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連戰或是國、共近平

評藍綠共同「批連」的鬧劇

楊開煌
(銘傳大學教授兼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 言

連戰應邀參加中共在今(2015)年9月3日北京舉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慶祝活動,特別是參加中共政權的閱兵大典,由於連戰先生歷任中華民國的重要職位,也正值台灣又近大選期間,因此,他的參與行動在台灣引起重大的話題,特別是此次的喧鬧,從藍而綠,從馬英九而台聯闖將,有語言有行動,嗆聲反對。歸結來看,其反對不外兩點:

其一、在抗戰之時,中共是在虛應,根本不抗日,連戰之行是肯定了中共的抗日史觀。

其二、中共正以武力脅迫台灣,所以連戰之行,等於同意了中共對台的武力威脅。

然而這兩種看法,應該都是經不起推敲的說法,個人看來,至於連戰此行喚起了在台灣已經處於失智症的中國國民黨,還知道勉強地嘶喊一聲,「抗日是我們在打的」,單單此點,真正的中國國民黨就應該好好感謝!感謝連戰了。

二、抗日乎?抗戰乎?

自從國民政府北伐勝利,1927年定都南京之後,日本加緊了侵華的步伐,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是公然侵華的開始,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階段,從1931到1937年即全民抗日政府不抗戰,1937到1945是全中國以抗戰來抗日的階段。在中國國民黨事實上更準確地描述是蔣介石的歷史中,對上述的階段的歷史敘事,有兩個重要的論斷:一是「抗戰八年論」;二是「中共不抗日論」,兩者又是息息相關,前者是支持國民政府領導抗戰,後者藉以獨佔抗戰的功勞。

這樣的論點,主要的盲點在於很難解釋:從1931年7月1日,日本在東北製造「萬寶山事件」屠殺中國農民;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製造「柳條湖事變」,爆發「九一八事變」;1932年1月16日日本在東北成立「滿州國」。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發動「上海事變」1933年1月1日日軍進攻山海關最後雙方簽訂《塘沽協定》等等,日本侵略中國領土,侵犯中國主權時,何以長達六年國民政府完全沒有抗日的命令?在執行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嗎?果如是,則到了1937年安內就有成效了嗎?何以1937年的「七七事件」是犧牲的最後關頭呢?事實上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因為1936年底的「西安事變」,所以蔣在「西安事變」之後,被迫抗日,從而有了1937年的「七七事件」後的領導抗戰。

在抗戰期間,按國民政府後來的宣傳是「中共不抗日」,並宣傳毛的內部講話,稱中共在抗戰期間執行所謂「七二一方針」,即「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當然中共是絕不承認,其實國民黨也提不出過硬的鐵證,其後就以共軍人數越打越多,將領只犧牲兩個作為「證據」,其實我們就以國民黨的說法,也只能說中共消極抗日而不能說不抗日;例如國軍抗戰的主要戰役22次,就沒有列1937年9月太原會戰之下的平型關戰役、1940年8月~1941年1月的百團戰役,因為那是中共的八路軍打勝的。事實上,當年在兩場戰役之後,蔣介石、何應欽都曾去電祝賀。平型關戰役八路軍自稱擊斃日軍3,000或10,000人,數據的水分很大,但是蔣致電稱「二十五日一戰,殲寇如麻,足證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勵所部,繼續努力。」百團戰役此役也是八路軍在太原會戰之下的「平型關伏擊戰」之後,唯一較具規模而且是中共的軍隊指揮,獨立作戰;由於作戰初期的戰報統計不一(因戰時資訊取得不易),其中一說為105個團參戰,因此被稱為「百團大戰」,戰鬥結束後,國民黨方面,何應欽、衛立煌、閻錫山等軍政長官先後致電八路軍總部,盛讚百團大戰說「不惟予敵寇以致命之打擊,且予友軍以精神上之鼓舞」,並表示「嘉慰實深」。蔣介石也向朱德、彭德懷發來了嘉勉電稱:「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其後到了台灣,中華民國抗戰的歷史中,這些歷史就消失了。

至於說到中共消極抗日,積極發展,其實蔣介石當年也將重兵駐在潼關,伺機反共,並沒有真誠全力執行國共的兩次合作,例如1944年9月為解救在滇西龍陵的遠征軍,美國的史迪威提出調圍堵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大軍南下作戰。蔣介石堅決反對,最終導致了史迪威的離任。從此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抗戰徹底喪失了信心,連向中國軍隊提供武器的熱情也冷卻了。後來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的回憶錄稱「中國軍隊一心只放在監視共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所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陳永發公允地說,說哪一方「不抗日」其實沒有意義,應該說雙方都有抗日的作為,但也都考慮到自己在國內權力上的位置,因此也不斷有矛盾。此一形勢所迫的假合作,導至後來國共雙方均以成王敗寇的立場和心態來編造歷史,教育自己統治的人民。

共產黨在當代史面前的扭曲和選擇性的編造,以論帶史,把歷史看成為勝者謳歌的工具,比之國民黨更不遑多讓。因此,共產黨批評國民黨消極抗戰,只是為了醜化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好獨吞勝利果實。

從1931到1937年國民政府不抗日是事實,但是這一段時間從1931到1934年中共正在所謂的中央蘇區應對國民政府的「剿匪」,1934到1936年是「長征」,西安事變之後中共才在陝北落腳,有了延安的根據地,所以完完全全與抗日無關,更談不上領導,連被領導的資格也沒有;1937年初國共第二次合作,這是兩個在戰場上生死大仇的死敵之間的「合作」,坦白說是大敵當前的假合作,所以在合作期間,國民政府對國軍的「八路軍」、「新四軍」是另眼相待的,當然中共也不可能與宿敵合作,因此「吃碗內,看碗外」是兩黨共有的心態,以上述的「百團戰役」為例,當時毛澤東獲知「百團大戰」的捷報,一開始對彭德懷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再組織一、兩次?」但後來這項「戰功」竟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的批評主要有兩點:一說打百團大戰,為何也不先報告請示一下?二則怪罪百團大戰這樣宣傳,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同時,使得蔣介石增加了對我們的警惕,你宣傳100個團參戰,蔣介石很慌。他一直有這樣一個心理——害怕我們在敵後擴大力量,在他看來,我們的發展,就是對他的威脅。

紅衛兵在鬥彭德懷時,更指出朱德、彭德懷的「百團大戰」犯了路線的錯誤,指出「百團大戰」是「保衛了重慶」,「保衛了蔣介石」,「把日軍的主力從正面戰場吸引過來,有利於國民黨」,毛的批評、紅衛兵的指控清清楚楚地說明了,中共當年縱使抗日,目的也在引導日本打國民黨的部隊,以便保留實力對付蔣介石,當年共產國際駐延安代表彼得.富拉基米諾夫還寫道:「當然,中共對侵略者也消極應付,並不排除有一些戰鬥行動,但是,這種行動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還擊而已。」他還說「中共軍隊誇大戰果、以掩蓋準備內戰」。足證中共在抗戰的主要策略就是引日滅蔣,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說自己領導抗戰,說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那不僅是歪曲歷史,而且是侮辱人民的智商。陳永發也指出,無庸置疑地,國民政府才是對日抗戰的主角,一方面所謂敵後戰場的游擊武力,並不只是共產黨,國民黨也有很多部隊在敵後打游擊。二方面正面戰場還是抗戰的重點,如果沒有國府在正面勉強擋住日本人,共黨也沒有機會經營起在西北與華北的根據地。

三、連戰呼?永平呼?

如今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又在蠢動之際,「國、共」兩黨是繼續以狗搶骨頭地姿態延續內戰,或是藉挫敗日寇70年之際,找一個長期和平的「永平」之道呢?顯然主張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真正的中華兒女沒有不希望「國、共」10年前的和解,在取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初步成果之後,進一步要逐步打開「蔣、毛」的遺產,也必須清除他們的遺毒,化解兩黨的深仇,只有清除他們的遺毒,才能真正繼承他們的遺產,則「國、共」的第三次合作才能超越前人的局限,鋪陳來者的坦途。

從此一意義來看,中共政權刻意將活動訂名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相對而言,中共注意到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這個中性的名稱來舉辦紀念活動,便於全球華人和世界各國政要參加,換言之,不再糾纏於「誰領導抗戰」的宣傳內戰,以中國人民為主體,從人民的角度紀念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勝利,放下仇恨,但不忘教訓,銘記歷史,珍惜和平;因此連戰和其他台灣各界人士參與此一盛會,其實是證明中華民國存在,台灣人民嚮往和平、愛好和平、反對殖民、反對法西斯的一種方式,各界沒有理由盲從民粹,橫加責難,何況中共在此次的閱兵中也邀請了國軍的抗戰老兵參與,這正是中共首次向大陸民眾承認國民黨軍隊是抗日的;然而由於馬政府失去反統戰的胸襟和膽識,而中華民國的國軍將領缺少超越蔣氏抗戰史觀的見識。

有人說中共沒有放棄武力統一,國防部也及時出版白皮書,佐證中共對台的飛彈增加了一百枚,事實上以當今的兩岸情勢,中國大陸是沒有理由,也全無必要以武力解決,因為兩岸的軍力相去太遠,已經不是同一檔次的軍事能力;其實兩岸的和平,兩軍互信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而互信是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想要真正構建兩岸關係有保障的和平,自然不能放棄每一個可以積累和平的資產,特別是居小的一方。

從另一角度來看,迄今為止,世界上那一個國家不是以武力來維持和平,人類也只能一方面探索和平,另一方面以武力保障和平,自古皆然,看看日本戰敗後,有美國的保護傘依然拚命發展武力,如今更是露顯軍國主義的獠牙,但表面上都是為了和平。

中國大陸作為新興的大國,其思考的模式,自難超越時代局限,國防部前副部長林中斌認為,中共軍力不是針對台灣,而是著眼整個亞太地區,台灣不需過分擔憂;中正大學國安研究中心主任宋學文也指出,中共更多是不想在美、日面前示弱,政治意涵大於軍事意涵。

從個人的角度來看,並不欣賞北京當局以「炫武」的作為慶祝方式之一,因為以今日的科技大體而言,別人也都知道,估計外人不知道的,中共也不會輕示於人,同時閱兵的節目太缺乏創意,熱鬧有餘嚇阻不足,也不可能真正見效,反而中國人講的是「不怒而威」、「備而不用」、「以弱示之」的國力哲學,是以70週年的大慶,若以和平為中心,展出當今中國大陸的「軟實力」和「潛實力」才是真正「強大無畏」,「不惹事、不怕事、敢真面」大國的最高表現。

以戰止戰,和平只是戰爭的休止符;能戰示和,則和平就是戰爭的休止符。中國人不追求連「戰」,而盼望的是「永平」。

四、習近平,連永平

面對中華民族如此重大的日子,如何從歷史的深刻教訓中,學習去接近和平,創造新和平--一種非武力保障的、連續的、永久的新和平,這才是中華民族歷經百年的磨難之後,貢獻給世界最珍貴的軟實力。如何作呢?

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今(2015)年7月30日就「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回顧和思考」進行的第25次集體學習。提出推動兩岸史學界「共用史料,共寫史書」的提議,肯定是一個建設性、正能量地為兩岸相互尊重,建構和平的新起點,「國、共」兩黨毫無疑問都是中華民族現代化道路上的「中流砥柱」,以往兩岸中國人的當代史中,滲透太多個別領導人的恩怨,是以難窺其究竟,如今當事人紛紛凋零,全世界已經來到全球化的當口,有許多的變化全面而快速的逼近,兩岸之間如果能以民族利益為前導,以人民為中心來反思國、共兩黨過往對民族所作的努力,對人民所犯的錯誤,共同譜寫中華民族現代化的奮鬥史,這不僅僅是化干戈為玉帛,而且是化仇恨為學習,在此基礎上的合作,是沒有共同敵人的,沒有外在形勢逼迫下的合作,自然超越了「國、共」前兩次的合作;這樣所建構的和平,自然是立基在真正互信之上的和平,是在共享的基礎上共同書寫所建立的和平;這樣的和平是全球化典範下的和平,它將不同於國家典範下的和平,不是恐怖平衡下的和平,而是將異質性之間尋找和諧的法則,所以是具有未來性的和平。是新和平是永久的和平。

以此一意義來看,我們以兩岸不應只有官方出面號召,而應有民間出資,成立基金會,在官民合作下,兩岸求才,甚至可以兼聘個別國際相關學者,定期集會,成果公開,接受公議。逐步成為兩岸共享話語權的當代史,這裡所顯示的不僅僅是民族自信、政權自信、政黨自信、民間自信,更是中國的自信。如果初見成效,此一方法完全可以試用於當今中國大陸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等等複雜變化的難題,尋找共同發展之道。

五、結 論

如今中國國民黨的權力人土完全不思黨的未來,遺忘黨的精神,困守的孤島不但不是奮起發展的基地,反而在心態上、邏輯上都失去了應變危機,前瞻未來,規劃方向的能力,,特別表現在處理抗戰勝利70週年這樣的中華民國的大事件上,不但無法英揚九天,帶動風潮,糾正錯誤,反而越來越像《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所說的bumbler,只能跟隨民粹,以別人的論述,內鬥自己的同志,致使依然執政的政黨,竟不敢大肆慶祝自己國家的盛事,真正愧對中國國民黨的先進同志,更無足以慰告當年捍衛中華民國而犧牲性命的三千多萬英魂;當年孟子曾評齊景公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如今的馬政府在主導了近八年的兩岸和平發展之後,碰上正統的問題,自己不作,還不許自己同志去對岸爭正統,這與齊景公的絕物何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