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八大到兩會中共人事佈局之觀察

一、前言

從去（2012）年中共十八大領導人更替到今年「十二屆人大」的政府人事的改組，從而完成了中共政權整體換代交班的第二次權力平穩過渡。這種「集體換代，梯隊接班」的制度，又一次獲得順利運作的印證，這對中國大陸的建設發展，有序蛻變至關重要。

二、「正、副國級」領導安排之觀察

綜觀中共政權的人事改組，一般而言，可以區分成兩大類：一類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階層，在中國大陸被簡稱為「正、副國級」領導；一類政府部門的領導人，在中國大陸被簡稱為「正部級」幹部。

在「正國級」領導人選上，事實上在中共「十八大」結束，所有的人事，就已經訂下，所以在今年的「兩會」上，只是走程序公開而已，基本上沒有任何意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七個常委各有分工，唯一與以往不同的是，國家副主席不由常委之一兼任，而由政治局委員李源潮擔任，是個意外，但是這樣的安排可能不是慣例，因為以往的安排是由常委中的接班人擔任國家副主席的構想，應該是為了可以國家副主席身份出訪，以便提高其國際知名度，為接班作準備，所以到了中共的「十九大」有可能再回歸常委兼任的傳統，或許以後在非換代的時候采此次模式，換代接班時回歸常委兼任的安排。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院長人事，也都事前曝光，在中國大陸可能對此人事是比較滿意的，因為周強、曹建明都是法律專業出身。周強原本和胡春華、孫政才一樣，均被視為第六代接班的熱門人選，然而在「十八大」時並未如胡、孫晉陞政治局委員，如今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也算是適才適所的安排。

在「副國級」領導人選上，包括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這裡面又有區別，應該說國務院自副總理都是各有分工，也各有實權，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的副職，除了第一副職之外，其他多屬位高權虛的榮譽職銜，但縱使如此，仍有許多不同以往的安排。

首先在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的安排上，正如「十八大二中」之後，外界媒體的傳聞，幾無例外，唯一不同以往的安排是楊晶，楊晶在中共「十八大」時，進中央書記處書記，如今又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楊晶在2008年還只是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區政府主席，相當於副省、部級幹部，短短不到五年由副省、部級而接近「副國級」領導，其陞遷速度令人咋舌，而且同時兼黨、政中樞的繁重文牘工作，足證新一代黨、政領導人對楊晶的器重，同時楊晶又是蒙古籍，以少數民族的身份能身居要津，也顯示了少數民族在中國大陸政壇的仕途中，已相對獲得信任，這對中共治理少數民族自然比較有利。

其次是在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沈躍躍原系中央組織部主持常務工作的副部長，雖然在2007年晉為正部級的副部長，但畢竟是副部長，此次晉陞，十分難得。

其三是在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張慶黎、蘇榮、陳元、盧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偉、馬飆等人，他們之中張慶黎、蘇榮、盧展工、王正偉、馬飆，目前都在地方任官，如今又身兼中央政治顧問，其中張慶黎、蘇榮、盧展工都是省委書記、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是以往極少見的安排；陳元、萬鋼、周小川、王家瑞則是中央部會的正部級官員。究竟這樣的安排是為了他們到齡退休後，預作的安排；或為了借重他們的長才，特別升為「副國級」，以便不受正部級年齡之限制。目前看來兩種可能都存在。

三、政府部門的領導之三個思路

在政府部門的領導人主要是在「十八大二中」之後決定，詳細瞭解所有國務院的人事安排之後，可以歸納出三個政府人事安排的思路：即習近平所提出的按人選條件、方面結構及工作需要三者：

以人選條件為主要考量者：基本上是學有專精或經驗豐富為主，其他條件為輔，基本上26位正部級領導中留任的部長應該都是例證。

以方面結構為主要考量者：基本上是代表性、特殊性為主，如掌「人大」的民族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李景田（滿族），他一直是在中央黨校任職，此次轉任民族工作，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馬馼，此次調掌「人大」的內務司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這都是以方面結構為主要考量。

以工作需要為主要考量者：其主要考量則是形勢的需要，如楊潔篪調升為國務委員，未來將兼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而王毅回任外交部長，張志軍任國台辦主任，則是因應美國的再平衡政策、東亞的亂局、以及台灣問題的全方位考量的安排。

四、對台人事安排之考量

中共對台人事安排在以往並沒有任何的規律可尋，有中央部級領導，如丁關根、王毅；有地方省級領導，如王兆國、陳雲林；如今張志軍接替王毅擔任台辦主任乙職，大抵而言，可以歸納出某些仍待檢證的假設，一是具有中央委員身份；二是以中央機關任職之正部級官員；三是豐富的處理國際事務經驗。而中共之所以從三個條件來考慮台辦人選，主要著眼於三個方面：從績效考量、政治路線以及內部協調三方面綜合考量之後所作的安排：

首先是績效考量：不論胡、溫、習、李，對過去五年發展的兩岸關係都是相當肯定和支持的，這代表了以往對台政策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等大方向都是正確的，雖然台灣的民眾在民調的反映上，似乎並沒有顯示出相關的轉變，（參考陸委會歷次有關台灣民眾對兩岸「統、獨偏好」的民調）但畢竟因為時間不長，因此，在習、李體制下沒有理由改弦易轍，特別在「組織路線」上，以具有外事經驗的幹部來主持對台工作，應該是被經驗證明具有一定的效果。

其次是從政治路線：假定習近平的第一任期在兩岸關係政策上是以「深化」和平發展為目標的話，此一目標必然包括進一步夯實和平統一的物質基礎、進一步維護「一中框架」，進一步營造兩岸政治對話的氛圍。而完成政治路線需要組織路線的保證，所以在大陸對台人事佈局的選才著重延攬資深外交官，在可預見的未來由外事系統出任，可能成為常態，主要因為涉台事務，幾乎都與北京、華府、東京的互動關係密不可分，尤其像美台軍售、釣島紛爭，台灣參與國際活動，都與中共十分敏感的外交事務層面，維護「一中框架」是緊密相扣。如果僅憑地方官員的慣性思維處理類似的問題，恐怕難以維護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從此一角度必然可以更好地理解楊潔篪、王毅、陳德銘、張志軍等相關人事安排的基本思路。

其三是內部協調：大家都知道兩岸關係的發展進入「深水區」，所謂的「深水區」就是利益糾葛較深，妥協性較低的領域，未來經濟領域深水區的兩岸談判，本身沒有專業，沒有資望，事事請示、每每需要黨中央出面協調，在談判上，必然陷入被動。而陳德銘正是兼有專業和資望的特長。故而未來對台談判，中共在談判桌上可能表現的更加主動和彈性，如果我方的談判隊伍，依然是專業和政策兩股人馬，則恐極易陷入被動，難以因應。

按照慣例，未來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應該仍由習近平領銜，俞正聲將作為副組長負責日常事務，楊潔篪兼秘書長，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則作為小組成員。小組其他成員，一般包括中央辦公廳主任、海協會長、國安部長、主管金融經貿的副總理、商務部長和代表軍方的副總參謀長等人。

五、結論

經過這次交替，中共的領導幹部形成以「50後」、「60後」為主的幹部群體。他們這一代領導幹部的共同特徵是在「文革」時代的成長經歷，所以他們是一批「經風雨、見世面」的幹部，這代表他們的閱歷豐富；他們也是一批「勤學習、肯上進」的幹部，這代表他們會不斷學習，敢於創新；他們也是一批「擅政治、懂國情」的幹部，這代表他們會務實，立足現實，也有足夠完成目標的政治技巧。

當然從中共自己透露的情況來看，中國大陸要實現2020年為發展目標，一如李克強所說：還面臨一系列困難，包括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分配差距明顯擴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等，新一屆領導集體要應對的挑戰很多，如何有序的克服，的確不易。不過這些出線的領導，也可以說是這一代的菁英，由他們來領導當代的中國人去構築「中國夢」，外界可能不宜小視這一代改革開放創新發展的領導集體和工作隊伍。（2013-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