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軍訪台的意義及其以後

一、浮雲未遮月

台灣鬧出「318事件」後，中國大陸就出現兩種聲音：一是台灣既然不要，那就算了，張主任此時來台亦無意義；另一種聲音則認為，不能把「318事件」視為台灣人民，在台灣社會任何措施有人讚成、有人反對都是正常現象，張主任此時更必須赴台。何以最終張主任訪台之行延遲成行，個人以為首先要從中國大陸發展的大格局來瞭解，顯然自新世紀的第二個10年以來，中國大陸的處境，並不順利，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的海上疆域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菲律賓無賴挑釁、越南猖狂偷竊。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中國崛起得越快，它所遇到的麻煩就越多，可以說中國崛起的速度和遭遇的麻煩成正比；這就是在國際有種反華的幽靈在亞洲上空，有意讓中國大陸不能夠和平崛起，希望讓中國沒有和平的環境。而這股幽靈，發現在台灣海峽的上空是和平的、交流交往的；在這樣的大格局下，台灣的「318事件」應該只是國際反華的幽靈的棋子、馬前卒而已；果真因此而中止了兩岸事務負責人方才啟動的交往，則不僅將「318事件」的部分台灣人民的反對擴大化，而且是正中國際反華的幽靈的邪計。其次是構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心願，是兩岸關係的光明大道，是民意正道，更是現階段北京對台政策的戰略目標，自然不可以因為部分台灣民意的干擾而改弦更張，擴大顯示北京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誠意。其三回顧1999年，當時中國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正籌劃訪台之行，就是由於李登輝的刻意阻撓，最終功虧一簣，然而李的言行系官方行為，而且是惡意破壞「一個中國」原則，與「318事件」的本質和性質大相逕庭，倘因此而中止張主任的開拓和平之旅，則是授之以柄，影響日後兩岸可能的正式交往。從這個大格局來看，「318事件」對北京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影響，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戰略不會因為台灣民間反對的聲音而改變。從這個角度來看，張志軍這次回訪的意義，不僅要顯示大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決心，而更重要的是表明大陸要延續和平發展機遇期，實現重大的戰略目標。所以，北京政府當然要促成張志軍訪台之行，努力去維護兩岸關係的和平環境，利用和平的戰略機遇。

二、行程透真義

對於張志軍的訪台之旅，大方向雖然未受干擾，然而具體行程安排不可能不費思量，我覺得此次張志軍在行程上，有三個講究以突顯和平、傾聽、淡化政治的意涵，以達到政治效果：

第一是將張志軍訪台安排成「行政之旅」而不是政治之旅。從訪台的行程安排來看，基本上，除了禮貌性的回訪式的政治安排，與陸委會的王郁琦主委見面之外，其他的都是與地方首長的晤談，突顯其行政之旅的意義，而不是政治之旅，避免有心人士刻意曲解為突破兩岸關係的深水區，平添此行的不必要困擾。

第二、這次張志軍訪台行程安排，時機上正是中共在大陸開展第二波群眾運動路線教育的時期，張主任的行程安排基本上是接近民眾，訪俗問風，問候鄉親，走訪基層，恰恰體現出群眾路線教育在對台工作上的重要實踐。因此，張志軍此行從行程的安排來看，應該是大有收穫，不僅僅是預期的收穫，也有預期之外但又意料之中的認識，肯定對日後的對台工作大有裨益。

第三、以行政接觸來平衡以往對台工作的偏頗：行程安排來看，此行頗有平衡台灣各區，平衡國、民兩黨，創新對話渠道的設計與安排，當然其中最受矚目還是與陳菊市長的會面，最後雙方會面如果一如平面媒體報導，則形式效果大於實質效果，不過此種形式效果由於是在台灣上演，因此，仍有其里程碑的重大意義。所以，以這三種安排來體現張志軍訪台的定位，是一次鞏固兩岸關係和平之旅，是一次傾聽群眾聲以重建互信的安排，也是總體成功的安排。

大家都把張主任的訪台之旅，定位為建立了「兩岸事務負責人」的制度化會見的里程碑，但是2016年之後，如果台灣再次出現政黨輪替，主張台獨、分裂中國的民進黨執政，你覺得張志軍還會來嗎？我覺得恐怕應該重新思考。

第一個，如果民進黨拿到政權，它繼續否定「九二共識」反對「一中原則」，在這種情況下，我不知道張志軍怎麼來。

第二個，現在民進黨內有人再提凍獨的主張，雖然凍獨的主張提了好多年，提了好多次，凍獨的主張能不能過，前景並不樂觀。如果民進黨在2016年選舉之前的凍獨過了，但它仍然可以反對「一中」，所以第二種情況是2016年之後民進黨執政，這樣張志軍要不要來？恐怕也不容易。

第三種最樂觀的情況是，民進黨宣佈概括承受國民黨8年所做的一切，繼續推動，而不說有沒有一中共識。

三、和平是正道

從北京的角度看，張志軍台灣之行最為重要的轉變就是「大陸因素」在台灣選舉中，從完全是一個負面的因素，已變成一個重要的議題，從這個意義來看，大陸的對台工作已經很有收穫了。從民進黨在這一次張志軍訪台的過程中，相對的積極表現，在318之前它就說不反對張志軍來台，也不會去抗爭，蔡英文當選主席之後說希望見面，儘管她有前提，其後沒有見面，但是已經公開政治態度，另外陳菊也被安排見面，就是說，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是康莊大道，所以國民黨對於「國、共」兩黨共同構建這樣一條兩岸關係的道路，國民黨應該振振有詞地宣傳，不能停留在馬英九「三不」的泥淖之中，藉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把台灣從落後中振興；抓住先機為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服務，才能讓台灣重新成為世界的資產，利用這個時機來壯大自己，壯大台灣，國民黨真做到了這些，其經營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路線才能成為主流，為國民黨下一步鞏固與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作為奠定必要的群眾基礎，在這個方面國民黨應該多談、常談，以挽回自己的頹勢。

其次，張志軍以「群眾路線」的方式掃了台灣一遍，到底對國民黨的大陸政策有無影響，有何影響？國民黨應該深刻研究，好好反省。以便為國民黨沒有辦法深入基層，沒有辦法深入南部，沒有辦法感動學生，找出癥結所在。特別是建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型論述，如在堅持中華民國憲法中，如何提出兩岸政治相互定位的合情合理安排，說服台灣民眾，才是國民黨在未來的兩岸關係中進行政治談判的籌碼。如果國民黨一味要求北京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而沒有自己的政治方案，則北京提出的方案，國民黨盲目地拒絕，那就變成了民進黨，如果接受不論什麼方案，都將被視為賣台，所以國民黨在民進黨也同意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趨勢之後，就必須立即啟動思考兩岸政治上「合情合理」安排的方案是什麼，才能有屬於台灣的兩岸關係的和平與發展。

四、設辦當務急

其三，當下兩岸關係的當務之急是促成兩岸兩會辦事機構的互設：從邏輯上說，2016年如果真正出現政黨輪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頗值得憂慮，站在民進黨的立場應該也不希望兩岸完全中止接觸，以免兩岸關係發生誤會性的衝突，所以在未來官方不接觸的情況下，兩岸兩會互設的辦事機構在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上，就具有極不平凡的意義與功能。所以民進黨也不應反對兩岸兩會辦事機構的互設，此一機構肯定意義非凡，希望「國、民」兩黨都能認清此一措施的未來意義，共同促成，才是台灣民眾之福。一旦兩岸兩會的辦事機構設立了，必能發揮「服務民眾」、「執行協議」、「即時溝通」三大項，以便積累彼此的長期的互信。「服務民眾」這是雙方均無異議的功能，應該說也是兩岸當前希望成立兩岸兩會設立「辦事處」的最初始的動機和目的，由於雙方人民的往來已近千萬人次，其中可能產生的非常態事故，也大大增加，因此，確需成立立即服務民眾的機構，才能及時有效地為民眾解決困難，立足在解決民眾困難上，自然可以簽發證件，以方便兩岸人民的往來和全球的旅行，以便兩岸聯手進軍世界。

兩岸簽訂的協議很多，未來必然更多，為了取信雙方官民，協議的執行情況，有否缺失，如何補救，尤其涉及民眾利益的問題等，這些問題如果有了「辦事處」自然可以及時搜集意見，實證地理解效果，適時反饋，以便雙方的協商議題更能貼近實情，糾正偏差，這是「辦事處」在成立初期，極為重要的功能，此一功能的發揮，才能彰顯此一「辦事處」特殊的、長期存在、不同其他代表機構的功能。

「即時溝通」是兩岸兩會設立「辦事處」初期，唯一承擔的政治功能部分，目前的兩岸關係在信息的傳達上，可以依賴特使、智庫、傳媒或學者，既不及時，又依賴二手傳播。從台灣看，由於常常將退休學者、將領的媒體發言視為北京官方的看法或是試探，因而，在媒體、名嘴和反對黨的炒作之下，台北官方被迫反應；從大陸看，則常常是正反資訊雜陳，真偽信息兼有，難識正誤。兩者均容易造成先誤解再還原，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而言，一直是十分不當的處置方式。而兩岸兩會設立的「辦事處」，就可以即時轉述第一手的信息，以便消除誤解，正確回應，這一點尤其在兩岸關係危險或不穩定之際，更有必要，從此一意義上說，兩岸兩會設立的「辦事處」，也可以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化安排的環節之一，有其絕對的必要。

從以上的設計，我們以為如果這三項功能得充分展現的話，兩岸互信必然可有效地擴增，兩岸有了互信，就減少政治的顧慮和政治猜忌，兩岸關係如果走到這一步，自然有許多當今視為難題，視為禁忌的議題，就都可能有機會，從不同角度，不同視界開展協商，尋找新的可能，新的答案；當然任何新生事物均不可能依據設計者的邏輯去運行，特別是在兩岸關係的相互定位在法理和事實實上，存在如此的落差，是以不但兩岸之間，存有變數，各種外國勢力，尤其是美國這種完全自私自利的國家，更是必然在兩岸之間，為自己的私利見縫插針，只要對之有利，必然無所不用其極的利用或破壞。因此，預測未來一旦兩岸兩會，在兩岸設立了「辦事處」之後，可能遭遇到的變數，事先擬妥若干因應的備案，以便在「辦事處」運行之後，處理好各種突發的緊急事故，增加兩岸互信，應該是兩岸當局必須做好的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