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選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在傷筋動骨、元氣重創之下,今後如果沒有痛定思痛、破釜沉舟的改革決心,沒有大破大立、刮骨療傷的改革魄力,依舊給人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觀感,那麼2018年九合一選舉和2020年大選國民黨恐將勢難再起。究竟國民黨應該如何改革,才能再一次捲土重來?
國民黨改革的關鍵為何?
有人說國民黨改革的關鍵在於重視和培養青年,有人說加速世代交替最為關鍵,有人指出政二代應讓位給其他無顯赫背景的優秀人才,還有人認為國民黨應該強化新媒體和社群網路的經營能力,這些問題雖然都很重要,卻不是改革最核心的問題。
有人甚至還提出國民黨改革的藥方是全面本土化,把「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台灣國民黨」。然而,過去20年國民黨在國族論述上不斷與民進黨拿香隨拜,已經證明如此只會進一步自廢武功,加速擴大民進黨和泛綠陣營在台灣民眾中的「政治心靈市佔率」,並激化黨內深藍和地方派系的矛盾與分裂危機。
國民黨改革的真正關鍵,在於能否回到孫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的創黨路線,在於能否重新拾回「以民為本」的創黨精神,在於能否再次喚回以服務人民、振興中華為己任的創黨黨魂,切切實實地將基層百姓和弱勢族群放在心中,坦坦蕩蕩地將民族富強和國家統一的大纛豎立起來,才能重新恢復為一個具有黨魂和戰鬥力的進步政黨,而不再只是一個選舉機器。
國民黨應重拾孫中山創黨黨魂
孫中山指出:「凡一政黨欲求發達求長久,必須黨員明白黨義,遵守黨德。」只是今天在國民黨內還有誰真的了解並且實踐三民主義?還有誰在選舉場合中會喊出「振興中華」?
按照孫中山自己的話來說,三民主義就是專門用來「打不平」的主義,「民族主義是用來對外國人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用來對本國人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
其一、民族主義是中華民族用來抵抗帝國主義的法寶,是救中國和強中國的利器,強調全體中國人的團結而非分裂。孫中山曾說,「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同時諄諄告誡日本「要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勿做西方帝國主義的鷹犬」。因此,不論從民族大義出發,還是從百姓福祉考慮,中國國民黨都不應再為美國「以台制中」的戰略充當馬前卒,而應將振興中華以及國家民族最終的和平統一明確定為黨的目標,同時面對台灣當前在教育、媒體、學術、網路輿論等各領域全面「去中國化」的浪潮也應全力反制,在台灣大力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精神堅定捍衛「兩岸同屬一中、兩岸同表一中、兩岸共享一中」,讓中華文化的思想和中華民族的認同滲透到台灣人民的血液之中。
其二、民權主義不僅是為了推翻封建帝制和軍閥割據,也並非以西方歐美的代議士選舉制度為圭臬,其目的是建立「良性民主」、避免「病態民主」,是要探索一條適合中國人的「協商式民主」和「共識性民主」,而非「投票式民主」和「民粹式民主」。國民黨從2014年九合一選舉到今年的大選兩度慘敗,不僅敗在自身黨德不彰、黨魂無存,也敗在多年來對民粹政治的放任。欲改革當前台灣的民主文化,國民黨首先應從自身的黨內民主改革起,建立黨內水平和垂直的協商機制,勿讓黨內惡鬥繼續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笑料。同時,國民黨應該放棄過去對「單一選區兩票制」的立場,帶頭與其他在野小黨一同研擬如何改革當前選制「票票不等值」的缺陷,讓小黨也能展現多元聲音。此外,也應強化黨紀,慎選和培養真正心繫百姓而非圖利個人仕途的政治人才,以民權主義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用」。
其三、民生主義的精神是扭轉貧富不均,目標是實現全民均富,理想是建立公平而進步的社會。孫中山曾指出,「那種少數人的富是假富,多數人的富是真富。」「社會革命的原因,便是由於社會上貧富太不均……預防這種社會革命,以達到生活上幸福平等的道理,便是民生主義。」當前國民黨內充斥資本家及其代言人,對當前台灣「M型社會」下的民間疾苦以及世代不公下的青年發展困境難以感同身受,兩岸和平紅利多數被與國民黨有關的財團把控,大部分基層民眾難以得到公平和有效的分配,使得國民黨與人民的距離越來越遠,這是近幾年台灣各種反國民黨的公民運動接連爆發的重要原因。國民黨若想重拾民心,便不應繼續維護資本家的利益,而應當說服資本家主動回饋社會、為基層民眾謀福,善盡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同時,國民黨也應積極推動各種財稅、金融、土地、房屋等相關法規的改革,讓社會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能夠更加公平,以民生主義真正「苦民之所苦、憂民之所憂、急民之所急」。
國民黨改革的理論基礎與歷史經驗
在此需要辨析的是,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並非水火不容,與此相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其實就是社會主義,將社會主義與三民主義對立起來其實是後人的曲解。孫中山曾表示,「民生主義者,即社會主義也……得有土地及資本之優勢者,悉成暴富,而無土地及資本之人,則轉因之謀食艱難。由是富者愈富,貧者益貧,則貧富之階級日分,而民生之問題起矣。」同時孫中山還指出,「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實為人類之福音。」
基於以上認識,孫中山進一步主張「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這便是孫中山晚年推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等三大政策的思想基礎,代表孫中山晚年改組更名後的中國國民黨具有中間的性質。孫中山有關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思想,不僅可以作為連結國、共兩黨非常重要的理論橋樑,同時也能為國民黨重新轉為進步方向提供理論基礎。
國民黨在歷史上曾經四度改革,儘管每次轉向的領域和幅度都有所不同,但這幾次政黨方向的調整都為國民黨延續政黨香火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轉變是在1922年陳炯明叛變之後,孫中山痛定思痛,一方面對三民主義的理論進行深化,另一方面則在1923年1月26日與蘇聯特使越飛簽訂《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開啟了中國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在政治和軍事上國民黨因此取得重要的政治盟友和大量的武力財政援助,同時也擴大強化了國民黨在中國的社會基礎,此次改革直到1927年蔣介石發動「上海4.12清黨事件」而結束。
第二次轉變是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最終接受張學良與楊虎城所提出的「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張,國、共兩黨達成第二次合作,雙方共同奮力抗日之下挽救了中華民族的危亡,最終日本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
第三次轉變是1949年蔣介石遷台後,吸取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從1949年至1953年陸續推動「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之後又推行「土地重劃」和「平均地權」,一方面通過土地改革來解除資本與勞動力的桎梏,另一方面試圖抵消中國共產黨當時在大陸推行土地改革對台灣的影響,客觀上幫助國民黨在台灣的政權站穩腳跟。但是必須指出,當時國民黨也同時在全台展開白色恐怖大清洗,土地改革也不徹底,徵收土地地價的補償資金轉移到工商企業,台灣的封建土豪搖身一變成為地方財閥,因此這個階段國民黨的本質仍然是個保守政黨。
國民黨的第四次轉變是在蔣經國晚年,面對台灣黨外民主運動和本土化的浪潮,蔣經國意識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此開始大量吸收本省菁英,於1986年開放組黨,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解除港、澳觀光禁令,1988年解除報禁。這一系列政治鬆綁雖未改變其保守體質,但卻為國民黨在台灣社會繼續立足創造了條件。
孫中山晚年改組創立的中國國民黨本就是一個中間的革命政黨,是一個和人民站在一起而非與人民對立的人民政黨,只是後來者背離了孫中山的創黨精神和遺志,才造成這個百年老黨的保守性質,將國民黨與人民的距離越拉越遠。國民黨四次轉變的歷史證明,只有回歸中間路線,才能重拾民心、重新獲得社會基層的支持。經歷2014和2016年兩場慘敗後,如今國民黨唯有徹底轉變,回歸孫中山及三民主義的理想,以民生主義推動公平合理的經濟分配政策改革,以民權主義推動台灣的良性民主政治變革,以民族主義號召台灣人民共同反獨促統,參與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當中,如此失去黨魂和黨德的中國國民黨才能重新豎起能夠凝聚人心的精神大纛,一個跌落谷底、分崩離析、人心盡散的中國國民黨也方有可能浴火重生、東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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