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東方王道的干城

今年是甲戰爭的120週年，時值美國要「重返亞洲」，利用日本「以日制中」，遏制中國崛起，而使得中日兩國箭拔弩張，令人深恐擦槍走火，我們願回顧歷史以記取歷史教訓，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

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原點

甲午戰敗其實是一場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戰爭，1894年6月，孫中山還有《上李鴻章書》，主張「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可見孫中山對清廷猶抱改革的希望。

唯甲午戰敗後，198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誓言：「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這就不是寄希望於滿清改革了，而是要推翻滿清，「創立合眾政府」。

為什麼要成立興中會，其在宣言中稱：「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夫以四百兆蒼生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虜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興，如斯之極。」

考「近之辱國喪師」，只有8月1日宣戰的「甲午戰爭」；日本曾為中國所封之藩屬，「強藩」就是日本。可見「甲午戰爭」失敗，是激起孫中山奮起革命，成立興中會的直接因素。

甲午戰敗後，1895年，馬關條約割台，而有康有為糾合進京考試的各省舉人「公車上書」。呼籲：「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遷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

「變通新法」就是「變法」，為什麼要變法，乃因「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馴至於亡，與變法而光祖宗之威靈，可以大強，孰輕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

除了「變通新法」外，「公車上書」還言，「今地球既辟，輪路四通，外侮交侵，閉關未得，則萬國所學，皆宜講求」。「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窮理勸學」，故應「各省州縣開藝學書院，凡天文、地礦、醫律、光聲、化電、機械、武備、駕駛，分立學堂，而測量、圖繪、語言、文字皆學之，選學童15歲以上入堂學習」。這也是新學或新文化運動的啟始。

有甲午戰敗馬關割台，而有「公車上書」的「變通新法」，而有「康梁變法」。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言：「吾國四千年來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兩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群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

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有兩條路線，一是革命路線，一是憲政改革路線，這兩條路線都是由甲午戰敗馬關割台直接刺激而開始的，並且還涉及到文化和教育的改革，新文化運動也正式端上了檯面。

日據台灣，以日制中

甲午戰敗馬關割台，開啟了近代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也讓中國陷入了欲振乏力、瓜分豆剖和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

甲午戰敗的賠款兩萬萬兩加上還遼的三千萬兩，時為日本4.5年的財政收入，還有台灣、朝鮮的殖民，造就了日本軍事工業、金融業的體系，和明治工業化的完成。

但反觀中國，被迫向六國銀行貸款，本息還清共六萬萬兩，時大清歲入僅八千萬兩，亦即大清帝國七年半的歲入。

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必需有所積累，積累或由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剩餘價值」而來。中國的賠款成了日本明治工業化的「積累」，但中國卻不但積累被賠光，而且還須償還六國銀行的貸款。

這些賠款，最後必然轉嫁到生產者的身上。中國是農業國，是匱乏經濟社會。中國的農民，穰歲或免於饑寒，凶歲則不免於溝壑。再加上天文數字的賠款，當然更加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鋌而走險，有學問的叫「革命」，沒學問的叫「土匪」。

無論「革命」或「土匪」，一定削弱政府力量，對外更加戰敗，更加割地賠款，更加民不聊生，更加「革命」、「土匪」，中國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惡性循環之中。

甲午戰敗馬關割台，還有美國因素在內。

1854年，打開日本鎖國政策大門的美國遠東艦隊司令培裡（Matthew C. Perry），登陸基隆考察台灣後，給美國當局上了一個備忘錄，就主張美國應該佔有台灣，因為佔領台灣就可以控制東南亞海運樞紐。並且，有一支充分的海軍，就可以控制中國沿海的港口，可以控制中國。可謂「佔領台灣，以台制中」。然當時美國國力未逮，而沒接受培裡的建議。

至1871年，中日條約天津續約談判，其中有准軍事同盟條款，內容洩漏，美駐日公使迪龍（Charles Delong）即致函國務卿費雪（Hamilton Fish）言「此乃美國莫大之災難」，及「日本與中國有所不同，我們應歡迎日本成為一個盟友，當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為一黟伴」。費雪則批示，「設法誘導日本盡可能遠離中國，而與其他強權勢力們，在商業上與社會上結合。」

時值有琉球人海難至台灣，遭原住民殺害，日本代為出頭向大清帝國交涉，總理衙門函覆謂，原住民為「化外之民」，無法處理。

迪龍即找到前駐廈門領事李仙德（charles Legendre）攜琉球與台灣地圖向日本內務大臣副島種臣說：「美國不願略取他國土地，但其友邦如擬擴張疆域，實行佔領他國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國當樂觀其成。」而有1874年，西鄉從道出兵恆春，並有美國顧問卡薩（Dauglas Cassel）和華森（Jaremiah R. Wasson）。然遭原住民頑強抵抗而未能得逞，史稱「牡丹社事件」。美國的遠東戰略則調整為「日據台灣，以日制中」。

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

甲午戰敗，1895年馬關條約談判，中方還請了美國前國務卿福士德（John W. Foster）為顧問，卻與美國駐日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一拉一唱壓迫李鴻章割台。田貝說：「問題出在中國是否希望和平，如果它的確盼和，就應該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福士德也說：「台灣割給日本，並不是那麼可厭，因為這是一個大戰爭的結果，給勝利者一些報酬似乎是自然的。」

馬關條約終於實現了美國的「日據台灣，以日制中」，但卻陷中國於萬劫不復之地。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清王朝覆滅；民國成立，但又袁世凱竊國；接著又是軍伐割據；雖北伐統一，但又蔣介石清黨，國共內戰。

終至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美國的「日據台灣，以日制中」，成功的遏制了中國的自強運動，但也鼓勵了日本的野心。終於，1941年12月，日本竟然膽敢偷襲美國珍珠港，企圖一舉殲滅美國海軍太平洋基地和艦隊。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雖有主張「脫亞論」的福澤諭吉，但也有主張「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亞洲論」者。「亞洲論」者至今還有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主張「脫美入亞」和「東亞經濟共同體」。

明治元老闆垣退助（1837-1919）雖主張「征韓論」，但卻在馬關割台後，主張中日兩國當合作亞洲的防務，中國負責亞洲的陸防，日本負責海防，作為中日兩國合作橋樑的當是日本「新附民」的台灣漢民族。要台灣人擔負此一任務，就必須善待台灣人，取消殖民統治的民族差別待遇政策，而倡立「同化會」。

1914年3月，板垣退助應邀來台。3月19日，板垣退助在歡迎會上致答辭說：「余想，在亞洲，究竟不能以日本一國來擔負全盤之國防（上指區域安全）責任；是故陸上軍備可委託支那（中國），海面軍備可由日本來擔當，然後始能期其堅實。是以有和支那人締結親交之必要。而要開其端緒，（若）捨本島（台灣），實無他法可想。」

後板垣還南下考察，發表演講：「世界為人類之共有物。將人口由過多之地移向稀薄之地，此乃自然之法則。美國人之暴論，任誰亦不能與之相容。因此，日本人作為亞細亞的一分子，非與支那提攜共同扺御白人不可。我台灣最接近支那，適於與其親善融和。故在台內地（日本）人實有尊重人種、充分保護本島人生命財產之必要。余此次之行，乃視察台灣之治績，仔細調查土（台灣）人與內地人之關係，以促成充分同化為目標。」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

同年12月20日，板垣退助又來台參加「同化會」的創立典禮，並被推舉為總裁。但在1915年2月13日，即被台灣總督府以「輕言同化寧非癡人說夢」取締之。

1924年，孫中山為北上共商國是，和平統一中國，經日本，11月28日，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說：

「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美國學者對於一切民族解放的運動，視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美國為了「重返亞洲」、「戰略再平衡」，而姑息日本將釣魚台國有化、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甚至鼓勵安培解禁集體自衛權，讓日本愈來愈走向軍國主義復活的道路，以期「以日制中」。

但日本也必須要認識到，美國為了遏制中國崛起而「以日制中」，並不是要日本取代中國崛起而獨霸西太平洋，而是要中日互相制衡，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以能讓太平洋成為美國的內海。日本永遠只能做美國霸道主義的鷹犬，而不能做亞洲的主人。

何況，今日的中國已非「大刀向鬼子們頭上砍去」的中國了，而是發射洲際飛彈的中國了；今天的中國已不是血肉長城的中國了，而是核子長城的中國了。

美國不願為台獨與中共一戰，而會為比台灣更小的「尖閣群島」與中共一戰嗎？美國不願讓中國崛起，而會讓日本獨霸亞洲「大東亞共榮」嗎？日本若為眼前的小便宜，而甘為美國「以日制中」的鷹犬，最後終究得不償失，甚至連小便宜也佔不了。

真正成為亞洲的主人

值此甲午戰爭雙甲子之際，我們不能不想起那錐心刺骨的歷史傷痛，也不能不更珍惜現在兩岸中國人的和平與成就，及今日東亞的和平繁榮。

美國「重返亞洲」遏制中國崛起，終於是不能成功的，日本還甘心被利用做西方霸道的鷹犬，而不肯回到亞洲做東方王道的干城？日本國民當認真思考孫中山先生當年對日本的忠告了，不要再蹈「以日制中」而落得無條件投降的覆轍了。日本國民必須認識到，只有中日攜手，與亞洲各國合作，亞洲人才能真正成為亞洲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