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共識」的回顧與前瞻

談判是一種藝術，經由談判而達成雙方或多方的妥協，才能使談判的成果進一步執行及發展。「九二共識」的形成，正說明了談判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雙方都可接受的妥協。

談判雙方不失原則 共識突顯兩岸智慧

1992年11月3日至12月3日，海基會與海協會發表的新聞稿、電話知會、函件往返，達成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的共識，擱置了「對一個中國原則」問題的爭議。

大陸方面認知，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台灣方面認知，雖然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但對其涵義，雙方認知各有不同。

簡而言之，九二共識可解釋為，台灣方面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大陸方面是「一個中國、求同存異」，擱置了爭議，開始推動第一次「辜汪會談」。

大陸首提一個中國原則 雙方互踢鐵板

1991年3月9日，台灣海基會正式成立，同年12月16日，大陸海協會成立，兩個受雙方政府委託授權的白手套，展開了為兩岸人民服務，及進行兩岸事務性協商。

1991年4月29日，海基會陳長文秘書長率海基會代表團第一次訪問大陸，在與國台辦唐樹備常務副主任對話中，唐樹備發表了兩岸交流五點原則，其中第二點：「在處理兩岸交往事務中，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國兩府」，這是相當具有政治涵義的提法，非海基會被授權範圍內可談的問題。但到1992年3月23日，兩會在北京舉行的「兩岸文書驗證及掛號信問題」協商時，海協會再次提出希望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協商。

當時要台灣方面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協商，是不可能的，因為大陸官方對「一個中國原則」有一定的涵義，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是中國在聯合國唯一代表」。如果不把「一個中國原則」弄清楚，海基、海協兩會的事務性協商是難有進展。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其實在台灣方面，1991年3月14日，行政院院會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在進行交流互惠階段第四項：「兩岸應屏除敵對狀態，並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可知台灣方面並非無「一個中國原則」的提法，但主要問題在內涵。

1992年8月1日，國統會通過了「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表明「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香港會談過招拆招 逢山築路遇水搭橋

海基會基於國統會通過「一個中國涵義」文，以此為準，開始與海協會推動，1992年10月28、29日，在香港世貿中心恢復舉行兩岸文書查證協商。海協會代表周寧率先提「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並提出大陸方面所擬定有關「一個中國原則」的五種表述方案。海基會代表許惠佑也提出了五種表達方案，但雙方沒有交集。後海基會再依陸委會授權，就大陸海協會所提表達方案提出之三種修正方案，其中第三修正方案：

「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於妥善解決」。

但此第三修正案，仍未得到海協會的同意，海基會代表許惠佑法律處處長，在10月30日下午會談過程中建議，雙方可以在未來簽屬協議時，用口頭表述的方式各自發表一篇聲明，來解決雙方對於一個中國認知不同的問題，但被海協會代表周寧拒絕，並於11月1日中午離香港返回北京。在離開香港前，電告許惠佑如有必要，可在台北或北京舉行類似的會議，有擇地續談之意。許惠佑在台北授權下，告知周寧續留香港三日，等候大陸方面的回應，隨時可恢復會談。

11月2日，海協會致函海基會，建議在北京、台北、金門或大陸其他地點，舉行「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此函之意，要提高談判階級來確定「一個中國原則」，不言而喻。

求同存異各取所需 口頭聲明各自表達

11月2日晚，陸委會黃昆輝主委召集三位副主委馬英九、高孔廉、葉金鳳和海基會石齊平、李慶平副秘書長，研商對應策略。11月3日上午，海基會發函海協會，告知責成許惠佑法律處處長等七人，續留香港至11月4日中午，以使海協會有所回應，繼續商談，並附一份海基會11月3日之新聞稿。新聞稿中陳述，「本會經徵得主管機關同意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可以接受。」

11月3日上午，海協會收到海基會來函後，海協會孫亞夫副秘書長即以電話告知海基會陳榮傑秘書長：「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這就是九二共識之始；並且共識方案的建議，是陸委會授權海基會向海協會提出的。

11月16日海協會致函海基會，再次重申「尊重並接受」海基會的建議，表達了大陸方面做口頭表述的要點，為「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建議兩會約定各自同時口頭聲明；並在來函的附件中附了海基會10月30日下午所提的口頭表述方案，即海基會的第三修正案。

針對11月16日的海協會來函，11月17日下午四時，海陸兩會高層研商對策。參加者有陸委會黃昆輝主委、葉金鳳、高孔廉二位副主委，何希淳主任秘書、鄭安國處長。海基會有李慶平副秘書長、許惠佑處長。

在此會議中黃昆輝主委裁定，針對大陸海協會16日來函，我方暫不覆函，但用記者會方式，以口頭聲明表達我方立場。黃主委當時指定李慶平副秘書長於下午六時，在陸委會記者會發佈室舉行記者會。

對於海協會建議的「兩會約定各自同時口頭聲明」，李慶平副秘書長表示：「對海協會11月16日來函尊重並接受我方的建議，願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表示歡迎。但我方認為，雙方對此問題的立場、原則，已各自表達過了，不須約定同一時間發表」。

排開政治干擾 奠定辜汪新加坡會談基礎

在海基會未正式覆函海協會11月16日來函的情況下，11月30日海協會來函表示：「貴我兩會應當開始『汪辜會談』進行磋商」，「建議12月上旬在北京或台灣、大陸其他適當地點，或金門舉行預備性磋商，12月下旬實現『汪辜會談』」。

針對11月16日及11月30日海協會來函，海基會12月3日覆函：「我方始終認為：兩岸事務性商談，應與政治性之議題無關，且兩岸對一個中國之涵義，認識顯有不同。我方為謀求問題之解決，原建議以口頭各自說明，至於口頭說明之具體內容，我方已於11月3日發佈新聞稿中，明白表示，將根據『國家統一綱領』及『國家統一委員會』本年8月1日於一個中國涵義所做決定加以表達……」。

12月3日海基會去函海協會後，有關「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並未再成為兩岸兩會協商的障礙，促成了1992年4月底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辜汪會談」。

總結1992年10月底香港會談，及11月3日至12月3日雙方的函件往返，所發新聞稿、電話紀錄，終於解決了如何處理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問題」。

由於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的方式表達，並同意事務性會談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內涵，使當時海基會和海協會之間最難解決的「一個中國」問題，因雙方有智慧的妥協，擱置了爭議，使兩岸關係向前推進。

民進黨執政後立場搖擺 協商嚴重耽擱

2000年4月，當時陸委會蘇起主委，因基於民進黨將於5月20日執政，對1992年「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共識，創一新名詞為「九二共識」，以便民進黨執政後，容易處理兩岸問題。只可惜，2006年6月27日，雖然陳水扁總統在接見美國亞洲基金會會長傅勒博士（William Fuller）等人時表示，新政府願意接受海基、海協九二年「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但6月28日此說被陸委會蔡英文主委所否定。

九二共識在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期間持不承認的態度使海基會與海協會無法進行協商，兩岸關係降到谷底。

重新肯定九二共識 18項協議成果

「九二共識」獲得新的生機，是從2005年4月29日，中國國民黨連戰主席與中國共產黨胡錦濤總書記的「連胡會」後，發表了新聞公報開始。其中二次提到「九二共識」：「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台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共同主張」，「促進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盡速恢復平等協商」，連胡新聞公報表達了大陸領導人正式接受了「九二共識」的提法。

2006年3月23日，馬英九主席在美國華府布魯金斯學會演講，題目「為台灣在亞洲扮演和平與穩定的角色」，他提到「海基會、海協會兩會在香港會談後，未獲書面共識，但在離開香港後，雙方持續藉電傳往返協商，因此兩岸確有共識存在，這項共識就是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但是讓雙方擁有各自表述的空間，也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2008年5月20日，馬英九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表達了大陸政策的主軸為：「以協商取代對抗，以合作創造雙贏」，並主張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協商。

這之前在2008年3月26日，新華社報導指出，大陸胡錦濤總書記與美國小布希總統熱線電話中說，「中國一貫的立場就是中國大陸與台灣應該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協商，『九二共識』就是雙方都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但是同意彼此定義不同」。

兩岸領導人分別肯定「九二共識」，使1992年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得以鞏固，也因此海基會、海協會2008年6月30日恢復協商，舉行第一次「江陳會談」，至今已有18項協議，這些皆是雙方均堅持「九二共識」而有了互信的成果。

鞏固兩岸和平發展期 深化前期階段及內涵

2008年5月20日，中國國民黨再次在台灣執政。因馬政府堅持「九二共識」，采「對等、互惠、尊嚴」原則，「不獨、不統、不武」政策，使兩岸關係由軍事對抗（1949-1978），和平對抗（1979-2008）進入海峽兩岸領導人皆認同的和平發展期，目前可稱為和平發展期的前期階段。但前期階段的理論，及實質內涵，還是相當的薄弱，需要兩岸政府、智庫、有志人士不斷的強化鞏固，和深化。

「九二共識」使兩岸事務性協商奠定互信的基礎，但當兩岸協商由經濟進入文化，再進入政治層面，海峽兩岸需要更進一步的思維與作為，使和平發展期的前期階段的內涵更充實。

由於兩岸60多年來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歷史經驗，大陸方面應認知下列的問題：

一、對抗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若干重要問題，如軍售問題，在「兩岸和平發展期前期階段」，還會存在。

二、台灣的政治環境，使台灣最高決策階層必須考慮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自由民主原則、及民意與選票。

三、台灣逐漸形成兩黨政治，政黨輪替是不可避免。

這些問題在「和平發展期前期階段」，必然發生。大陸如何以包容的態度，來制定進一步對台政策，應慎思深思。

「和平發展期初期階段」有多長？無人可知。但兩岸應共同努力，完成下列的內涵以肆應未來發展：

一、大陸方面何時宣佈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況？台灣方面已在1990年代初期，實質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況，也停止了「動員戡亂條例」。

二、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

三、兩岸簽署和平框架協議。

四、兩岸各自修訂內部的法律，以因應和平發展期的需要。如台灣方面可制定「兩岸關係法」，以替代現有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大陸方面可以考慮制定「兩岸和平發展法」，以替代現行《反分裂法》。

基本法制構築堅實基礎 超越政治障礙

「九二共識」只解決了兩岸事務性協商，可以因「各自表述」、「求同存異」的認知、使兩岸關係不因「一個中國原則」問題，而停滯了兩岸關係的發展。但究未解決兩岸的根本問題，也就是兩岸雙方的政治定位問題。

2000年以來，大陸方面提出「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說法，國民黨吳伯雄副主席2000年底在北京提出「屋頂理論」，連戰主席提「先邦聯、後聯邦」的構想，但海峽兩岸皆未有交集、認真的來研究對方的提法。

所謂兩岸政治定位問題，首先要解決「你是誰？我是誰？」再進入「我們如何融合成誰？」這一政治工程非常複雜艱難，因涉及兩岸各自內部的政治問題。台灣內部，國民黨與民進黨對大陸政策，有相當大的差距，很難得到共識。即使國民黨執政，在立法院佔大多數，也難冒然與大陸就兩岸雙方政治定位問題，進行磋商。

在兩岸難以進入政治協商之時，以各自修訂內部法律，可能是比較易行的辦法。台灣方面已思考通盤檢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如果更上一層樓以整個兩岸關係發展為考量，應修訂為「兩岸關係法」更為適宜。雖困難重重，但在關鍵的時刻，做關鍵的決定，是執政者歷史定位重要的指標。

大陸方面，十六大以來的《反分裂法》，有其針對性及局限性。在進入和平發展前期，十八大以後，若能制定一個包容而有前瞻性的「兩岸和平發展法」，如此在「兩岸和平發展」前期階段，兩岸雖未實質政治談判，但因兩岸各自製定新的有關兩岸的法律，兩岸的「和平發展期」會產生更加穩定性、連續性，及可預期性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