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中共「十八大」

楊開煌
(銘傳大學教授兼兩岸中心主任)


一、前 言:

深受國際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代表大會,從今(2012)年11月8日-14日起為期七天,在通過各項報告和決議,並選出新一屆中央委員之後,正式閉幕。緊接著就是「十八大一中」全會選出新的中央領導集體。

這一次中共「十八大」之所以備受重視,當然是因為中國大陸作為全球第一外匯儲備國,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景氣低迷的情況下,中共的人事變遷和政策走向自然是動見觀瞻,另外隨著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共的國家安全、國防戰略、外交策略是否變化,各國都希望盡早得知,以便因應。

對台灣和大陸而言,恐怕中國大陸的內政走向反而是更受重視,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大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歷經了種種內外重大災禍,如今中國大陸來到經濟調整、政改攻堅、社會轉型、文化重建、生態起步的新時期,事態複雜,變化莫測,加以新人當政,安危難卜。

然而,以中國大陸當今之大,影響之深,是以究竟中共未來何去何從,不僅是中共一黨之事,或是中國大陸一國之事,也不僅區域之事,是世界之事,更是關乎普世價值之事。

二、政治報告:

中共黨大會的「政治報告」向來就是外界理解中共戰略思考,政策作為最關鍵的文本,「十八大」的「政治報告」可以化約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政治路線上,所謂「政治路線」,就是指黨在一定的時期中,對內、外在形勢的判斷,並立基於此一判斷,制訂出奮鬥的目標和路徑,「十八大」的「政治報告」說:堅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基本國情」出發,努力在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而現今中國大陸一切改革、建設都必須立足「基本國情」,面對宏偉目標作努力。這是中共對中國大陸現階段對自身存在歷史階段的判斷,應該說此一判斷帶有自我警惕的色彩,這代表了中共中央希望大陸的民眾與菁英,萬萬不可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自滿,特別是對應國民生活的各項指標時,更沒有自滿的理由。另一方面也代表中共的改革步調也只會因應此一「國情」,逐步改革。

第二在思想路線上,特別以「科學發展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結晶,新成果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報告說「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所謂「思想路線」是一種指導行動的理論體系,為了說明體系的完整性和連貫性,在思想路線上,報告特別把毛、鄧以來的變化,清楚交代:

毛澤東所面對的中國革命如何才能成功,中國如何擺脫弱小、受人欺凌的命運,毛澤東的選擇是「革命」,「十八大」報告的評價是毛「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鄧小平所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挽救中國於「經濟崩潰、思想僵化」的危險之境,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十八大」報告的評價是鄧小平「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從而「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換言之,鄧小平回答的問題如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這一部份正是毛澤東未能正確回答的難題。

江澤民「三個代表」的想法是在1999年萌生,2000年提出,當時他所要回答的是:共產黨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繼續保持其統治的優勢,其實江澤民只想到把社會的人士吸引入黨,為了使人才入黨,特別是資本家入黨,所以提出「三個代表」的想法,「十八大」報告的評價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簡言之,解決了共產黨本身在中國大陸發展上的困境。

至於科學發展觀則是回答中國大陸在30餘年高速發展之後,發展遺留的後遺症和發展本身無以為繼的重大困境,在此困境下,提出任何口號、目標都難以鼓舞人心,所以「科學發展觀」是一種觀念,是一種方法: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強調一種「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科學發展觀」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得以持續發展的難題。「十八大」報告的評價是「成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說這是極高的評價。

立足以往的成功,所以「不走回頭,不抄西方」才成為當前的唯一選項。

第三在組織路線方面,將以「黨內民主」為基礎,推動社會民主,同時將革命型的政黨轉為「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政黨,來迎接內外挑戰。胡錦濤在今年中共建黨紀念大會上,十分清楚地提出共產黨在執政60餘年後,黨的執政遭遇到: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黨面臨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外部環境「四大考驗」,面臨著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如何才能經受考驗、化解危險、持續執政,其中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要一方面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另一方面就是推動以「黨內民主」為重心的黨的改革。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健全黨員民主權利保障制度,落實黨員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監督權,這才能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在幹部路線上,報告說「完善競爭性選拔幹部方式。完善幹部考核評價機制,健全幹部管理體制。加強和改進幹部培訓,加大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幹部力度,重視培養選拔女幹部和少數民族幹部,鼓勵年輕幹部到基層和艱苦地區鍛煉成長。」這次的黨大會,胡去了江蘇團,中共官方特播出胡錦濤和江蘇的大學村官的對話,顯然代表胡對青年幹部的重視,以顯示黨中央對幹部培養工作的重視。

第四在政策作為部份,則包括經濟發展的轉變,政治改革的落實,文化價值的建設,社會管理的創新,生態思考的融入,國防成長適應需求,外交政策立足人類和平,港澳政策一國兩制,對台政策一以貫之。其中在政治改革方面,可以說是中共中央十分重視的政策,以2,400餘字的份量,特別闡述了中共在習的任期中,想作的、能作的政治改革工作:包括了「人代會」的權力的全口徑行使、「政協」的功能制度化、基層民主鞏固和深化、法治建設提高和普及、行政效率提升和有效、監督貪腐系統和制度、擴大統戰等都是政改強調的重點,而這些政策都是為了呼應著2020年小康社會的建成。

外界對這一份關照歷史,對話現實,挑戰未來的「政治報告」給予相當的評價,認為在報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在現階段想作的、能作的和作得到的,都已經清楚表達,大陸社會可能不是完全滿意,但也看到未來中共領導班子改革的承諾,換言之,對大陸社會而言,這一份報告可能是一份可以「聽其言,觀其行」等等看的報告。

三、黨章修改

從「黨章修改」來看,在事前傳言頗多,結果則大出意外,除了「科學發展觀」列入指導思想,將「科學發展觀」確立為黨的行動指南,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生態文明建設」、「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等內容寫入黨章,其他如大家在黨代會前所期待的「總書記任期制」、「政治局委員差額選舉」等比較制度化的規定,完全沒有出現,中共要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如果大家看不到黨內法制化的建設,黨內領導班子合法性的擴大,特別是總書記任期制本來就是一種大家習慣的事,也未能制度化,如何能使人民相信「民主帶動論」;這一部份不能不說是「黨內民主」改革的塌陷,甚至可以說是「十八大」的敗筆,民主改革必須一面教育群眾,一面建立規範,才能有序導引發展民主。反之,民眾覺悟已至,規範反落在其後,則民主有可能民粹化,大大斫傷理性民主的元氣,則社會民主也就帶動不起。

四、人事更迭:

中共「十八大」的領導集體宛如一場世界性的猜謎,今天終於揭曉,應該比較讓大家深感意外的是李源潮沒有「入常」,由於李的年齡、學歷、經歷、政績、才能、作風、操守,特別是他的出身,幾乎找不到出局的理由,因此,派系鬥爭的解釋就成為比較合理的說法,事實上,有政治就有鬥爭,有鬥爭就不可能沒有派系,然而,如今中共的派系鬥爭,畢竟不同於以往,以往的主席制是贏者全拿,而今是集體領導,所以是分多分少之爭;以往是終身制,輸者幾無翻身可能,而今有年齡限制,有任期習慣,所以青山常在,機會永存;因此,以往的權力鬥爭,往往是一次定生死的殊死之爭,如今則是多回合的力拚,爭的是妥協的勝負點之爭。所以比較精確的描述,應該是以「派系運作」來取代「派系鬥爭」。

從這一次的常委人選來看,彰顯了中共在黨與國家領導人的晉陞方面,是以「制度建設」與「派系運作」雙軌並用的途徑,來決定領導階層的人士,以便求取領導權力轉移的平衡和穩定。

首先從政治局常委人選的安排來看,基本上,「十七大」的政治局委員,到了「十八大」在年齡上以1945為線,不分月份,在1945線上和線下的委員都留任,這一部份制度的因素比較重要;不過是否入常,這一部份派系的因素比較重要,如俞正聲、劉延東均為1945年生,但是俞正聲上,而劉延東不動;在資歷上,則似乎標準就沒嚴格的指標,如劉雲山、劉延東都完全沒有地方一把手的經驗,但是「入常」的是劉雲山,而非劉延東,看來這一部份主要是非制度的因素所決定。再深入一些來看,如果李源朝在「十八大」入常,到了「十九大」正好67歲,不留任不可能,留任則阻礙了第六代的接班安排,這是個更大的難題,或許這是李源朝此屆「扛龜」的可能原因吧?如果比照「十八大」,則李源朝有可能「十九大」才有機會「入常」;至於汪洋就更是吃虧在年輕,故而都應該是下一屆才會考慮,以免給梯隊接班帶來輩份上的困擾。

再從這一次的政治局委員名單,相對於政治局常委的名單,我們若按派系角度來分析,可以發現,這應該是胡錦濤比較滿意的名單,這裡面不僅是胡錦濤所欣賞的人都在其中,特別是胡春華、孫政才等進入政治局更是彰顯了第六梯隊的人選,至於王滬寧也可以是梯隊之一,但他應該是那一派?另外周強原本也是梯隊的人選,如今預備接任最高法院的院長。換言之,在這一屆的人事佈局中,比較體現出中共領導人層面的制度決心,而且以往「方方面面」、「梯隊接班」的構想,基本也都有所體現。

如果從派系運作的角度,以一般話語來說:政治局常委是派系運作到派繫妥協的痕跡比較明顯,因為我們很難以同一的標準來衡量,同一條件的政治局委員可否「入常」,反之在政治局層次,郭金龍、范長龍均以65歲高齡由部級而躍升政治局,自然也看到派系運作的因素在主導。所以從人事佈局來看,以不精確的說法「政治局常委」不在「團派」手中,而「政治局委員」掌握在「團派」手中。看來最後各方妥協的勝負點,放在「雙重均分」,從時間上說是從「十八大」到「十九大」,所以是「待你唱罷我登場」,一派主導一屆的「政治局常委」;從空間上說是各佔一層,一派主導「政治局常委」,另一派主控「政治局委員」,以中共的運作常規來看,常委是最高領導核心,而政治局是最高決策核心,所以說,如今的安排也是一種新型的「派系共治」。

從制度建設的角度而言,則此次人事是一種既讓人有失望也讓人有期待的佈局。但是不論是派系均分的安排或是制度建設的努力,迄今都還是中共黨內之事,離開中共要帶動社會民主,仍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因此,我們在預測「十八大」的領導時,除了從制度歸納、派系運作或內部信息外,還必須重視中共的政策總結和未來需要,才能作出相對準確率高的預測。

在人事更迭的信息中,胡錦濤的「裸退」,似乎已經香港媒體證實。果真如此,胡的作法就真可以比美鄧小平的廢除「領導終身制」,前此盛傳因為健康因素、社會觀感和制度建立,胡決心「裸退」;看起來胡的決心轉變了習的態度,說服了常委的猶豫,以一人之勇退,斷老人干政之陋規,胡可以有其歷史定位了。

中共的政治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衝擊和自我摸索,「應然面」已經十分清楚,在「實然面」的行動,往往就必須繫乎一、二領導的決心,風行草偃;江澤民的戀棧,胡錦濤的痛快,在大陸民心高下立判,也許大陸的「政改」,除了理論到位,制度安排,還需要一、二人之決心。

五、結 論

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國大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大範疇轉型期的重要會議。回顧世界上大國崛起的歷史,能夠在全國家轉型中,可以十分順利的並不多見,而中國大陸轉型期的困擾,又碰上霸權主義國家的刻意騷擾,其困難可想而知。如果最終完成,則「北京共識」必然成為「華盛頓共識」以外的人類現代性的另一個可能。結果如何,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