渭川在事後可以升官﹖

答：蔣渭川曾因批評陳儀政府而被收押，後來寫了悔過書才被釋放，自此之後他就學乖了，並加入「C.C.系」，「二二八」時他雖然也參加「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但實際上是偏向政府的，因此有些人以為他有出賣的嫌疑，於是他不但未被處罰反而還升官。

我向蔣經國解釋「二二八」的原因

問：「二二八」發生後，李友邦為何被捕送到南京﹖當時是如何營救的﹖這是否和陳儀利用「二二八」整肅政敵有關﹖

答：李友邦從事民族革命運動及參加抗戰，在國內的聲勢相當大，並造成一民族英雄的形象，這對於一些為了鞏固其政權的人來說是個心腹之患，所以在光復後想極盡一切的來排擠他。

1947年4月初中午一點時，我和友邦從團部出來想去午餐，突然柯遠芬打電話來，說要李友邦去開緊急會議，於是他飯尚未吃，就即速趕去赴會，就這樣一去不回來。我奔波了兩天都不得要領，到第三天，我去見陳儀問李友邦的下落，他說：「不知道」，我說：「你不可能不知道，李友邦是柯遠芬叫去的，柯遠芬是你的部下，如果沒有你的命令，或經過你同意，他是不敢隨便捉人的，所以今天我站在家屬的立場，有權利知道友邦的下落，是死是活，必須給我一個交待。」因為當時情勢很亂，動不動人就失蹤了，但他還是說不知道，我說：「今天你一定要給我一個具體的答覆，否則我不會離開。」這樣子耗了兩個多小時，他才說：「人在保安司令部，明晨就要送南京，趕快去！」於是陳儀下了令，我就趕過去，當我見到友邦時，他還不知道第二天要送到南京，我告訴他這件事，他要我趕到南京去。

在南京找了很多人也不得要領，最後我找到了蔣經國，我當時將「二二八」的經過分析成三個階段告訴他：我說台灣同胞並未暴動，「二二八事件」，陳儀政府應該負責；從光復後政府人員來台灣的那一天開始，台灣人民扶老攜幼，自動自發的從全省各地到台北來歡迎祖國政府，歡迎的行列從松山機場一直到台北市，這是從來不曾看過的感人場面，從台灣同胞這樣無條件的，打從內心發出的熱誠，到陳儀政府來台，看到的是貪污腐化，沒有照顧到台灣人民的生活，於是由失望、不滿導致「二二八」的發生，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情緒流露與發洩，起初沒有任何政治因素摻雜其中。所以我說：「政府應該好好的與台灣人民溝通」，雖然有「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但陳儀並沒有誠意，只不過把它當成緩兵計，一方面往上級報告說「台胞暴動」，而上面也沒有詳細調查事實真相沒搞清楚就派軍隊來鎮壓，這樣做會造成以後台灣同胞與政府間永難彌補的裂痕。

蔣經國當時同意我的看法，經他親自來台調查後證明我所說的都係事實，所以不久就撤退軍隊，而不到三個月，友邦也從南京羊皮巷的天牢釋放出來。

後來我們才知道友邦被捉的原因是有人密告說：「二二八」發生時，我們窩藏了共產黨；又說他與謝雪紅有什麼關係；再說是李友邦唆使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人參加暴動，表面上看來似乎有這麼一回事，因他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負責人，而各分團也參加了「二二八」，但這些都是他們個別的行為，實與李友邦無關。

問：「二二八」發生時，宋斐如、林茂生被「密裁」，這是和陳儀有關或柯遠芬下的命令﹖

答：這我不知道。當時宋斐如辦的《人民專報》曾對長官公署的許多措施有所批評。林茂生是台大文學院院長，他也是具有傲骨的知識分子，他對長官公署的許多措施也有許多不滿，因而他們後來都受到迫害。

問：李友邦在「二二八」後有何主張或看法﹖

答：他從南京回到台灣時受到台灣同胞熱烈的歡迎，但他對陳儀政府的統治已經完全失望，由於「二二八」造成政府與人民難以彌補的裂痕，當時他便有兩點看法：(1)這些被害人的家屬、子弟由於對政府的不滿，產生仇恨的心理，以為台灣由台灣人民自己治理才有前途，乃種下了「台獨」的始因，走向偏狹的地域路線。(2)由於大多數人對「白色祖國」的失望，於是轉而走向對「紅色祖國」的期望。以後的發展證明他的看法沒有錯。

政府應向「二二八」受害人道歉及平反

問：目前政府應如何彌補「二二八」傷痕﹖這包括在大陸的「二二八」當事人及在台灣的受害人之家屬。

答：受二二八迫害而被迫流亡而滯留大陸的台灣同胞，現能彌補的，政府應讓他們無條件的返回台灣故鄉，和家屬親人團聚，並肯定他們愛國愛鄉的情操。

對台灣受害人而言，我認為：(1)一個人的生命如被殺害毀滅是無法挽回的傷痕，唯一能彌補的，除政府已公開宣佈欲向受害人道歉，並建立「二二八紀念碑」以外，最好政府能公佈「二二八」受害人的真相，肯定他們的出發點是基於愛國愛台灣，以還他們的公道。(2)由於被害人當時提出對台灣政治、經濟種種的革新建議，如地方自治、建議取消專賣制度改由民營等，政府應加以落實施行以安慰他們在天之靈；(3)由歷史學家、政治、學術專家、與當時詳悉二二八事件的公正人士及被害人之家屬共同組成「二二八事件委員會」，共同商討依當時受害人的實際情況及受害程度予以受害人家屬國家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