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移植為何深陷泥淖？（中）

同理，今天西方國家確實比較好地實現了民主政治。多黨競爭、公民普選、代議制政府就是西方政治民主的具體形式。但是，這種政治民主並不意味著西方社會的根本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更不意味著西方社會的本質是民主。把一個社會中極小範圍的決策機制當做整個社會的根本制度是一個不當跨越，這是把非本質的局部機制誤當整個社會的本質。

二、西方民主輸出不能承受之重

《經濟學人》的文章對西方民主移植遭遇的問題進行了檢討，但根本的問題出在哪裡？為什麼西方民主難以在其它國家移植？文章卻沒有進一步分析。學術界討論西方民主輸出失敗的文章並不少，但大都把失敗歸結為引入西方民主的國家發展水平落後，無法在短時期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政體，如果假以時日，西方民主終究會移植成功。這種說法似是而非，並沒有指出問題的關鍵。發展中國家移植西方民主的遭遇困境的最根本之點，在於沒有明白西方的政治民主是一種高度空洞化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的穩定就在於它根本不解決任何利益攸關的實質性問題。發展中國家總是傾向於把西方的民主制度視為解決所有實際問題的萬靈藥方，從而賦予了從西方引進的政治民主無法完成的任務，最終導致政治無序和社會分裂。

西方現代社會是隨著自由市場的成長而發展起來，經濟力量一直高於政治力量，資本凌駕於政府之上，所以，西方只有政治民主，而無社會民主。民主在西方社會只能局限在政治的範圍，而政治的範圍極為狹小。所謂把政府關進籠子，就是把民主政治關進籠子，這是西方民主政治可以穩定而持續的關鍵之所在。當政治脫離了經濟，當政治很少直接牽涉社會公眾的切身利益時，政治變得空洞化，政治選舉和政治爭辯也就自然變得簡單和無關緊要，政治的運轉也就變得非常平穩。這種政治的空洞化是西方民主的最大優勢。當然，這種模式有另外的弊端。比如政府及其活動被擠到一個非常狹小的角落，缺乏對資本的制約和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平衡，政府無法對社會整體發展做出長遠的理性規劃，政府與平民百姓的根本利益很少相干。在這種社會結構下，民眾政治冷漠，投票率低下，私權力對公權力的主導和掌控、資本對大眾利益的巧取豪奪是普遍現象，但這些弊端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本文想指出的是，西方政治內容的空洞化和在社會活動中的邊緣化恰恰是西方政治能夠保持相對穩定的根本原因。當政治變得空洞和無所謂，政治上的爭鬥也就不會你死我活，政治趨於穩定是符合邏輯的結果。

所以，西方民主的多黨競爭、公民普選、代表制度、政治分權看起來莊嚴巍峨，但實質上，並不具有解決根本性經濟利益衝突的功能。由於社會的高度市場化，大多數社會問題通常都由市場的競爭法則去解決，而無需民主政治染指；西方民主也不能解決族裔衝突和國家認同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礎。一般說來，西方政治通常只是在外交、稅收和福利三個社會領域發揮作用。在西方國家，外交事務在整個政治生活中佔據了最主要的地位，主管國家外交事務的國務卿或外交部長和主管國家防務的國防部長是最重要的內閣成員。眾所周知，政府外交和國防事務以維護國家利益為主要事務，離普通百姓的個人利益相當遙遠；稅收與福利的多少與個人雖有關係，但在個人的經濟利益中並不具有主導意義。況且政府總要保持連貫性，每一屆政府在稅收和福利上調整的幅度實在有限。所以，在一個資本居於主導的社會，政治具有高度的空洞性。多黨競爭、一人一票的形式通常不會引起社會各個群體的激烈紛爭。但如果把這種空洞的政治模式移植到另一個國家，委以解決社會群體利益衝突的重任，就有可能進一步放大社會矛盾，加劇社會衝突，撕裂社會群體，從而引發重大的社會危機。

根據世界各國發展的歷史，經濟與政治清晰切割的社會結構通常只會出現在先發國家。因為，在先發國家，是資本成長在先，國家成長在後，私權力對社會的主導和控制在先，政治作為資本權力的附庸，成長在後。所以，西方各個先發國家的政治依附於資本符合歷史的邏輯。不過，後發國家的情況就有很大不同。後發國家的私人經濟與資本先天弱小，國家常常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所以，在幾乎所有的後發國家，救國或建國都是壓倒一切、優於一切的首要任務。這種情形造成了國家或政府在社會的發展中起著主導作用，社會處於一種政治總動員的狀態，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自由市場與政府、私權力與公權力之間很難進行明晰的切割。社會的高度政治化導致政治涉及太多的經濟利益而無法空洞化，政治在社會中處於中心地位而無法邊緣化。誰掌握了政治權力，誰就掌握了國家命脈，誰就能夠獲取巨大經濟利益。在這麼一種經濟與政治重合的國家，如果推行民主，民主的形式就必然跟西方社會那種空洞的、被擠壓在社會一隅的政治民主形式有所不同，必須是一種能夠涵蓋全社會，內容更加複雜多樣的社會民主，而社會民主的形式並不是像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那樣簡單。如果在經濟政治高度交融的社會照搬西方空洞的政治民主模式，很容易激起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不同族群的激烈衝突。稍有不慎，社會就有可能在政治衝突中崩潰。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其社會結構來自東亞經濟政治高度一體化的社會傳統，經濟政治制度儘管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西方，但經濟與政治不僅沒有明晰切割，而且相互滲透很深。台灣的基層議員通常都跟地方經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從好的一面看，台灣的議員跟民眾打成一片。凡是百姓的婚喪嫁娶，議員都盡量參加，跟著喪家披麻戴孝叩頭的議員不在少數，議員跟民眾呈現出水乳交融的狀態。但這種社會結構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待續】

（轉載自觀察者網 http://www.guancha.cn/han-zhu/20140404_21947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