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兩岸內戰的悲劇延續下去

1986年，我和尹章義、王永等同好，為「台獨」扭曲台灣史和澄清台灣認同問題，而成立了台灣史研究會。我任理事長，尹章義副理事長，王永秘書長，並籌備1987年舉辦「台灣史學術研討會」，還去函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邀請他們能派學者與會。廈大派的是陳孔立教授，社科院派的是徐博東教授，但因為台灣當局不准陳、徐兩人入台，而未能成行，只好「文到人不到」而缺席。

1987年11月，台灣當局開放台胞大陸探親，於是1988年台史會就組織了一個學術訪問團前往大陸，分別在廈大和社科院召開兩場學術研討會。

雖然，我們都是個別申請赴大陸探親，但還是被偵知是台史會赴大陸的學術訪問團，而被告知：只能探親，不能「學術」，也不能組團。我們只好把「台灣史研究會學術訪問團」改成「台灣史研究會學術訪問不是團」，但其他一概行程照舊，而成為自1949年以來台灣第一個赴大陸的學術訪問團。為此，我們還被禁足出境一年。

在社科院的研討會上，見到了博東兄，才得知他是北大歷史系畢業，時任北京聯合大學歷史學教授，並不是社科院台研所的研究人員，他準備赴台提交給研討會的論文寫的是丘逢甲，因為他父母於抗戰期間參加丘念台組織的抗日救亡團體——「東區服務隊」。 丘念台的父親丘逢甲，也是他們廣東蕉嶺的鄉先輩。那時，博東兄與人合作撰寫的大陸第一部《丘逢甲傳》剛剛出版。

社科院台研所主要的工作是動態研究，沒有歷史研究人才，社科院台研所李家泉副所長，與徐博東熟識，所以在接到台史會的邀請函後，遂推薦博東兄以社科院台研所「特邀研究員」的名義，代表該所赴台出席台史會的學術研討會。從此博東兄投入台灣現狀研究，從「路邊攤」一直幹到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榮退。

與博東兄見面後，才知道，他父母原是抗戰期間丘念台東區服務隊的隊員，他是在廣東博羅縣的羅浮山沖虛觀由蔣碧玉接生的。 蔣碧玉是蔣渭水的養女，1941年與夫婿鍾浩東、李南峰及蕭道應夫婦潛赴大陸參加祖國抗戰，被誤為日諜而被捕，差一點被國民黨槍斃，幸得丘念台出手相救，才得以洗清脫險，並加入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

光復後，鍾浩東回台在基隆中學校長任內，犧牲於白色恐怖；蔣碧玉亦坐牢達12年之久。

徐博東的父親徐森源，「七七事變」後即投身於抗戰活動，隨後參加「東區服務隊」，時為國共合作抗日，因接觸馬列主義，終於加入中共。抗戰勝利後，由組織批准來台，先後任基隆中學事務主任、訓導主任，博東兄的母親潘佩卿任教員，而尚在繈褓中的博東則被留在蕉嶺家鄉由祖母撫養。1947年，徐森源又由時任台灣省黨部主委的丘念台舉薦，擔任首屆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潘佩卿則任職於省立台中市育幼院會計。1949年，基隆中學案發，鍾浩東等被捕，博東的父親奉命隻身撤回大陸，而留下博東母親和三個在台出生的弟弟。自此骨肉離散竟長達40餘年，夫妻再見時已是天人永隔，徐家四兄弟也已經是40多歲的中年人了！

巧的是，蔣碧玉是我們中國統一聯盟的創盟執行委員，居然是博東兄的接生婆，更想不到的是，我和大妹小時候就是台中市育幼院的院外院童，每個月領的育幼院救濟金都是出自博東兄母親的會計之手。同是天涯淪落人，如今讀到博東母親恰在那個年代寫的日記，不免再次勾起我童年時代落難的回憶，真是有說不出來的感慨！

所以，博東兄要我為他母親日記的出版寫篇序言，我義不容辭，不能不說幾句。

我九歲，母親在白色恐怖中犧牲，父親判刑七年，外祖母帶著我和三個妹妹，其中小妹尚未滿週歲，我們在台中人生地不熟，家無分文收入，我和大妹申請為育幼院院外院童，不必住進育幼院，每個月可領17元。外婆經常要我們在市場下市之後，去撿些菜葉子回來。好點的做菜吃，差的喂雞鴨，我們從來沒有吃過外婆的雞鴨，雞鴨是外婆逢年過節時賣了換現錢的。而這些尚在其次，背負著「匪諜子女」原罪的我們，在政治上、社會上所受到的監管和各種的歧視，其心靈的創傷，更難以用語言來描述……。

讀完了博東母親的日記，一個年輕的媽媽隻身在台灣撫養三個兒子，雖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但母兼父職，負擔沉重，尤其是想家，想離別的丈夫，那種難以忍受的孤獨、寂寞和無奈躍然紙上，令人動容。但所幸者，從日記中，似乎看不出來，博東母親因其父親是「共諜」而受到太大影響，是國民黨當局不知其父親具有「共諜」身分來台？或者因其父親已回大陸無法追究？抑或有身居高位的念台先生的庇護？……我們現在已不得而知。

倒是因為博東母親滯台，其父又曾任國民黨台中縣黨部書記長，他的許多戰友都犧牲了，而他卻能安然跑回大陸，因此在文革期間，被打成「特嫌」遭嚴格審查，博東兄也因此而莫名其妙地成了「可教子女」受到牽連，大學畢業時，竟被「發配夜郎」——我父親的故鄉貴州省遵義縣農村（看來，我和博東兄還真是有緣！）直到文革結束，博東的父親得到平反，他才又調回北京。

我母親雖因白色恐怖在台犧牲，但她在大陸的姐姐和兩個弟弟卻因她來台而於文革期間被批判鬥爭。我大舅章夢濤竟因「十萬青年十萬軍」，當過國民黨軍官，而遭坐牢18年。二舅章仲禹亦遭下放勞改，打倒「四人幫」後才得以解放。大舅後來得以為遼寧工程技術大學力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被授予市、省、煤炭部勞動模範，全國優秀科技工作者，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及全國先進工作者。二舅在改革開放後，在科研上連連獲獎，其科技發明還獲國際專利，並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

我們從來沒有接到過母親死刑的判決書，父親出獄後，也絕口不提母親的事。

保釣期間，友人陳平景到北京，見到周恩來，提到我和陳鼓應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周恩來特別下令對台廣播不要提「台大哲學系事件」，以免加重國民黨對我和陳鼓應的迫害。

1988年，我率台史會學術訪問團到廈大開研討會，一天主辦單位人員突然跟我說，有一位你母親的朋友從北京來要見你，然後開車帶我到另一個旅館。一位長者看見我，拉著我的手，眼淚直落，那就是賈亦斌先生。直覺上，我覺得賈公當是我母親的領導，但究竟是什麼關係，賈公一個字也不說。後來大舅跟我說，你媽去台前曾叮囑，如果有事可以找賈公幫忙，但文革時，賈公自己也被鬥垮。

1990年代初，中國統一聯盟和大陸統促會在香港開會，新華社的黃文放還跟我說起「台大哲學系事件」，當時周恩來表示，為了要解放台灣犧牲了不少同志，擔心以後統一恐怕也要犧牲人。

直到白色恐怖平反，我也成為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受難人家屬代表董事，才在台北軍人監獄找到當年移送父親入監的判決書。母親的罪名是「煽惑軍人（先父）逃叛」，父親的罪名是「明知（先母）為匪諜而不檢舉」。

1948年，外婆帶著我和兩個妹妹隨父親來台練兵，母親留職上海郵局，判決書的大意是：上海赤化後，母親思家心切，被中共當局利用，來台勸說父親，如解放軍攻台，不要抵抗。

但是，我把判決書給賈公看，賈公看了直說「不對」，如何是「對」，賈公又是一個字不說。後來，我又去請教楊斯德先生，楊老後來告知母親是「愛國主義烈士」，此外又是一個字不講。什麼是「愛國主義烈士」，大陸朋友告訴我，非黨員犧牲的是「愛國主義烈士」，黨員犧牲的是「無產階級烈士」。

我已遵父親遺言，把他和母親的骨灰合葬於南昌靈山烈士公墓。母親的姓名也被刻在北京西山公園無名英雄碑上。但現在賈公已作古，楊老也當百歲，他們不說，我除了「愛國主義烈士」外，對母親之死仍一無所知。所以，我特別有感於吳小珊對博東母親日記「讀後感」中所言：

「台灣海峽兩岸隔絕37年，台灣當局有限開放29年，66年來，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而奮鬥一生的前輩多已作古，就連我們這些晚輩已然六、七十歲，再不抓緊收集整理台灣光復以來散落在兩岸的史料，恐怕後人很難接續上了。這段歷史，不應該被遺忘。前輩們的家國情懷，我後輩子孫更應該發揚光大。」

賈公、楊老的守口如瓶，當是有鑑於兩岸尚未結束政治對立。博東兄和我兩家的悲劇，當是源於國共內戰兩岸對立，我們都是受害者。並且，自台史會研討會後，我和博東兄又不約而同的以兩岸和平統一為志業，為不能讓這民族悲劇延續下去而奮鬥。其實，這不但是我們的志業，更是我們的切身之痛！

是為之序。

王曉波2016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