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爭奪東亞主導權的歷史考察

歷史上中日為爭奪東亞主導權，曾有過三次交鋒。第一次是明朝中後期，由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發動侵略朝鮮和明朝抗倭援朝戰爭；第二次是自清末日本為吞滅琉球、佔據台灣、兼併朝鮮而與中國發生的局部戰爭；第三次是民國期間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及隨後爆發「蘆溝橋事變」而與中國發生的全面戰爭。考察歷史上中日的三次爭鋒，對我們瞭解當前中日因釣魚島之爭而日趨緊張的東亞局勢不無幫助。

「以小星巨而霸天下」

明朝中期，國力開始衰退，昔日的朝貢國也逐漸脫離中華文明統治。而日本正好結束了戰國時代的混亂局面，進入由關白豐臣秀吉為首領的安土桃山時代（1573-1600年）。日本各大藩主在野心勃勃的豐臣秀吉引領下，趁著明朝的國力衰敗，在東亞悄然崛起，並且開始構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華夷秩序，試圖取明朝而代之，成為東亞的龍頭老大。

1588年，豐臣秀吉通過薩摩藩主島津義久送達文書給琉球國王尚永，威脅琉球國王向日本稱臣納貢：「方今天下一統，海內向風，而獨琉球不供職。關白方命水軍，將屠汝國。及今時，宜遣使謝罪，輪貢修職，則國永寧，茲特告示。」（伴信友：《中外經緯傳》，轉引自陳尚勝《論日本江戶幕府對清朝統一台灣問題的關注……以「華夷變態」為中心》）。

1591年秋，豐臣秀吉又委託商人帶書到呂宋（今菲律賓）：「自壯歲領國家，不歷十年而不遺彈丸黑子之地，域中悉統一也。由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也欲征大明國，蓋非吾所為，天所授也。如其國者，未通聘禮……不移時日，可偃幡而來服。若匍匐膝行於遲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不宣。」（參看鄭梁生《明日關係史研究》第462頁）顯然，豐臣秀吉這通文書也是在威脅呂宋加入到朝貢日本的藩屬國家體系中。

從以上豐臣秀吉致琉球和呂宋的文書可以看出，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關白不僅以上承天命自居，而且還試圖「以小星巨而霸天下」，用征討明朝來威嚇東亞國家向其稱臣朝貢。顯然，此時的豐臣秀吉已清晰地認識到，要在東亞地區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首先必須打敗明朝和取代其在東亞地區的上國地位。

1592-1598年，豐臣秀吉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企圖以朝鮮為跳板進攻明朝，結果失敗。豐臣秀吉亦因戰爭失敗、眾叛親離而死。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取代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建立江戶幕府政權。德川家康鑒於豐臣秀吉發動侵朝戰爭的失敗，不得不改變以征伐明朝為目標的全方位對外擴張政策，暫時擱置了與明朝爭奪東亞龍頭老大的軍事行動。德川幕府一方面與朝鮮開展「修信使」外交，另方面通過薩摩藩加強對琉球的擴張行動，並於1609年春對琉球王國採取了軍事行動，迫使琉球國王尚寧向薩摩藩稱臣朝貢，而德川家康也授予統治薩摩藩的島津氏對於琉球王國的控制權，造成日後琉球王國明屬中國暗屬日本的局面。其最終目的是要使琉球脫離中國向日本稱臣，繼而威脅朝鮮入貢，安南、交趾、占城、暹邏、呂宋等國上表輸誠，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地區國際關係體系，完成豐臣秀吉未竟的事業。（參看陳尚勝《論日本江戶幕府對清朝統一台灣問題的關注……以「華夷變態」為中心》）。

先包圍後改善

近代以來恢復天皇制後的歷屆日本當政者，無不以完成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的未竟事業為己任，直至今天的安倍晉三政權也不例外。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以來，曾先後到訪亞洲多個國家。首次外訪即是越南，之後又訪問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安倍的外交活動，體現了日本希望與這些東盟國家強化關係，以便對中國形成「制衡」之勢，實施他提出的所謂「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

以上安倍的舉措在在表明，日本正積極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試圖通過拉攏亞洲的其他國家，聯手制衡中國。而安倍的所謂「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以及他在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中的強硬表態，足以顯示出日本在外交上試圖突破戰後「持守和平」的框框，在軍事上開始掙脫「專守防衛、不做軍事大國」等《和平憲法》規範下的政策的束縛，將戰略由防守轉向進攻的態勢。筆者認為，安倍「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目的乃是謀求利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和目前中日釣魚島的緊張局勢，以使日本在軍事和外交上悄然崛起，實現向「正常的」大國轉型，重溫往昔「大和民族」作為東亞龍頭老大的舊夢。

日本將自身武裝成軍事大國，是要作美國控制東亞地區的鷹犬，這點可從美國在亞洲所採取的一系列強化東亞安全的舉措，如加強美日安保合作、公開宣佈《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以及對北韓的軍事崛起施加壓力等等行動中看得出來。就美國而言，要在東亞維持主導地位，第一是要穩定目前的局勢，而北韓發展核武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第二是要防範中國作為軍事大國的崛起，以免引起不均衡的區域衝突和緊張。為達此目的，美國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扶持日本作為軍事大國，使之與中、朝勢力抗衡。

目的在突破和平憲法的框架

事實上，日本一直都有與中國爭東亞龍頭老大的野心，自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後，日本就地區安全問題上的政策與中國的崛起產生了分歧和矛盾，從而加快了它在美國的卵翼下謀求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步伐；同時，日本用於「防衛」的軍備也大幅度升高，成為目前世界上的第二位軍備大國；當美國發動對伊戰爭之際，日本也主動積極地要求派遣「自衛隊」參戰。日本的這些舉動，大大增加了中國及東亞國家的警惕，特別是二戰時期深受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東亞國家，對日本實施周邊事態法案、確認「日之丸」及「君之代」的法律地位、將「自衛隊」升格為正規軍和通過《有事三法》等這些象徵著軍國主義還魂的舉措產生疑慮和關切。而近年來日本政府不斷在釣魚島問題上挑釁中國，日前內閣決議解禁集體自衛權，目的就是要突破「和平憲法」的框架，向「正常國家」邁進，重整昔日「大和民族」的雄風，與正在崛起的中國一決高下。

「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美國加大力度介入南海事務和美國助理國務卿福克斯（Michael Fuchs）提出的「三不」主張（即：一、各方不再奪取島礁與設立前哨站；二、不改變南海的地形地貌；三、限制針對他國的單邊行動），使南海島嶼爭議問題日趨緊張。有學者建議中國當局應改變思路，分層次地對待南海紛爭。對於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應該堅持雙邊談判原則，反對外來勢力干預和國際化趨勢；對於涉及南海地區公共安全的議題，如海洋環境保護、反恐、打擊海盜等問題，應積極考慮地區合作，利用現有的地區合作機制發出自己的倡議。此外，中國還可以考慮提議由中國和東盟共同建立有關討論南海非傳統安全或公共安全問題的論壇等等。

然而，究竟應該如何分層次地對待南海島嶼爭議問題？筆者認為，中國在外交上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做兩手準備。同時需進一步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堅持在維護「主權在我」的前提下討論「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問題。為此，筆者認同某些學者的論點，即當前中國的南海政策應當首先破解將東盟作為一個整體與中國談判南海問題的困局。首先與權益爭議較小的印尼完成海疆劃界，通過合作或者適度的讓步與汶萊等小國達成諒解，集中力量解決與越南的島嶼爭議糾紛。中國必須充分認識到在南海諸多島嶼爭議中，與越南的糾紛是南海問題的焦點或曰主要矛盾。在這一主要矛盾短時期無法解決的條件下，中國可在已被越南開發的其他爭議島嶼或區域重新設定開發專案，以「先開發、後合作」的方式推動「共同開發」，爭取與越南共謀南海問題的和平解決，必要時還必須作好「亮劍」的準備。也即是「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基於此，筆者認為，面對美國大力介入南海問題及日趨緊張的局勢，中國學者特別有必要仔細研究歷史上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及其外交政策，以及二戰後美、日等國對東南亞各國採取的立場和外交政策，同時還有必要研究其他類似解決海域爭端的國際法案例以及外交實踐，為政府有效解決南海問題提供參考。

加強國內立法措施及落實領有權

此外，由於美國暗中操縱，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南海爭端所面臨的國際形勢越來越複雜，中國除提出嚴正抗議和交涉之外，應採取更多積極措施來維護中國的領土和主權，首先是要加強國內法的立法措施，特別是要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來指導國內立法程式，以便日後進一步宣示對這些區域的領有權時有法可依。另方面，兩岸的中國人必須攜手合作，加強對南海諸島的實際管轄，包括護航護漁、對島礁的發展建設等等。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真正落實「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