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中共「十八大」

一、前 言：

深受國際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代表大會，從今（2012）年11月8日－14日起為期七天，在通過各項報告和決議，並選出新一屆中央委員之後，正式閉幕。緊接著就是「十八大一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這一次中共「十八大」之所以備受重視，當然是因為中國大陸作為全球第一外匯儲備國，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景氣低迷的情況下，中共的人事變遷和政策走向自然是動見觀瞻，另外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共的國家安全、國防戰略、外交策略是否變化，各國都希望盡早得知，以便因應。

對台灣和大陸而言，恐怕中國大陸的內政走向反而是更受重視，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歷經了種種內外重大災禍，如今中國大陸來到經濟調整、政改攻堅、社會轉型、文化重建、生態起步的新時期，事態複雜，變化莫測，加以新人當政，安危難卜。

然而，以中國大陸當今之大，影響之深，是以究竟中共未來何去何從，不僅是中共一黨之事，或是中國大陸一國之事，也不僅區域之事，是世界之事，更是關乎普世價值之事。

二、政治報告：

中共黨大會的「政治報告」向來就是外界理解中共戰略思考，政策作為最關鍵的文本，「十八大」的「政治報告」可以化約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政治路線上，所謂「政治路線」，就是指黨在一定的時期中，對內、外在形勢的判斷，並立基於此一判斷，制訂出奮鬥的目標和路徑，「十八大」的「政治報告」說：堅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基本國情」出發，努力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現今中國大陸一切改革、建設都必須立足「基本國情」，面對宏偉目標作努力。這是中共對中國大陸現階段對自身存在歷史階段的判斷，應該說此一判斷帶有自我警惕的色彩，這代表了中共中央希望大陸的民眾與菁英，萬萬不可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自滿，特別是對應國民生活的各項指標時，更沒有自滿的理由。另一方面也代表中共的改革步調也只會因應此一｢國情｣，逐步改革。

第二在思想路線上，特別以「科學發展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結晶，新成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報告說「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所謂「思想路線」是一種指導行動的理論體系，為了說明體系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在思想路線上，報告特別把毛、鄧以來的變化，清楚交代：

毛澤東所面對的中國革命如何才能成功，中國如何擺脫弱小、受人欺凌的命運，毛澤東的選擇是「革命」，「十八大」報告的評價是毛「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鄧小平所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挽救中國於「經濟崩潰、思想僵化」的危險之境，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八大」報告的評價是鄧小平「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從而「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換言之，鄧小平回答的問題如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這一部份正是毛澤東未能正確回答的難題。

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想法是在1999年萌生，2000年提出，當時他所要回答的是：共產黨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繼續保持其統治的優勢，其實江澤民只想到把社會的人士吸引入黨，為了使人才入黨，特別是資本家入黨，所以提出「三個代表」的想法，「十八大」報告的評價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簡言之，解決了共產黨本身在中國大陸發展上的困境。

至於科學發展觀則是回答中國大陸在30餘年高速發展之後，發展遺留的後遺症和發展本身無以為繼的重大困境，在此困境下，提出任何口號、目標都難以鼓舞人心，所以「科學發展觀」是一種觀念，是一種方法：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強調一種「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科學發展觀」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得以持續發展的難題。「十八大」報告的評價是「成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極高的評價。

立足以往的成功，所以「不走回頭，不抄西方」才成為當前的唯一選項。

第三在組織路線方面，將以「黨內民主」為基礎，推動社會民主，同時將革命型的政黨轉為「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政黨，來迎接內外挑戰。胡錦濤在今年中共建黨紀念大會上，十分清楚地提出共產黨在執政60餘年後，黨的執政遭遇到：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面臨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四大考驗」，面臨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如何才能經受考驗、化解危險、持續執政，其中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要一方面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另一方面就是推動以「黨內民主」為重心的黨的改革。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健全黨員民主權利保障制度，落實黨員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監督權，這才能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在幹部路線上，報告說「完善競爭性選拔幹部方式。完善幹部考核評價機制，健全幹部管理體制。加強和改進幹部培訓，加大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力度，重視培養選拔女幹部和少數民族幹部，鼓勵年輕幹部到基層和艱苦地區鍛煉成長。」這次的黨大會，胡去了江蘇團，中共官方特播出胡錦濤和江蘇的大學村官的對話，顯然代表胡對青年幹部的重視，以顯示黨中央對幹部培養工作的重視。

第四在政策作為部份，則包括經濟發展的轉變，政治改革的落實，文化價值的建設，社會管理的創新，生態思考的融入，國防成長適應需求，外交政策立足人類和平，港澳政策一國兩制，對台政策一以貫之。其中在政治改革方面，可以說是中共中央十分重視的政策，以2,400餘字的份量，特別闡述了中共在習的任期中，想作的、能作的政治改革工作：包括了「人代會」的權力的全口徑行使、「政協」的功能制度化、基層民主鞏固和深化、法治建設提高和普及、行政效率提升和有效、監督貪腐系統和制度、擴大統戰等都是政改強調的重點，而這些政策都是為了呼應著2020年小康社會的建成。

外界對這一份關照歷史，對話現實，挑戰未來的「政治報告」給予相當的評價，認為在報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現階段想作的、能作的和作得到的，都已經清楚表達，大陸社會可能不是完全滿意，但也看到未來中共領導班子改革的承諾，換言之，對大陸社會而言，這一份報告可能是一份可以「聽其言，觀其行」等等看的報告。

三、黨章修改

從「黨章修改」來看，在事前傳言頗多，結果則大出意外，除了「科學發展觀」列入指導思想，將「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行動指南，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生態文明建設」、「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等內容寫入黨章，其他如大家在黨代會前所期待的「總書記任期制」、「政治局委員差額選舉」等比較制度化的規定，完全沒有出現，中共要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如果大家看不到黨內法制化的建設，黨內領導班子合法性的擴大，特別是總書記任期制本來就是一種大家習慣的事，也未能制度化，如何能使人民相信「民主帶動論」；這一部份不能不說是「黨內民主」改革的塌陷，甚至可以說是「十八大」的敗筆，民主改革必須一面教育群眾，一面建立規範，才能有序導引發展民主。反之，民眾覺悟已至，規範反落在其後，則民主有可能民粹化，大大斫傷理性民主的元氣，則社會民主也就帶動不起。

四、人事更迭：

中共「十八大」的領導集體宛如一場世界性的猜謎，今天終於揭曉，應該比較讓大家深感意外的是李源潮沒有「入常」，由於李的年齡、學歷、經歷、政績、才能、作風、操守，特別是他的出身，幾乎找不到出局的理由，因此，派系鬥爭的解釋就成為比較合理的說法，事實上，有政治就有鬥爭，有鬥爭就不可能沒有派系，然而，如今中共的派系鬥爭，畢竟不同於以往，以往的主席制是贏者全拿，而今是集體領導，所以是分多分少之爭；以往是終身制，輸者幾無翻身可能，而今有年齡限制，有任期習慣，所以青山常在，機會永存；因此，以往的權力鬥爭，往往是一次定生死的殊死之爭，如今則是多回合的力拚，爭的是妥協的勝負點之爭。所以比較精確的描述，應該是以「派系運作」來取代「派系鬥爭」。

從這一次的常委人選來看，彰顯了中共在黨與國家領導人的晉陞方面，是以「制度建設」與「派系運作」雙軌並用的途徑，來決定領導階層的人士，以便求取領導權力轉移的平衡和穩定。

首先從政治局常委人選的安排來看，基本上，「十七大」的政治局委員，到了「十八大」在年齡上以1945為線，不分月份，在1945線上和線下的委員都留任，這一部份制度的因素比較重要；不過是否入常，這一部份派系的因素比較重要，如俞正聲、劉延東均為1945年生，但是俞正聲上，而劉延東不動；在資歷上，則似乎標準就沒嚴格的指標，如劉雲山、劉延東都完全沒有地方一把手的經驗，但是「入常」的是劉雲山，而非劉延東，看來這一部份主要是非制度的因素所決定。再深入一些來看，如果李源朝在「十八大」入常，到了「十九大」正好67歲，不留任不可能，留任則阻礙了第六代的接班安排，這是個更大的難題，或許這是李源朝此屆「扛龜」的可能原因吧？如果比照「十八大」，則李源朝有可能「十九大」才有機會「入常」；至於汪洋就更是吃虧在年輕，故而都應該是下一屆才會考慮，以免給梯隊接班帶來輩份上的困擾。

再從這一次的政治局委員名單，相對於政治局常委的名單，我們若按派系角度來分析，可以發現，這應該是胡錦濤比較滿意的名單，這裡面不僅是胡錦濤所欣賞的人都在其中，特別是胡春華、孫政才等進入政治局更是彰顯了第六梯隊的人選，至於王滬寧也可以是梯隊之一，但他應該是那一派？另外周強原本也是梯隊的人選，如今預備接任最高法院的院長。換言之，在這一屆的人事佈局中，比較體現出中共領導人層面的制度決心，而且以往「方方面面」、「梯隊接班」的構想，基本也都有所體現。

如果從派系運作的角度，以一般話語來說：政治局常委是派系運作到派繫妥協的痕跡比較明顯，因為我們很難以同一的標準來衡量，同一條件的政治局委員可否「入常」，反之在政治局層次，郭金龍、范長龍均以65歲高齡由部級而躍升政治局，自然也看到派系運作的因素在主導。所以從人事佈局來看，以不精確的說法「政治局常委」不在「團派」手中，而「政治局委員」掌握在「團派」手中。看來最後各方妥協的勝負點，放在「雙重均分」，從時間上說是從「十八大」到「十九大」，所以是「待你唱罷我登場」，一派主導一屆的「政治局常委」；從空間上說是各佔一層，一派主導「政治局常委」，另一派主控「政治局委員」，以中共的運作常規來看，常委是最高領導核心，而政治局是最高決策核心，所以說，如今的安排也是一種新型的「派系共治」。

從制度建設的角度而言，則此次人事是一種既讓人有失望也讓人有期待的佈局。但是不論是派系均分的安排或是制度建設的努力，迄今都還是中共黨內之事，離開中共要帶動社會民主，仍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因此，我們在預測「十八大」的領導時，除了從制度歸納、派系運作或內部信息外，還必須重視中共的政策總結和未來需要，才能作出相對準確率高的預測。

在人事更迭的信息中，胡錦濤的「裸退」，似乎已經香港媒體證實。果真如此，胡的作法就真可以比美鄧小平的廢除「領導終身制」，前此盛傳因為健康因素、社會觀感和制度建立，胡決心「裸退」；看起來胡的決心轉變了習的態度，說服了常委的猶豫，以一人之勇退，斷老人干政之陋規，胡可以有其歷史定位了。

中共的政治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衝擊和自我摸索，「應然面」已經十分清楚，在「實然面」的行動，往往就必須繫乎一、二領導的決心，風行草偃；江澤民的戀棧，胡錦濤的痛快，在大陸民心高下立判，也許大陸的「政改」，除了理論到位，制度安排，還需要一、二人之決心。

五、結 論

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大範疇轉型期的重要會議。回顧世界上大國崛起的歷史，能夠在全國家轉型中，可以十分順利的並不多見，而中國大陸轉型期的困擾，又碰上霸權主義國家的刻意騷擾，其困難可想而知。如果最終完成，則「北京共識」必然成為「華盛頓共識」以外的人類現代性的另一個可能。結果如何，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