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之文化理解

一、從《河觴》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1979年中共吹起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大約10年後，在1988年中共的中央電視台製作了六集電視紀錄片《河殤》，《河殤》的「河」指黃河，在此片中作者對中華傳統的「黃土文明」進行反思和批判，他們認定中國這條古老的母親河，已經乾涸，再也無法提供養分餵養其子女；他頌揚西方「蔚藍文明」，主張中國應該大幅度地學習西方，作者表達了對西方民主文明的高度嚮往。該片播出後，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很大震動，有人大聲的讚美，當然也有人大加撻伐，其後一年就發生了「八九民運」，讚美也好，撻伐也好，也都停止了。

如今回頭再看，當年的中國開放未久，面對西方世界的繁榮和強大，確實有著很深的自卑感，從而對西方充滿了盲目的崇拜，所幸當年的「西化派」沒有得逞；2006年中共的中央電視台製作了12集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相對而言，就表現出相對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不過基本上，依然是以西方的發達國家為標竿和警惕。直到今年中共的中央電視台製作了七集電視紀錄片《數說命運共同體》可以看到中共真正的蛻變，在《數說命運共同體》的紀錄片主要在宣講中共目前在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國家大戰略，此時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充滿了自信的國家，懷抱著自己的發展經驗和成果，大步地走出國門，去協助周邊國家和人民從中國大陸的市場、技術中，得到自己發展和致富的機會；紀錄片回顧30年前自我否定的《河觴》，到如今濟弱扶小的「數說命運共同體」，真是物換星移，乾坤巨變。

如果《河觴》代表的是民族的憂鬱和苦悶；則「命運共同體」代表的是民族的未來和志業。如果在《河觴》我們看到的是對自己民族的自卑；則我們在「命運共同體」看到的是民族的自信。

如果在《河觴》我們看到的是對海洋文明的盲目跟從；則我們在「命運共同體」看到的是重拾黃土文明信心下，兼容海洋文化的發展。

如果在《河觴》我們看到的是對西方文化如學子般的模仿；則我們在「命運共同體」看到的是奮鬥中國自助助人的希望和熱情。 如果在《河觴》我們看到的是求本民族的小利；則我們在「命運共同體」看到的是著眼全人類共同發展的豪情。

《河觴》之所以悲觀主要是源自於對民族文化的鄙視和迷失，而「命運共同體」之所以達觀源自於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和回歸。所以兩者都是「走出去」，但是底氣大不同。由此我們看到了中國大陸的改變。而其中最根本的變化，來自於對中華文化的信心。事實上，當一個民族放棄自己的文化時，也就不可能從其他文化中學習到任何文明；因此，文化之間，必須交流、學習才能成長，中國近兩百年的落後，不是源自中華文化的本身的固有的缺陷，而是源自明朝以降，政府的閉關自守，不與世界交流，從而扼殺了文化生長的動源，如今的「改革開放」就是打破障礙，開啟交流，所以創新了中華文化的生長基因，文化生長基因的復活，才是創造當今中國大陸經濟奇蹟的真正動力，而今「改革開放」動力的消失，其代表意義，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物質文明和中華文化的結合，所能產生的成長動力的消隕，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以物質主義為核心，然而當一個人的物慾達到一定程度的享受之後，其奮鬥的動力就必須移轉，在西方社會可以輕易地轉向基督宗教所預設的目標，然而在中華文化中沒有宗教文化這一塊，因此，在物質主義之後很容易轉向存在主義或是虛無主義；從這個意義上理解「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絕對是因應中國大陸內外兩個大局不得不然的回答。「一帶一路」不僅是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之路。

二、國際格局的變局

上個世紀的國際格局如今看起來，簡單得多，東西雙方的冷戰將世界簡單而清楚地區分為兩大陣營，任何國家或地區，只要也只能選擇一邊站隊，壁壘分明，敵我明確，國家的外交，國家的發展都以此為基礎，對任何陣營中的成員，這一個界線是十分清楚的秩序觀，它既是安全的保障也是發展的限制；但在新的世紀裡，清晰的界線消失了，過去的準則不適用了，傳統的價值失範了，當今國際正處在科學哲學界所說的「科學革命」的時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舊的典範已經顯露出疲態，而新的規矩正在爭奪典範的話語權。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伊朗這樣一個全球重要的產油國，不得不服從於西方的制裁，在核技術的發展上接受檢查和限制；但在另一方面像朝鮮這樣一個貧困不堪，幾乎一無所有的小國，卻一再訛詐大國，狂妄地對「世界」宣戰，而毫不示軟，毫不屈服；這樣一個矛盾、多元而難解的國際格局表現為：

一是國與國的關係在指導思想上，是合作與鬥爭並存，不再是敵我分明：中美關係是最典型的新型國與國關係，其實當今各國關係幾乎無一不是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大家對新的規則形成之前，既想保持自身的傳統利益，又想參與新規則的制訂。在國與國關係的實際行為上是互賴和摩擦並存，不再因為互賴加深，而避免摩擦，反而是越互賴也越有摩擦，另一方面互賴也控制了摩擦的規模和強度。

二是傳統規則與創新規則的並存，中國大陸在崛起中一再強調是得利於傳統規則，所以中國不會去打破西方國家所制訂的規則，但是要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依然在權利上，只享有以往一般經濟體的權利；在保護其國家利益方面，只能永遠表現成韜光養晦，岸邊防衛，自然無法適應，因此修改規則成為必由之路，問題是修改一旦啟動，瓦解也就不遠了，這就形成死守傳統規則與創新規則的大競爭，此一創新不僅僅是中國大陸一方，而是所有的新興經濟體都參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為AIIB、亞投行）的設立之所以紅火，除了利益，更有新規則的試探在內；除了經濟在安全議題上，巴基斯坦、以色列、伊朗以至朝鮮等國擁有核武，也是試圖挑戰上一世紀的舊規則，企圖在新規則有參與權，以保證自己安全。

三是海洋秩序轉換為海陸新秩序的新世紀的不安，從1588年英國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起，海權時代逐步取代陸權，掌控海洋成為控制世界的標誌性象徵，此一象徵主宰了三世紀的世界秩序，然而，中國的高速鐵路的興建開始打破了此一獨霸的格局，「高鐵」不是中國的發明，是中國的仿制和創新，但是是中國將之興建在跨國和跨洲之間，大大地改變了地表空間的距離，大大縮短了物流的時間，提高了跨國經貿合作的深度和質量，充分再現了陸上貿易的安全性和便利性，陸權國家的優越性得以再現，陸權國家的重要性得以重光，與之同時，中國大陸也沒有放棄她的海洋優勢，所以構成其「一帶一路」的戰略，其戰略的重點是將陸權國、海權國依其傳統的地緣政治作出新的連結，形成共享、共用的經濟體，這樣原本在海洋秩序時代擁有兩洋優勢的美洲諸國主要是美國，在陸海權的地緣政治中，就成為邊緣，所以美國不能沒有反應。

如今國際的變局正在開啟，此一紛擾的局面，可能還會長達十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而中共的「一帶一路」戰略正是針對未來的格局，並提出的「親、誠、惠、榮」國際新價值觀，和海洋霸權長久以來的「現實、利益」的價值觀之間的鬥爭、磨合，也至少需要到中共建政百年之際才能重新進入穩定的新局，換言之，不是中、短的發展計劃，而是中共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協調發展」，以及「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之後的戰略選擇，這樣一個長期、遠程的國家大戰略的實現，不可能只有經濟利益的目標，它必然包含了文化的支撐，才能長期努力。

三、中國大陸內部的需求

習近平上台之後面對的最嚴峻的問題之一，就是實施30餘年的「改革開放」缺乏繼續的社會動力，因為此時中國大陸的人均GDP已達7,000美元，基本上已經是生活無虞（當然不是所有的人民），是以不再有當年絕大多數中國人渴望改變現狀，希望脫貧離窮的原始衝動，當然中國人仍有改善生活的需求，然而對大多數人而言，不再有以「改變現狀」換取的想法。所以持續「改革開放」的社會動力就大大弱化。其實這正是西方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的必然結果。

習近平在上台之後很快就提出了民族復興、中國夢等動人的口號，但是口號雖然動人，依然不足以調動全部的社會人心。中國諺語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富而好禮」都是告訴我們在物質滿足後，必須有其他的滿足，習近平後來著重倡議「弘揚中華文化」希望從中華文化中發掘新的動力，改革、改變中國大陸的社會；然而倡議弘揚中華文化只是社會風氣調整方面的努力，無法直接轉換成為推動中國大陸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能量和動力。2013年「一帶一路」的戰略則是將中國大陸，「一國」自身的發展轉為參與式的多國發展，從參與區域或國際的發展中，尋找自身發展的新動力，從改革區域中的他國轉化為深化自身改革的新動能，顯然這是極富野心的大戰略，此一戰略的成敗關鍵不在純經濟的資金和規劃，而在於相互的文化、宗教的理解，這一部分只要留心一下中共的對口援疆、對口援藏的工作就可以瞭然於胸，所以「一帶一路」戰略的成功必須是雙向的，有利於中國大陸，更有利於周邊國家，而想要達成此一目標，必須是文化先行，才綿綿使用，久久為功。

檢視中共的「一帶」，在構思上應該是承繼原先的1999年「西部大開發」政策，到2003年「睦鄰、安鄰、富鄰」外交政策，再到2013年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當然是中國西部大發展的需要，然而也因為高鐵的成熟，從而使得中國的夢想得以可能。

所謂「一路」在構想上，主要建立在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各國長期周邊關係的發展，亞洲意識的抬頭和國際格局的變化等複雜背景下，提出進一步強化中國與東、南亞諸國相互關係的構想，從大陸內部的需求來看，為化解中國大陸自身經濟發展下行的壓力，與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自然有助於中國大陸自身經濟的「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擺脫「發展陷阱」等多方面的經濟目的；然而東、南亞國家為什麼要和中國大陸合作呢？除了自身經濟需要之外，有什麼是他們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合作所得不到的，什麼是中華民族和東、南各國人民所共同的期待呢？挖掘出這些珍貴的基因，才能使「一路」的構想走的順遂、長久。

細心瞭解一下，可以發現「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幾乎包括了世界絕大部分的穆斯林國家，在「一帶」圈內的中亞、中東；在「一路」上的印尼、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都是信仰伊斯蘭宗教的國家，這就創造了東方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再次大規模、全方位的交流，以往東方人對穆斯林國家的認識和了解，多半是從西方世界、西方人的角色、西方國家的利益，在西方的話語權之下的了解。「一帶一路」重新開啟我們直接瞭解穆斯林的可能，探討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交流、接觸、對話以及相互學習的可能。或許這樣的交流、接觸、對話可能啟動中國大陸新的「開放」的動能。因此，中共不能將「一帶一路」的戰略重心只放在經濟，而應該將重心，至少是主要重心之一擺在文化交流，「亞投行」必須有專款長期支持中國人學習阿拉伯語言、文化，和「一帶一路」沿線小的國家民族化，同樣的「亞投行」必須有專款長期支持沿線國家的青年學習中華文化，搭好文化交流的平台，才能在未來的整體經濟發展上，有「命運共同體」的收穫。把相互的文化了解作為經濟合作和共同發展的側翼和先導，才能使「一帶一路」鋪陳出不一樣的戰略前景，中國式的合作前景。

四、結 論 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致辭中提到「亞洲的黃河和長江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東南亞等地區孕育了眾多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也說到時至今日「多樣性的特點仍十分突出」依然是亞洲的特點。面對這樣的特點，要開創和平發展的新亞洲，彼此之間不能不秉持「包容開放」、「對等尊重」、「共建共享」原則，而這些也正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文化基本元素。在中共國務院去（2015）年3月公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中，雖然對文化交流並未予以特別重視，但還是在合作重點中提出「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媒體合作、青年和婦女交往、志願者服務等，為深化雙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以及「中國每年向沿線國家提供一萬個政府獎學金名額。沿線國家間互辦文化年、藝術節、電影節、電視周和圖書展等活動，合作開展廣播影視劇精品創作及翻譯」等具體的行動計劃。而這些元素首先要反映在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交流之中，如何將儒家文化的敬天法祖、積善養德的價值觀和伊斯蘭文化的六信（信真主；信經書；信使者；信天使；信前定；信後世）進行當代的對話，將伊斯蘭文化的五功（念、拜、齋、課、朝）和儒家文化的學而時習之的實踐法則，進行對比參照；個人以為假如「一帶一路」戰略，如果首先在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建立包容尊重相互學習的典範，那就成功了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