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連戰或是國、共近平

一、前 言

連戰應邀參加中共在今（2015）年9月3日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慶祝活動，特別是參加中共政權的閱兵大典，由於連戰先生歷任中華民國的重要職位，也正值台灣又近大選期間，因此，他的參與行動在台灣引起重大的話題，特別是此次的喧鬧，從藍而綠，從馬英九而台聯闖將，有語言有行動，嗆聲反對。歸結來看，其反對不外兩點：

其一、在抗戰之時，中共是在虛應，根本不抗日，連戰之行是肯定了中共的抗日史觀。

其二、中共正以武力脅迫台灣，所以連戰之行，等於同意了中共對台的武力威脅。

然而這兩種看法，應該都是經不起推敲的說法，個人看來，至於連戰此行喚起了在台灣已經處於失智症的中國國民黨，還知道勉強地嘶喊一聲，「抗日是我們在打的」，單單此點，真正的中國國民黨就應該好好感謝！感謝連戰了。

二、抗日乎？抗戰乎？

自從國民政府北伐勝利，1927年定都南京之後，日本加緊了侵華的步伐，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公然侵華的開始，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階段，從1931到1937年即全民抗日政府不抗戰，1937到1945是全中國以抗戰來抗日的階段。在中國國民黨事實上更準確地描述是蔣介石的歷史中，對上述的階段的歷史敘事，有兩個重要的論斷：一是「抗戰八年論」；二是「中共不抗日論」，兩者又是息息相關，前者是支持國民政府領導抗戰，後者藉以獨佔抗戰的功勞。

這樣的論點，主要的盲點在於很難解釋：從1931年7月1日，日本在東北製造「萬寶山事件」屠殺中國農民；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製造「柳條湖事變」，爆發「九一八事變」；1932年1月16日日本在東北成立「滿州國」。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發動「上海事變」1933年1月1日日軍進攻山海關最後雙方簽訂《塘沽協定》等等，日本侵略中國領土，侵犯中國主權時，何以長達六年國民政府完全沒有抗日的命令？在執行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嗎？果如是，則到了1937年安內就有成效了嗎？何以1937年的「七七事件」是犧牲的最後關頭呢？事實上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因為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所以蔣在「西安事變」之後，被迫抗日，從而有了1937年的「七七事件」後的領導抗戰。

在抗戰期間，按國民政府後來的宣傳是「中共不抗日」，並宣傳毛的內部講話，稱中共在抗戰期間執行所謂「七二一方針」，即「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當然中共是絕不承認，其實國民黨也提不出過硬的鐵證，其後就以共軍人數越打越多，將領只犧牲兩個作為「證據」，其實我們就以國民黨的說法，也只能說中共消極抗日而不能說不抗日；例如國軍抗戰的主要戰役22次，就沒有列1937年9月太原會戰之下的平型關戰役、1940年8月～1941年1月的百團戰役，因為那是中共的八路軍打勝的。事實上，當年在兩場戰役之後，蔣介石、何應欽都曾去電祝賀。平型關戰役八路軍自稱擊斃日軍3,000或10,000人，數據的水分很大，但是蔣致電稱「二十五日一戰，殲寇如麻，足證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勵所部，繼續努力。」百團戰役此役也是八路軍在太原會戰之下的「平型關伏擊戰」之後，唯一較具規模而且是中共的軍隊指揮，獨立作戰；由於作戰初期的戰報統計不一（因戰時資訊取得不易），其中一說為105個團參戰，因此被稱為「百團大戰」，戰鬥結束後，國民黨方面，何應欽、衛立煌、閻錫山等軍政長官先後致電八路軍總部，盛讚百團大戰說「不惟予敵寇以致命之打擊，且予友軍以精神上之鼓舞」，並表示「嘉慰實深」。蔣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懷發來了嘉勉電稱：「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其後到了台灣，中華民國抗戰的歷史中，這些歷史就消失了。

至於說到中共消極抗日，積極發展，其實蔣介石當年也將重兵駐在潼關，伺機反共，並沒有真誠全力執行國共的兩次合作，例如1944年9月為解救在滇西龍陵的遠征軍，美國的史迪威提出調圍堵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大軍南下作戰。蔣介石堅決反對，最終導致了史迪威的離任。從此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抗戰徹底喪失了信心，連向中國軍隊提供武器的熱情也冷卻了。後來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的回憶錄稱「中國軍隊一心只放在監視共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所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永發公允地說，說哪一方「不抗日」其實沒有意義，應該說雙方都有抗日的作為，但也都考慮到自己在國內權力上的位置，因此也不斷有矛盾。此一形勢所迫的假合作，導至後來國共雙方均以成王敗寇的立場和心態來編造歷史，教育自己統治的人民。

共產黨在當代史面前的扭曲和選擇性的編造，以論帶史，把歷史看成為勝者謳歌的工具，比之國民黨更不遑多讓。因此，共產黨批評國民黨消極抗戰，只是為了醜化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好獨吞勝利果實。

從1931到1937年國民政府不抗日是事實，但是這一段時間從1931到1934年中共正在所謂的中央蘇區應對國民政府的「剿匪」，1934到1936年是「長征」，西安事變之後中共才在陝北落腳，有了延安的根據地，所以完完全全與抗日無關，更談不上領導，連被領導的資格也沒有；1937年初國共第二次合作，這是兩個在戰場上生死大仇的死敵之間的「合作」，坦白說是大敵當前的假合作，所以在合作期間，國民政府對國軍的「八路軍」、「新四軍」是另眼相待的，當然中共也不可能與宿敵合作，因此「吃碗內，看碗外」是兩黨共有的心態，以上述的「百團戰役」為例，當時毛澤東獲知「百團大戰」的捷報，一開始對彭德懷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再組織一、兩次？」但後來這項「戰功」竟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的批評主要有兩點：一說打百團大戰，為何也不先報告請示一下？二則怪罪百團大戰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100個團參戰，蔣介石很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後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的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

紅衛兵在鬥彭德懷時，更指出朱德、彭德懷的「百團大戰」犯了路線的錯誤，指出「百團大戰」是「保衛了重慶」，「保衛了蔣介石」，「把日軍的主力從正面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毛的批評、紅衛兵的指控清清楚楚地說明了，中共當年縱使抗日，目的也在引導日本打國民黨的部隊，以便保留實力對付蔣介石，當年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富拉基米諾夫還寫道：「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他還說「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足證中共在抗戰的主要策略就是引日滅蔣，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說自己領導抗戰，說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那不僅是歪曲歷史，而且是侮辱人民的智商。陳永發也指出，無庸置疑地，國民政府才是對日抗戰的主角，一方面所謂敵後戰場的游擊武力，並不只是共產黨，國民黨也有很多部隊在敵後打游擊。二方面正面戰場還是抗戰的重點，如果沒有國府在正面勉強擋住日本人，共黨也沒有機會經營起在西北與華北的根據地。

三、連戰呼？永平呼？

如今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又在蠢動之際，「國、共」兩黨是繼續以狗搶骨頭地姿態延續內戰，或是藉挫敗日寇70年之際，找一個長期和平的「永平」之道呢？顯然主張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真正的中華兒女沒有不希望「國、共」10年前的和解，在取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初步成果之後，進一步要逐步打開「蔣、毛」的遺產，也必須清除他們的遺毒，化解兩黨的深仇，只有清除他們的遺毒，才能真正繼承他們的遺產，則「國、共」的第三次合作才能超越前人的局限，鋪陳來者的坦途。

從此一意義來看，中共政權刻意將活動訂名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相對而言，中共注意到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這個中性的名稱來舉辦紀念活動，便於全球華人和世界各國政要參加，換言之，不再糾纏於「誰領導抗戰」的宣傳內戰，以中國人民為主體，從人民的角度紀念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勝利，放下仇恨，但不忘教訓，銘記歷史，珍惜和平；因此連戰和其他台灣各界人士參與此一盛會，其實是證明中華民國存在，台灣人民嚮往和平、愛好和平、反對殖民、反對法西斯的一種方式，各界沒有理由盲從民粹，橫加責難，何況中共在此次的閱兵中也邀請了國軍的抗戰老兵參與，這正是中共首次向大陸民眾承認國民黨軍隊是抗日的；然而由於馬政府失去反統戰的胸襟和膽識，而中華民國的國軍將領缺少超越蔣氏抗戰史觀的見識。

有人說中共沒有放棄武力統一，國防部也及時出版白皮書，佐證中共對台的飛彈增加了一百枚，事實上以當今的兩岸情勢，中國大陸是沒有理由，也全無必要以武力解決，因為兩岸的軍力相去太遠，已經不是同一檔次的軍事能力；其實兩岸的和平，兩軍互信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而互信是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想要真正構建兩岸關係有保障的和平，自然不能放棄每一個可以積累和平的資產，特別是居小的一方。

從另一角度來看，迄今為止，世界上那一個國家不是以武力來維持和平，人類也只能一方面探索和平，另一方面以武力保障和平，自古皆然，看看日本戰敗後，有美國的保護傘依然拚命發展武力，如今更是露顯軍國主義的獠牙，但表面上都是為了和平。

中國大陸作為新興的大國，其思考的模式，自難超越時代局限，國防部前副部長林中斌認為，中共軍力不是針對台灣，而是著眼整個亞太地區，台灣不需過分擔憂；中正大學國安研究中心主任宋學文也指出，中共更多是不想在美、日面前示弱，政治意涵大於軍事意涵。

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並不欣賞北京當局以「炫武」的作為慶祝方式之一，因為以今日的科技大體而言，別人也都知道，估計外人不知道的，中共也不會輕示於人，同時閱兵的節目太缺乏創意，熱鬧有餘嚇阻不足，也不可能真正見效，反而中國人講的是「不怒而威」、「備而不用」、「以弱示之」的國力哲學，是以70週年的大慶，若以和平為中心，展出當今中國大陸的「軟實力」和「潛實力」才是真正「強大無畏」，「不惹事、不怕事、敢真面」大國的最高表現。

以戰止戰，和平只是戰爭的休止符；能戰示和，則和平就是戰爭的休止符。中國人不追求連「戰」，而盼望的是「永平」。

四、習近平，連永平

面對中華民族如此重大的日子，如何從歷史的深刻教訓中，學習去接近和平，創造新和平－－一種非武力保障的、連續的、永久的新和平，這才是中華民族歷經百年的磨難之後，貢獻給世界最珍貴的軟實力。如何作呢？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2015）年7月30日就「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回顧和思考」進行的第25次集體學習。提出推動兩岸史學界「共用史料，共寫史書」的提議，肯定是一個建設性、正能量地為兩岸相互尊重，建構和平的新起點，「國、共」兩黨毫無疑問都是中華民族現代化道路上的「中流砥柱」，以往兩岸中國人的當代史中，滲透太多個別領導人的恩怨，是以難窺其究竟，如今當事人紛紛凋零，全世界已經來到全球化的當口，有許多的變化全面而快速的逼近，兩岸之間如果能以民族利益為前導，以人民為中心來反思國、共兩黨過往對民族所作的努力，對人民所犯的錯誤，共同譜寫中華民族現代化的奮鬥史，這不僅僅是化干戈為玉帛，而且是化仇恨為學習，在此基礎上的合作，是沒有共同敵人的，沒有外在形勢逼迫下的合作，自然超越了「國、共」前兩次的合作；這樣所建構的和平，自然是立基在真正互信之上的和平，是在共享的基礎上共同書寫所建立的和平；這樣的和平是全球化典範下的和平，它將不同於國家典範下的和平，不是恐怖平衡下的和平，而是將異質性之間尋找和諧的法則，所以是具有未來性的和平。是新和平是永久的和平。

以此一意義來看，我們以兩岸不應只有官方出面號召，而應有民間出資，成立基金會，在官民合作下，兩岸求才，甚至可以兼聘個別國際相關學者，定期集會，成果公開，接受公議。逐步成為兩岸共享話語權的當代史，這裡所顯示的不僅僅是民族自信、政權自信、政黨自信、民間自信，更是中國的自信。如果初見成效，此一方法完全可以試用於當今中國大陸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等等複雜變化的難題，尋找共同發展之道。

五、結 論

如今中國國民黨的權力人土完全不思黨的未來，遺忘黨的精神，困守的孤島不但不是奮起發展的基地，反而在心態上、邏輯上都失去了應變危機，前瞻未來，規劃方向的能力，，特別表現在處理抗戰勝利70週年這樣的中華民國的大事件上，不但無法英揚九天，帶動風潮，糾正錯誤，反而越來越像《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所說的bumbler，只能跟隨民粹，以別人的論述，內鬥自己的同志，致使依然執政的政黨，竟不敢大肆慶祝自己國家的盛事，真正愧對中國國民黨的先進同志，更無足以慰告當年捍衛中華民國而犧牲性命的三千多萬英魂；當年孟子曾評齊景公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如今的馬政府在主導了近八年的兩岸和平發展之後，碰上正統的問題，自己不作，還不許自己同志去對岸爭正統，這與齊景公的絕物何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