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途和兩岸關係

今（1993）年6月22日，陳映真先生和王曉波教授，應洛杉磯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和洛杉磯華夏政略學會之邀請，前往美國訪問演講。除洛杉磯外，途經華府、費城、紐約，一路受到僑界的熱情歡迎，最後一站抵達紐約，接受關心台灣委員會和《亞美時報》邀請，7月4日參加了由二單位所舉辦的「鄉情座談會」，地點為紐約的台灣會館。
座談會由花俊雄先生主持，主講人除陳映真講「從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看兩岸關係」和王曉波講「在野統派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外，並邀請了郭正昭博士講「邦聯制的省思」和紐約市立大學教授周鉅原講「從台商投資大陸看兩岸經濟聯結」。本刊取得這次座談會的全部內容，全文刊出，以饗讀者，並提供關心台灣前途和兩岸關係的人士作為參考。─編者

陳映真：花主席、在坐好幾位我所尊敬的朋友，各位鄉親女士先生們：

在紐約能夠碰到我故鄉台灣同一個台北縣來的同鄉花俊雄先生，所以我用很短的時間，用台灣閩南話來說兩句話：

花俊雄先生和我一樣是台北縣人，我在鶯歌出生、長大，在台北讀書。花俊雄先生是台北縣三重市人，在台灣時我沒有機會認識。我在75年被國民黨釋放之後，回來不久，就聽到江湖上盛傳台北縣這位同鄉的大名，知道他在70年代保釣愛國運動當中相當活躍。83年我初次到美國時已見過一次面。最近前幾年他回台灣，也見了一面。現在，在他的主持之下能與各位鄉親見面，感到非常高興，祝願花俊雄兄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順利。

今天我來這裡做報告，題目是「從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歷程看兩岸關係」。

戰後台灣資本主義問題

為什麼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問題值得我們重視呢？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中，資本主義階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一個社會能不能順利、正常、或者比較好地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絕不都是自然而容易的事。特別是像台灣這樣經歷過殖民地、半殖地階段的社會，進入現代的資本主義的歷程，是一條充滿了挑戰、充滿歪曲、苦難的道路。可是台灣在冷戰結構的特殊複雜原因下，取得了所謂新興工業經濟體式的經濟成長，算是比較成功地、比較好地完成資本主義化。日本人就說台灣是新興工業經濟體的優等生。以下，就以最概括的方式談談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程，並從社會史的觀點來看經濟發展跟民族分合的複雜關係。

在展開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之前，先概略說說台灣資本主義的前史。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對外開放，在船堅炮利下開放海關、港口，台灣的高雄港、基隆港都是在鴉片戰爭後被迫打開的。隨著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侵凌下的巨變，台灣也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而且封建的性質還比較強一些。在那樣的社會裡，台灣保存著比中國其他地區還獨特的封建的土地關係，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大租戶」、「小租戶」和「現耕佃人」，這種三級封建性主佃土地關係，是非常特別的土地關係。

其次，在外國資本進入台灣及中國大陸之後，台灣也發生了「行」、「郊」之類的商業基爾特，台灣本地買辦階級興起，外國商業資本透過行郊的機制對於中國閩南與台灣完成支配。而且台灣的茶、米、糖、樟腦之類的農作物，在日本人還沒來之前，就在國際商業資本的支配下成為國際商品化農作物。此時，台灣已有了少數商業買辦資產階級的萌芽，以及以糖廍做為代表的作坊資本的萌芽。

1895年台灣在甲午戰敗後被割讓給日本，成為一個完全的殖民地。在這樣一個劃時代社會變化下，日本現代化的獨佔資本的上層建築，就是總督府、日本現代殖民地官僚系統、警察系統和憲兵、軍隊，這一切就直接以日本國家權力和暴力加諸於當時台灣半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以後，日本就一系列地進行台灣殖民地資本主義化改造，大家所熟悉的田野土地調查，整頓大租、小租、現耕佃人等三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成為小住戶為中心的主佃兩級所有關係。此外，日帝還推行度量衡的統一和幣制的統一，並且以日本國家權力驅逐外國資本在台灣的勢力，當然也強制斷絕了台灣在商業貿易上對中國的關係。最後，日帝用國家權力和上層建築法政系統，來扶植日本獨佔資本如三菱、三井和住友在台灣進行全面擴張。而上述這一切的「改革」過程是要確立現代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現代私有財產關係和法政關係。

日帝當局以全面接管台灣海關來切斷台灣跟大陸向來的商貿關係。和一切的殖民地一樣，殖民地台灣的經濟是按照日本帝國主義獨佔資本的利益和邏輯服務的，就好像英國的殖民地是為英帝獨佔資本的利益和邏輯服務一樣。

本土資本無法成長

接著，日帝以糖廍工業的現代化為手段，消滅本地的糖廍作坊資本，而大量的培植現代化日本糖業資本，使台灣本地糖業資本的現代化與進一步發展受到壓抑，本土資本無法成長。在米糖兩種重要殖民地產業上，日帝將米的栽培過程與加工過程及島內的流通過程讓給台灣本地的土地資本，只有糖對外輸出由日本資本獨佔，藉以溫存台灣地主階級，糖的栽培當然屬於本地地主，但是糖的加工，商品化到國際貿易的過程則完全由日本獨佔資本所支配。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931年以後，日本開始展開對華侵略，這時就著重發展台灣的戰爭工業化，也是日本資本全面獨佔島內經濟，而使本地資本降低到幾近零的程度，這台灣本地資本全面沒落的事實為大家所熟知的。

其次，日據時代的重要意義在於由於殖民地化斷絕了台灣以海峽為界的大陸中國民族經濟圈的關係。當然這種斷絕沒有50年後冷戰對峙那麼絕對。日據50年基本上兩岸經濟是斷絕的，不過，零星的、個別的允許從大陸拿商品來，也有人從台灣把商品帶到大陸去。但這是我們民族經濟史上第一次台灣與大陸斷絕的過程。在這種台灣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上層是日本獨佔資本，再下來是本地的大地主資本，這兩個資本是互相團結的。之下，有本地中小地主資本和本地地主性的資產階級資本，再下來是小資產階級和作為這個體制最大受害者的農民以及少數的現代工資勞動工人。我們必須從這樣的構造裡才能去理解日據時代各種政治、文化、民族、階級甚至文化思想運動。

1945年到50年是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第一個階段。這是一個相當混亂、重新編組的時代，在社會史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時代。台灣重新編入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與日據時代類似，光復後舊中國的上層建築是外加的。陳儀集團代表當時舊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及大資產階級，在對台接收過程中君臨於台灣直接支配日本帝國主義敗退以後半封建的社會。陳儀集團到台灣以後，進行重要的社會重編工作，以國家名義全面接收了日本獨佔資本所留下的基幹產業，就是今天的公營事業，即交通、郵政、能源以及煙酒、重化、造船、製鋼等，成為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對台統治的社經基本構造。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其性質是按照國家的性質來改變的，如果國家的性質是屬於社會主義的性質，國家資本主義就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如果國家的性格是半封建或封建的性格，他的國家資本主義就帶有封建的性格。在1945到50年期間，中國官僚資產階級還當權。所謂官僚資產階級的定義，簡單地說，就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封建和半封建的權力跟帝國主義勾結，而以國家的權力透過商業、稅收、金融、外交而不是生產事業，進行掠奪，完成累積，因此帶有非常強烈的私產性格。50年代以前的舊中國的國家性格當然有明顯的官僚資本主義性格，因此在當時所收編的台灣公營事業，當然也帶有舊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性格。

其次，台灣也被編入當時全中國日益激化的國共內戰財政補給地。因此，國民黨在台灣進行財政、稅收、商業上的全面掠奪，而全大陸瀕臨崩潰的經濟、政治、社會的混亂，也感染到台灣來，造成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全面混亂和崩潰。1947年2月蜂起，便是這個社會史的發展下必然的產物。

兩岸的經濟關係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日據時代以後，兩岸50年間經濟的斷絕狀態結束，而重新恢復關係。京滬的輕工業產品輸到台灣，台灣的米糖等農產品輸出到中國大陸。

台灣親日派未受清算

1945年到50年間，國民黨基本上維護和鞏固台灣原來的地主佃農關係。換句話說，台灣本土的地主佃農半封建土地關係仍然在光復以後的國民黨支配體系下受到維護。易言之，日據時代親日的土地資本沒有受到決算和清算的狀態下維持下來。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第二階段，是50年到63年的新殖民地半封建階段。50年韓戰暴發，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兩岸絕對分斷化，更不用說經濟上的斷絕了。1963年，台灣在這一段時間中，進行進口替代產業之發展，工業總產值第一次高於農業總產值。韓戰使世界兩極對峙表面化，台灣被編入美國包圍中共及蘇聯的基地。給予軍事和經濟援助。軍事援助起什麼作用呢？第一是做為美國包圍中共向亞洲擴張的美國國防費用的支出，第二是為國民黨分擔了沉重的軍事財政，從而助長國民黨在1950年代以後加工替代產業的資本累積。軍事財政支出負擔減少，累積就會增加。其次，是對台經濟援助。美國採取兩手政策，即一方面以經援支持和強化國民黨公營事業。支持國民黨的公營事業就是支持國民黨作為一個State的物質存在。另一方面，經援也著重支持台灣的民間資本，就是後來發展成財團或集團資本，即民間私人企業和工業，其中的構造有三部份，一部份是京滬撤退到台灣的紡織資本，第二部份是由土地改革以後，從地主資本轉化為工業資本的台灣本地前地主士紳階級的工業化資本，第三個也是本省籍的紡織資本。

從經濟的發展史看來，國民黨當局跟殖民地台灣的支配者日本當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在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政策上，沒有資本的族群歧視。國民黨沒有刻意壓抑台灣本地資本，也基本上沒有刻意培養外省資本的獨台化、巨大化，沒有民族跟族群的歧視態度，這個結果帶來國民黨在80年中期以後，隨著本地資本的壯大，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再編過程中，外省系統的統治階級全面崩潰

其次談到農地改革，它一方面消滅了本地地主階層，另外培養由地主轉化為工業資產階級，並消滅佃農階級，成為廣泛小資產階級性質的獨立的自耕農，這個帶來的結果是本地地主勢力的破滅，和日據時代以來的階級反對力量──農民階級的消滅，進一步穩定了台灣的社會經濟。

50年到53年四年間，在台灣展開的政治肅清，殺了四千人，關了大概八千人到一萬兩千人，最近六張犁發現了將近兩百個墓，就是這個時期的一段被湮埋的歷史的遺跡。這兩百孤墳不但從道德上來指責國民黨，也是看到這種反共恐怖肅清，在社會經濟學上的重要意義。恐怖肅清和美國對蔣的冷戰支持帶來了高度個人獨裁波拿帕式「國家」（Bonapartist State）的形成。這種高度個人集權的「國家」跟四小龍一樣是形成戰後資本主義累積的非常重要因素，日本人叫做「獨裁成長」，即獨裁下的經濟成長或者經濟累積。

依附美國的殖民地性質

50到63年的經濟發展，有兩個特徵。一是和中國民族經濟體的再度斷絕，以國際冷戰結構下的反共的復國強兵主義，依附美國援助經濟與援助財政發展。第二個特點，是台灣在日台和約、美台軍事協防條約等構造下，在政治、經濟、財政、外交、軍事、文化、意識型態上全面扈從於美國，而帶有新殖民地性質。

53年農地改革隨反共肅清運動而完成。但迄1963年，農業產值高於工業產值，而農地改革後，國家以財政、稅收甚至實物性地租，收集農業部門的剩餘，帶有半封建的國家地主性格。說1950到1962年台灣社會性質是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者在此。

其次簡略的談談1963年到1987年的加工出口貿易經濟時代。63年以後，國民黨進行匯率的改革，加工出口區的設置，獎勵投資條例的通過，華僑資本的引入等等，這些手續，無非是要把台灣在法政系統上編入國際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造成由日本輸入，在台灣加工，向美國輸出的三角貿易關係。在這種關係裡，形成對日本的赤字及對美國的黑字的構造。另一方面，美國在戰後史過程中在台灣獨特的優勢帶來美國資本，多國籍企業在台灣經濟中的支配性地位，對六三年以後的台灣經濟發展起主導性的作用。

台灣的依附型經濟發展形成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症候群，即自然生態的崩潰，管理與勞動倫理的崩潰，社會道德的崩壞，全國性賭博的猖獗、金錢投機的盛行等等。

以下談1987年到目前的台灣經濟。這階段的特點是兩岸經濟重新整合的階段。關鍵性的1987年，在南韓跟台灣同時展開了民主化進程。這個「民主化」是在獨裁體制下，資本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以後，獨裁體制已經不適合資本的進一步累積。在資本進一步要求自由化、國際化形勢的產物。當然，兩地長年來由下而上的反法西斯民主化鬥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此時，相應地如實代表台灣本地資產階級的「國家」形成。那就是今日的李登輝政權。新興工業化症候群如工資的上漲、工運的發動，環保運動，地價物價高漲，使得台灣喪失國際貿易上的優勢。就在這樣的情況下，1987年88年開放了兩岸的經濟來往。國民黨的經濟當局說這是台灣的第二次經濟奇跡的契機。如果沒有這種發展，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就已經走到盡頭。最近國際的統計，跟幾乎要從「四小龍」內除籍的南韓相比，台灣卻繼續保持6-7%的經濟成長。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大陸市場，那台灣比南韓更早從「四小龍」班上留級了。

總而言之，台灣戰後經濟的現階段，離開了資本在大陸的循環是不可思議的。換句話說，台灣戰後資本的再生產和累積過程，是不能缺少在大陸民族經濟圈的循環過程的。

這樣一個新的發展趨勢，再加上一般世界經濟學家所預測東亞資本運動──全世界資本集中在太平洋、亞洲的趨勢來看，加上遍佈於全世界、特別是東亞的華人資本，再加上大陸開放改革的資本，和港澳台資本，這樣一個總形勢之下，怎麼樣面對未來世界，這是當前一個相當有趣而且必須認真研究，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去加以面對的課題。

最後，我提出幾點，做為結論。

台灣向來不是一個國家

一、從台灣社會史看，台灣向來不是一個國家，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他是在新舊帝國主義時代，以殖民地（荷蘭、日本的支配）、半殖民地（鴉片戰爭迄1895；1945-1950）、新殖民地（1950─）的形式，與祖國中國完全分斷或處於受外來勢力干預下的情況。研究台灣社會史，應該從歷史的框架上科學地認識到台灣社會的特點是外力干預下一個從中國分斷的社會這一點，而不能視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甚至一個獨立的國家。

二、在外力、在帝國主義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新殖民地時期，台灣的經濟就被迫與中國民族經濟體分斷，服從於、並組織到帝國主義經濟的邏輯與利益而展開。一旦外力被擊退，台灣經濟就迅速與祖國的民族經濟體匯合為一。1950年，冷戰和兩岸的雙重構造使台灣經濟與中國民族經濟斷絕，而依附在美日經濟，取得新興工業經濟體化的發展。1987年以後,由於上述的條件，台灣經濟不可逆轉地重編到開放改革後的中國民族經濟再生產構造，正在展開使我們目不暇接的兩岸經濟整合運動。

三、40年來兩岸的分斷，造成今日兩岸關係上這樣一個矛盾：在經濟基礎上，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現階段，資本在大陸循環，已經成為台灣資本主義再生產構造的一個組成環節。但在上層構造上，即在法政系統、在意識型態、在思想感情上反共、反中國、反統一甚至反民族，仍然是居於朝野雙方共同的執念。這種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當前台灣的戰後資本主義的重要矛盾。存在決定意識，但意識在一定條件下保持它相對的獨自性，並且也在一定條件下施影響於經濟基礎，例如陸委會為代表的勢力不斷阻撓兩岸的經濟交流。但基本上，存在仍然要決定意識。這個矛盾怎樣經由鬥爭而怎樣統一起來，是個有趣的問題。

四、中國統一論這並不應該只是「炎黃子孫」、「血濃於水」和「捐棄前嫌，振興中華」。科學的統一論，是不是應該從台灣社會史和社會性質論展開一個建設獨立、自主的中國民族經濟再生產構造的理論。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再生產體系，不但要求對外國經濟支配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不但要求包攝兩岸經濟為一，內外的均衡，更要求對民族構成員，即人民的經濟上的公平與正義。

至少，歷史地看來，中國在經濟上崛起的條件，兩百年來沒有一個時刻比現在更好過。當然，不能說經濟是我分裂民族再統合唯一的條件，卻是基本條件。中國統一運動，是中國民族經濟振衰起弊，取得真正的以人為中心的發展，並對人類的文明做出更多貢獻的運動。這樣看，統一運動就是廣泛知識、社會科學和文化上十分艱鉅而嚴肅的課題和挑戰了。

王曉波：花主席，各位前輩，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我想給各位報告我在台灣長期思考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台灣前途和兩岸關係。從歷史的宏觀來看兩岸關係，我們發現台灣歷史的變化總是和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的角逐相關。台灣歷史從鄭成功建立第一個漢人政權算起，鄭成功之所以能建立政權，是驅逐荷蘭人，而驅逐了荷蘭人是鄭成功擊敗了當時歐洲第一流海權國家──荷蘭，才取得台灣主權的。這是首先一場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的鬥爭，然後台灣歷史發生了變化。鄭成功失敗，台灣成為中國的版圖，在這兩百年之間，雖然歐洲也在發展，但是當時中國還有相當強的國力，所以沒有任何國家敢覬覦台灣的主權而有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

美式「田中奏摺」

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開始衰落，西方殖民帝國的勢力漸漸到了台灣，首先有英國、接著有法國，都曾經覬覦過台灣的主權，然後美國也曾覬覦台灣的主權，甚至於當時美國遠東艦隊司令柏瑞（Perry）在1852年還曾親自登陸基隆，考察台灣的情勢，並且給華盛頓當局上一個備忘錄，認為能控制台灣就能控制東南亞的海運樞紐，並且能控制中國的沿海港口，能控制中國的沿海港口就能控制中國，好一個美式「田中奏摺」。所以當時柏瑞建議是要佔領台灣，不只柏瑞，當時還有一些外交官，商人也都建議過美國要佔領台灣。

後來由於美國要分化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在1872年《天津條約》之後，美國才一步一步放棄台灣，以台灣來引誘日本，甚至於日本首先侵略台灣的牡丹村事件是美國人慫恿的。甲午戰爭之後《馬關條約》割台，美國也非常積極幫忙，因為當時美國人認為如果中國跟日本聯盟是美國最大的災難，且當時的國務卿還訓令駐日大使要用盡一切辦法來疏離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台灣在這種情況之下由美國轉向日本，這一部份的史料也都公開了。

馬關割台，我們又可以看成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鬥爭的結果，這一回鬥爭中國失敗了，所以讓台灣同胞當了50年日本統治下的亡國奴。

到1945年經過八年抗戰，中國在慘烈的情況下勝利了，之後才有台灣的光復，台灣的主權再由日本歸還中國。八年抗戰又是中國勢力和外國勢力的鬥爭。在台灣歸還中國的情況下，到1949年國民黨政府由於內戰失敗，退居台灣。1950年韓戰爆發，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從當時候的分裂一直到今天。韓戰之後的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我們也不得不說是中國勢力與外國勢力的鬥爭。這個鬥爭還沒有結束。

「不完全繼承」的關係

冷戰結束之後海峽兩岸的關係會有什麼樣的發展呢，據最近《紐約時報》杭廷頓（Samuel P.Huntington）的一篇文章說後冷戰時代將是一個文化對抗時代，這個文化對抗時代，還好杭廷頓沒有把儒家文化忘記，儒家文化還是他所列舉九個世界文化之中的一個。台灣40年來在美式教育之下，當然充滿著美國影響，不僅僅國民黨曾經依賴過美國反共，而且民進黨也依賴美國民主或主張台獨。在未來的文化對抗底下，我們怎樣理解兩岸的關係呢？根據歷史邏輯，除非儒家文化能夠在這個對抗中克服在台灣的美國勢力，也許台灣可以和中國統一。如果不行的話，政治和歷史都是現實的，恐怕台灣分裂的狀況還要繼續下去。從歷史的宏觀，可以歸納出一個小小的結論，台灣的問題以及台灣的前途，它的本質其實是中國勢力和外國勢力的鬥爭。

從國際法來看，大陸與台灣是怎樣的關係，尤其在兩岸都宣佈要和平統一之後，兩岸的關係，也就是兩岸的定位問題一直困擾著兩岸的當局，也困擾著兩岸的學者。這裡也許我跟別人有不同的意見，個人的研究發現兩岸的關係是「不完全繼承」的關係。什麼是「不完全繼承」的關係呢？我們來看中華民國跟大清帝國是什麼關係呢？是一個繼承的關係，是一個國家之內的政府繼承關係，所以大清帝國對外的一切權利義務都由中華民國來繼承，包括大清帝國駐美國的大使館雙橡園都由中華民國政府來繼承。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從聯合國的席位來看，顯然也是一種繼承關係，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在今天憲章裡的國號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中華民國，只是到了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得了中華民國政府的繼承權和代表權，然後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內的席位。聯合國內的席位被繼承了，中華民國對美國的邦交也在1979年被繼承了，對日本的邦交也被繼承了，包括對南韓的邦交也在去年被繼承了，包括南韓大使館也被中共繼承了。

雖然中共已經繼承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也繼承了中華民國政府對外一百五十幾個國家的邦交，但是今天中華民國還有29個國家的邦交，這表示還有29個國家的中國邦交沒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

對外如此，對內也如此，在中華民國繼承大清帝國的時候是繼承了大清帝國的所有版圖，包括蒙古在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的繼承雖然包括中蘇友好條約的蒙古獨立之外的中國版圖都繼承了，但是還有台灣的統治權沒有繼承。所以兩岸關係對外是一種「不完全繼承」的關係，對內也是一種「不完全繼承」的關係。這種國內的政府繼承關係，通常都是用革命或暴力的手段來達成，中華民國推翻滿清帝國是用革命的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中華民國也是用革命的手段來推翻的。問題是還沒有推翻完成，革命尚未完成，同志卻不須努力了，因為不要革命，要和平統一了。問題出在這裡，麻煩也出在這裡，否則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就不必讓我們這些學者花這麼多的精神來討論兩岸的定位問題。

「一個中國」「同時而不並存」

兩岸定位問題我可能跟北京當局的立場不符，也可能跟台灣當局的立場不符。我提出「不完全繼承論」出來，請大家指教。因為是繼承問題，所以在國際上一直是「一個中國」的現實和原則。現在也許會有人會講，明明是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一個中華民國，這不是兩個中國嗎。其實不是的，在「不完全繼承」的關係下，今天在國際上還是只有一個中國。譬如聯合國內，在71年以前只有一個中國，國號叫中華民國，到1971年之後也是只有一個中國，國號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的邦交國亦復如此。所以美國在1979年以前和一個中國建交，叫做中華民國；1979年之後，和一個中國建交，國號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一個中國的原則是什麼呢？產生了一個國際法上前所未有的現象，就是一個中國同時而不並存。29個國家和中華民國建交，是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代表整個中國和29個國家建交。同時，一百五十幾個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整個中國，包括台灣澎湖在內，和這一百五十幾個國家建交。這樣的一個中國狀況稱之為「同時而不並存」。所以台灣當局花錢買了一個小的邦交國過來，然後中共就跟這個國家斷交。

海峽兩岸遇到的統獨問題，無法解決，現在來看台獨是否可能。剛才說到，從台灣歷史本質來看，台灣問題是中國勢力和外國勢力的鬥爭。1840年以來，中國勢力衰退，到1895年《馬關條約》割讓台灣，之後中國還一直衰弱，衰弱到韓戰之後。在中共建立政權初期，那麼殘破、落後，他可以一直等到22年，才以一個中國的代表進入聯合國。美國和中共在韓戰之後，從華沙談到日內瓦，都在談台灣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並沒有放棄台灣的主權問題，從1949年拖到1979年,等了30年才與美國建交。50、60年代落後的中國還不能接受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今天的中國能接受嗎？後冷戰的中國，大家在等會不會起「蘇東波效應」，結果中國大陸頑冥不化，老是不倒，怎麼辦呢？

現在大家又在等，等鄧小平過世後，中共內部大亂，七大軍區火拚、血流成河、哀鴻遍地，然後台灣才能獨立。有這樣的機會出現，當然台灣可能獨立。但是如果鄧小平死後，中國在二、三十年內仍然不可能瓦解，那麼台灣獨立要等到什麼時候呢？從歷史的趨勢來看，不僅僅大家的看中國大陸不可能瓦解，甚至於5月10日的《時代雜誌》還預言中國會成為21世紀世界的超強，又有澳洲外相預言：「五百年來第一次，世界經濟的重心重回東亞」。

看樣子中國經濟的崛起與發展似乎變成一個重要的趨勢，中國經濟崛起之後，如果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據過去中國與外國勢力鬥爭的規則，在將來文化抗爭的局面裡，說不定中國有鹹魚翻身的一天。一百五十年來的災難、落後，一百五十年來「醜陋的中國人」，一旦醜小鴨變成天鵝，那怎麼辦？不僅變成天鵝，一旦病貓變成醒獅，那怎麼辦？台灣的問題要怎麼解決。也許有人說咱們台灣人的命運怎麼那麼歹運。

其實我們來看台灣對中國的關係，剛才陳映真已講了許多關於經濟方面的問題，不瞞各位鄉親，我們在台灣是主張和平統一的，有人跟我們扣帽子，說我們是中共的同路人，有人說我們是國民黨的同路人，結果我們是那一黨，自己都搞不清楚。為什麼我們主張和平統一，在這裡向各位作個簡單報告。

保障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們認為，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上，兩岸的和平與統一，關係著台灣人民四項根本利益：第一、海峽兩岸的和平是為後冷戰時期台灣人民安全最大的保障，沒有兩岸的和平，若恢復兩岸對峙的話，恐怕陳映真所講50年代白色恐怖又要重演。

李登輝總統有一個名言我是非常贊成的，他說「務實主義」。我們從務實主義來講，要跟大陸進行軍事對抗，大陸今天還是世界上第三大軍事強國。以台灣一島與世界第三大軍事強國進行軍事對抗，這是違反李總統的務實原則的。像李潔明到台灣推銷F-16飛機，說台灣如果買了美國的飛機，你們就有更大的心理的安全感，我看這也是心理治療而已。如果大陸的飛彈打過來，難道要誰開F-16飛機去接飛彈不成。所以冷戰之後台灣的安全是要依賴兩岸的和平與善意才能有保障。

第二、兩岸的經濟貿易是台灣人民最大的經濟利益，剛才映真兄已經說了，包括李登輝都講未來的台灣經濟必然要以大陸為腹地，如果兩岸對峙的話，大陸怎麼可能把腹地，把他的「肚子」借給我們台灣來發展呢？天下有那麼可愛的敵人，那我們願意跟世界為敵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認為兩岸貿易是台灣最大的經濟利益。

第三點，兩岸的交流是台灣人民最大的文化利益，除了原住民之外，台灣的人是從大陸來的，台灣的文化也是從大陸來的，如何讓台灣跟大陸交流以發展台灣文化。各位也可以知道，從日據時代到「美據」時代，（大概「半美據」吧，1950年之後的「半美據時代」）。台灣的文化是什麼？說一句不好聽的話，台灣文化成為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雜交之所，要如何真正的在台灣建立台灣文化、建立屬於中國的台灣文化，必須跟大陸密切的交流，這才是台灣人民最大的文化利益。

第四點，兩岸的統一是台灣人民最大的政治利益，對內來講可以恢復台灣人民也擁有的大陸主權，恢復台灣二千萬人做為中國主人翁的地位，這是台灣人民最大的政治利益。如果兩岸統一，台灣二千萬人也可以恢復身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員國的國民的地位，不僅台灣人恢復為中國主人翁的地位，也提升台灣人的國際地位。

「兩岸共一席」參與聯合國

如何使兩岸和平統一呢？必須是平等互惠的，一要有統一的新國號，如果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就是台灣吃掉大陸，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就是大陸吃掉台灣，被吃的就不甘心，就一定會掙扎，一定會抵抗，就一定沒有和平，所以統一要有新國號，誰也不吃掉誰。

二要兩岸維持現有的體制，也就是一國兩制，我講的一國兩制不是中共的一國兩制，而是中國的一國兩制，中共的一國兩制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1條所形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沒有經過台灣二千萬人行使同意權，台灣人民也就沒有遵守的義務，如果要以中共的一國兩制加諸台灣人民，那是一種強制的行為，不是平等對待的待遇。

如何實行一國兩制呢？那就要有統一的憲法，裡面列出台灣專章，規定在過渡階段中的一國兩制情況，裡面必須有縝密的條文，至少由台灣方面起草，台灣方面同意，再由全國人民同意，台灣人民既然同意，就有遵守的義務。

最後一點是最麻煩的，就是台灣口口聲聲所講的參加聯合國，或國際活動的空間。在這裡我有一點建議，兩岸如果要和平統一，就不要太小氣，我主張「兩岸共一席」或「兩岸共一交」，兩岸共一席是中國的聯合國代表團裡應該有台灣成員參加。

當年創立聯合國的時候，聯合 國的代表團五人代表就有董必武參加，當時是「兩黨共一席」。「兩岸共一席」，台灣參加聯合國比較容易一點。

「兩岸共一交」呢？其實今天不要再搞兩岸的外交競爭了，兩岸外交競爭勞民傷財，兩敗俱傷，沒有意思。可以以「兩岸共一交」來處理外交問題，如台灣與美國沒有邦交，由美駐北京的大使館派一個領事館到台北來不就得了。台北就跟美國有官方關係了。

雖然兩岸統一有些困難，我們並不認為是一條完全行不通的路，以上的個人意見，敬請各位指教。

郭正昭：很高興參加這個鄉情座談會,因為「有朋自遠方來」，特別是見到了兩位傑出的老朋友──陳映真先生與王曉波先生。映真先生是文學家、小說家，也是一個深刻的思想家。他創作了15部小說，從「將軍族」以下，都是為貧苦大眾立言的曠野呼聲，足以代表社會的良心，更堪象徵文化的良知，是最值得敬重和推崇的當代社會主義者。曉波先生是一個狂熱的愛國主義者，一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我們在60年代末期，《大學雜誌》創刊最艱苦的階段共事，後來合作成立「讀書出版社」，第一部刊行《林語堂選集》10冊，想繼承《文星》自由主義的一脈香火，結果在高壓下被查禁了。如今回溯這段20多年前往事，真是充滿了憶苦思甜的情懷。我個人浪跡海外，轉眼也20餘年了，遊走於學術與企業之間，成了一個典型的「邊際人」。今天談話的內涵，都不是嚴謹的學理研究，可以說「野和尚」亂唸經，沒有什麼高明的見解和深刻的分析，只是表達關切鄉土的一點隨感而已。

五十而大惑

孔老夫子說：「四十而不惑」，我卻五十而「大惑」。生死之謎的困惑，自我與超我的困惑，善惡之辨與社會公義的困惑，在浪漫的理想與冷酷的現實之間，在理念與實踐之間，都充滿了困惑，內在的矛盾始終無從統一。最簡單的例子乃是，我皈依慈濟公德會證嚴上人門下，成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佛教的基本信仰理念是「眾生平等」，要尊重一切生命體，殺生是犯戒的。但是多少年來，我經營的企業範疇拓展到食品貿易，延伸到「日本料理」，而日本料理乃最講究新鮮度，清淡自然的風味，對衛生清潔的要求特別嚴格，更不必說衛生局的苛刻規定了。但是紐約的生態環境是多老鼠、多蟑螂的，其橫行之狀不堪形容，比起人類，他們又是地球村的老前輩，如何根據經營理念就來消滅他們呢？技術做得到，良心是做不到的。於是在「佛教的生命信仰」與「企業的經營理念」之間產生了矛盾。

有一個聰明人教我簡單的解決之道，他說根據企業經營的規格與成就的要求，老鼠與蟑螂在餐館裡是不可姑息的，是一定要消滅的，但是根據佛教信仰的慈悲與尊重生命的精神，你一定要放生，要和平共存。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你還是把老鼠、蟑螂用最有效的毒藥把它們殺了、消滅了，然後你趕快回家去念「大悲咒」，又把它們超生了，豈不功德圓滿？豈不符合佛教的「輪迴說」嗎？聰明人的教誨，還是不能解決我內在的困惑，經營理念與宗教信仰之間，矛盾還是無從統一的。我對這個看來是小問題的困惑，依然尋找不到圓融的智慧來解決，何況對人生際遇中更高層次的大是大非呢？

20世紀90年代，充滿了世紀末的亂象，到處是衝突、矛盾、動亂與暴力，幾乎找不到一片祥和安寧的淨土，這印證了歷史循環論的某些預測。個人自處之道又如何獨善其身呢？內在世界又有什麼自知之明，能夠從矛盾中求統一呢？從這樣一個心靈的困境中，我今天想提供一個「歷史視野」（Historical Prospectives），從「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etation）的觀點，為兩岸統獨的爭議，做出再思考、再評估的一個詮釋，也為剛才發言的兩位先生的精闢之見，深刻之思做一點註解。

各位也許都觀看了一部最近轟動一時的科幻影片：「侏羅紀公園」。恐龍乃是在人類出現以前，曾稱霸地球的唯一動物。而恐龍在六千五百萬年前從地球村消失，現在被證明是「集體絕滅」的一段故事，乃是非常震懾心弦的一種奇異現象。這種奇異現象所構成的謎，吸引了20世紀科學家的好奇心，於是「恐龍的集體絕滅」乃成為二十世紀科學界，包括地質學家、天文物理學家、古生物學家，以及考古學家等，集體探索的偉大課題。經過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首開研究風氣之先的啟蒙和主導，現在真像近乎大白，但恐龍謎的狂熱並沒有過去，正方興未艾。恐龍橫行世界，稱霸地球的時代，其「總部」設在那裡呢？恐龍最大的窩在那裡呢？根據證據和資料顯示，恐龍最大的窩在中國的四川。這樣說起來，我們也可以想像，為什麼中國人老是以「龍的傳人」自居呢？原來恐龍與中國人，也許還有某種地緣的傳承關係呢！世界三大超強，蘇聯代表的「北極熊」已經解體。美國所代表的「北美鷹」，正為五萬億的沉重國債所困累，那種「鴻飛冥冥」的雄姿也逐漸衰頹不見了。卻回頭看到昏睡了多少年的「東方龍」開始覺醒了，開始移動了，開始活躍起來了。這便也使西方優越論者，唱出「威脅論」，重彈「黃禍論」，是值得我們格外惕勵的。

從歷史的背景探興衰

今天恰逢美國立國217年紀念日，因為美國乃當代典型的聯邦制建構出來的國家，所以此時此地談「邦聯制」或「聯邦制」是特富現實意義的。美國立國之初，即1776年後的10年間，是採取「邦聯制」（Confederation）的。當時邦聯政府沒有「徵稅權」和「徵兵權」，是典型的弱中央結構。大概到了十幾年後，制憲會議才改弦更張，改採「聯邦制」（United States），把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劃分得比較均衡化了。世界上現行聯邦制或邦聯制的國家共有18個；北美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歐洲的西德、瑞士、奧地利，以及東歐的蘇聯、捷克、南斯拉夫。亞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中東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北菲的奈及利亞，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亞。

這18個聯邦制或邦聯制的國家之中，一大部份也經歷了長期一黨專政或軍事獨裁的統治。但是從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標準來看，美國、加拿大、西德、瑞士、奧地利和澳大利亞六國，是最具典範性的民主國家。因此談邦聯制或說聯邦制，並不即附帶一種價值判斷，定論這種制度天賦的優越性，那是欠缺客觀證據的。那麼今天為什麼我們還要提倡「邦聯制的省思」呢？從歷史背景、地緣政治、國際情勢的變遷，以及統獨之爭的困境綜合觀察的結果，我們還是相信「邦聯制」乃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一個可能，而且是可行的方案。以下就見聞思慮所及，提供一個視野、一個圖像，並加以申論。

一、從歷史的源流探索，中國的治亂循環，始終呈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根據語言學家的研究指出，中國方言多達一千兩百餘種，是極龐大的一個族群，種族的類別尤其複雜，決非漢、滿、蒙、回、藏的簡單分類即可概括。中國的種族與語言、民情風土等許多小傳統，本質上其實都是高度多元的，何況還潛伏了中原與邊陲，城市與鄉村等的區域性的差距問題呢？正因如此，歷史上分離主義與統一主義始終交錯出現，形成政治文化的緊張關係。而強勢中央的維繫，必須依賴「奇士瑪」式的英明君主，一旦「昏君」出現，統治結構便分崩離析，產生軍閥割據的局面。漢、唐以及清代盛世的興衰隆替，都不能脫離這種演變的模式。這種必須依靠強人強勢領導的中央集權的規模，是必然被「人治」的格局所拘限的，是不可能適應現代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特別是社會法治化的思潮與要求的。外蒙古的獨立，乃是一個極富悲劇性的例證。

有鑒於此，關切國事的器識之士，自清末以來，乃陸續提倡「聯省自治」說，蔚為一股強大的思潮。梁啟超、張謇、章太炎、李劍農、蔣百里，到當代學者金耀基、陳玉璽、朱高正，以及民運人士嚴家其等人，均倡導或附議「聯省自治」式的邦聯說。國際間貫通東亞研究的專家如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施伯樂教授（Prof. Robert Scalapino）更強調「邦聯制」乃中國政治發展的前景和希望。中國近代的革命家，包括孫中山與毛澤東，在他們早年的言論裡，在他們「革命尚未成功」之時，也都曾經有贊成邦聯的傾向。現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元老鄧小平先生倡議「一國兩制」，賦予台灣與香港特區的構想，享有高度「自治權」，維持現狀五十年不變。根據許家屯回憶錄，胡耀邦甚且說，維持現狀百年不變的話，就我個人推斷，這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正在審慎地試探一種「邦聯制」的構想，只是他們不用「邦聯制」的名義，而且給予時空限制而已。

人佔全球四分之一人口

二、中國人是一個極龐大的族群，其人口包括中國大陸的12億，台灣二千多萬，香港六百餘萬，新加坡三百餘萬，散居世界各地聚居成「華埠」型社區，或更零散融入當地主流社會的華僑約三千六百餘萬，幾近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這些華人的社會整合，可分為三個層次來觀察：

（一）文化圈的涵義；也即文化共同體，或說儒教圈，亦即做為一個文化人的特質的共通性。在這一層次上，其實儒、道、佛的結合往往是不可分的，是一個文化有機的整體，其社會整合的過程是相當樂觀的。各位讀王安的自傳《教訓》一書，看到這個慧星式的企業家，早年的奮鬥，崛起與沒落，真是海外華人創業的一段血淚斑剝的歷史，是儒教圈的拓展中，感人肺腑的一章。即以最近「辜汪會談」為例，汪道涵先生當然是典型的具有中國文化深厚教養的精華人物；而辜振甫出身台灣望族，精通數國語文，講一口極流利的北京話，唱演京戲到家，一曲孔明借東風，風靡台北，他的儒雅是高度中國典型的，只是多一點兒國際化，思維模式有一點兒企業化的精神面貌而已，誰能說他不是中國人呢？

（二）經濟圈的涵義：中國以其廣大的、優越的勞力的能量和品質，加上政治結構的轉型，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展，鼓吹了世界各國的投資熱，連台灣也掀動了一股極狂烈的大陸投資的風潮。世界銀行的專家推測，公元2020年，中國將成經濟超強，國際間生產力最大的經濟體，領導東亞的小龍們，推展成一個經濟霸權。屆時將傲視美國、日本與西歐，唯我獨尊了。更有人推斷，到本世紀末，中國即成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聰明的商人、企業家、資本家，在利益分享的前題之下，乃消融了政治偏見，走向整合的道路。各位都知道台灣一位獨立運動的先驅人物陳重光，還有一位「江南案」的要角陳啟禮，是愛國主義者，也是狂熱的統派。兩人在政治信念的分野和歧異，並沒有在經濟圈，或說經濟共同體的整合過程中產生障礙，反而在謀求共同利益的前題下，合組公司，到大陸去經營企業，大展鴻圖了。試問統獨的分野，在經濟圈裡，究竟有什麼不能消融，無可排除的矛盾呢？如果台灣人都能到中國大陸去發揚「斂財術」，實踐「賺錢學」，精研「煉金功」，大家何樂不為呢？

（三）當前的問題，端在政治圈的困境，而其癥結又在那裡呢？中國元老政治家鄧小平先生倡議「一國兩制」，賦予特區的構想，說50年不變。胡耀邦先生說一百年不變。但是大家都熟識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鄧小平先生90高齡，何能承諾台灣、香港五十年不變呢？做為一個極卓越的共產黨人，鄧小平一生獻身革命，經歷過大風大浪，在洪流裡宦海浮沉，也三上三下。胡耀邦、趙紫陽地位崇高到總書記，一上一下即不見蹤影，幾淪為階下囚，在這樣高度人治的變幻莫測的陰影底下，缺乏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石，也沒有契約取向的理路可循，誰能為他們的政見與承諾提供堅強的誠信保證呢？他們的言論又有什麼經得起考驗的公信力呢？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癥結。

三、說「台獨」也好，「獨台」也好，我們切不可用偏激和狹隘的眼光來看待，這是具有極沉痛的歷史背景塑造出來的。台獨人士為什麼要強調「住民自決」的主張呢？為什麼要堅持「主體性」的要求呢？為什麼要申說「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呢？甚且像李登輝總統提倡台灣「生命共同體」的信仰，都是基於社會有機生命的思想，對台灣人來說，都有很深刻，很痛切的說服力和感召力。為什麼呢？

台灣島民四百年來，以拓荒精神來開闢墾殖這塊孤立南海的野蠻之地，生息於斯，歷經艱難險阻，是充滿了壯烈的奮鬥意志和悲慘情懷的。台灣人的悲情，瀰漫在詩歌、民謠等文學作品裡，洋溢在歷史文獻的記載裡，體現在陳映真及多位作家的小說裡。1895年甲午戰敗，滿清政府把台灣割讓予日本。為什麼要割讓？從前割讓香港的理由是邊陲小漁村嗎？現在割讓這個台灣島，不是「福爾摩沙」美麗島嗎？在沒落的清政府眼裡，乃「化外之地，鳥不語，花不香」的邊陲孤島嗎，從此台灣便成了殖民統治下「亞細亞的孤兒」與中國母體隔離達98年之久。其間僅僅四年，有了形式上的統一，中國的統治權曾光臨斯土。但即在短暫四年內，卻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及其後延續長達四十年的戒嚴和白色恐怖統治。今天在座幾位先生都曾身歷其境，背負過苦難時代的十字架，成為當代台灣人記憶中最慘痛、最屈辱，也是最難磨滅的「夢魔」。

亞洲式資本主義社會

從70年代到80年代，台灣進入了一個解凍的階段，在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雙重衝擊的互動之下，乃塑造出一個相當現代的社會文化，營建了一個有效率的法治架構和行政系統，保障了基本的自由與人權，而且也根據現代社會公共福祉，逐漸界定出某種「民主」的生活方式。這樣劃時代的成就，台灣人是非常珍惜的。目前轉型期中所暴露的亂象，一些社會病態的症候群，相信以台灣人的智慧，是可在時空的變革裡清理出一條康莊大道的。台灣的社會基礎結構，本質上已經是一個「亞洲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多元化、專業化、商業化、法治化，以及高度海洋性，都說明這個社會現代化的特質。而中國大陸基本上還是單元化、農村經濟的、人治的、反知識主義的，充滿了大陸性或內陸性的特質，而且殘存了相當濃厚的封建傳統的積留。兩個差異如此巨大的社會結構，如何要求在短暫時限內，進行有機的整合呢？

四、從現代化的觀點看，一元化的集體制，高度獨裁的中央集權制，已不能適應一個像中國這樣面積遼闊、人口眾多、種族複雜的龐大國家，及其日趨分殊化、複雜化的發展需要，特別是私有制的恢復與開放，以及經濟自由化提升到某種程度以後所必然要求的政治民主化的體制改革。從無產階級專政，躍進到列寧式的「一黨專政」，尤其是高度一元化的中央集權體制，以及由這一中央集權體制所衍生出來的龐大的官僚體系，及其運作的複雜情況，不僅抗逆了現代廉能政府的效率觀，而且也明顯地違背了民主政治與經濟自由的時代潮流。一黨專政的困境，沒有任何抗衡、制衡、平衡、均衡的社會力量，必然應了一個政治規律，用英國政治家阿克頓（Lord Acton）的名言說：「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如果沒有一個多元化的政治結構的生態環境，中國必將在「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與中央集權體制的惡性循環中腐蝕崩潰，就像蘇聯的悲劇經驗一樣。

如何解脫單元化的中央集權與多元化的地方分權的衝突，如何超越一黨專政的腐敗化與龐大官僚體系的僵滯化，以適應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時代潮流，都必須從「邦聯制」的結構中去尋找答案，去追求動態平衡的解決之道。像西藏與中國，文化上、種族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中國對藏人的分離傾向，如果只維持一貫高壓的統治手段，是不明智的，是注定要重演歷史悲劇的。在這方面，「邦聯制」是不是也可以及時提供一種省思，讓北京的政治家孕育出更豐富的靈感，修養更圓融的智慧呢？

映真先生是一位深刻的人道主義者。他為老朋友陳玉璽教授的評論集：《民族分裂時代的證言》寫了一篇序言，提出了「海峽三邊，皆我祖國」的認同理念。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三個社區皆我祖國。這種祖國意識的認同精神的廣涵與博洽，是彌足縈懷的，但是祖國意識的涵義是不夠明確的，也因此孕生了台灣人的「認同危機」。映真先生指陳的祖國意識，是歷史文化遺產的傳承呢？是山河大地與名勝古跡的欣賞呢？是民情風土與簡樸生活方式的古典幽遠的情趣呢？或是投資熱潮中，市場經濟的企業拓展中，那種互助互惠，共存共榮的經營理念呢？前面申論過的，上述文化圈與經濟圈的涵義，即有共識，應非爭議的焦點。現在的癥結，包括海峽三邊的心結與情結的關鍵，亦即政治整合的問題，是不是那麼容易獲得共識呢？

理解台灣人的「孤兒意識」

根據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任何類型的社會組織，一旦龐大化了、複雜化了、精密化了、森嚴化了，是必然要求集權、壟斷、專制與獨裁的，而其內在結構的演變，也必然異化為一種違反天賦人性的，背勃基本人權的怪物，冷酷化、殘忍化為一種壓迫的機器。中古世紀的基督教，特別是天主教的組織勢力達到巔峰之日，不也正是意識型態獨斷，心靈自由泯滅之時嗎？在那個真誠信仰剝落的年代，你能見證宗教的神聖皈依嗎？共產主義實踐了70餘年的歷史，究竟體現了什麼烏托邦的社會理想呢？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也自我證明是一場破滅人性尊嚴，剝奪基本人權，摧毀文明遺產的空前浩劫嗎？

讓我們還是提升到人類文明的共同遠景，來觀照問題的癥結：重新回到人性的基本要求裡去尋找前途，從人權的基本價值中去追求希望。多元政黨應該是可以提供選擇的，無論那一個政府，凡願意真誠為廣大人民服務的，願意承諾基本人權保障的，願意敬重人性尊嚴的，願意消融貧富懸殊的差距的，願意為人群創造和平、安寧和繁榮的社會環境與生活品質的，願意努力維護，傳承並發揚人類文明的共同價值與高尚情操的，都是我們由衷擁戴、服膺和支持的好政府。個人浪跡海外20餘年，游化於學術與企業之間，每逢困境，便以「士魂商人才」自勉，參與任何社區活動，也喜歡標榜「群而不黨，和而不同」的卓然獨立的風格，今天便也希望運用一貫超拔的理念來塑造「邦聯制」的基調，闡釋一些省思的觀點。趁機也表達對故國的關切，並藉此一抒草根之情與鄉土之愛了。

總結地說，不深刻體驗並同情台灣人的「孤兒意識」及其歷史背景的人，是沒有資格談統獨問題的。台灣經驗已充分證明多元文化的社會基礎結構的優越性。企盼有權勢做決策的當代政治家，能「悲心若天，智慧如海」，領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的自然規律與傳統文化的高明哲理，體現「量周沙界，心包太虛」的偉大而恢弘的胸懷，認真考量「邦聯制」的可能性與可行性，縝密研究出一套更有包容力，更符合廣大人民的靈契與福祉的「邦聯制」方案。龍要有窩，也要有水。希望「邦聯制」的省思，能為甦醒中的「東方龍」提供改革開放更豐沛的動力泉源。

兩岸經貿關係三階段

周鉅原：80年代開始，兩岸關係逐漸鬆動。其中經貿關係的發展，大致可分成下列三個階段：

一、1979年至1983年的解涷階段：1979年中共當局以和平統一為號召，公佈「葉九條」，提議與台北「三通」「四流」，而台北則堅持「三不」。

二、1984年至1987年的次發展階段：1984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號召。兩岸轉口貿易開始單向合法化：即自台灣經第三地銷往大陸的產品，台北採取「不鼓勵、不干涉、不接觸」的態度。貿易範圍逐漸擴大，而台商赴大陸投資設廠也隨著增加。所以兩岸經貿發展是由（間接）貿易→投資→再貿易的乘數效果，直線上升。

三、1987年開始的發展階段：1987年台北解除外匯管制，該年年底開放赴大陸探親，對大陸投資隨之增加，同時兩岸轉口貿易也由單向發展成雙向，由非法發展成合法，由地下運轉變成地上經營，而台北則規劃間接投資大陸計三千多項產品，並採用報備、核備、核准三種方式，處理台商赴大陸投資設廠之事。

台商赴大陸投資對兩岸經濟發展，自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就對大陸經濟而言：台商與其他外資企業在創造就業機會、產值、創匯、稅賦、技術改進、行政管理乃至於改進老企業均有不同程度的良性效應。但是中共「築巢引鳥」的政策，因提供配套設施的財政負擔頗大，逐漸改變以鼓勵台商成片開發的方式，以「引鳥築巢」的方式所取代。即使有朝一日台資撤走，但「鳥去巢在」，跑了和尚搬不了廟。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一份報告，台灣對大陸的出口中，有20%以上是由於對大陸投資所衍生的輔助貿易。但是台商投資卻對產業間的貿易有替代的作用。唯以近三年的進出口統計來看，投資對兩岸的貿易額之輔助作用是高於替代作用。但由於兩岸關係尚未制度化的定位，兩岸貿易額的直線上升，造成台灣對大陸市場依賴的程度。這又是另一個台北有關當局所關切的問題。

談到兩岸經濟連結的問題，台資企業欲與大陸經濟打成一片，尚有下述的困難：

（一）在資本市場上，大陸銀行金融體系不健全，信貸工具不足，而且受到國家財政計劃的控制，外資企業所需的流動資金並不納入國家財政計劃之內。台商資金周轉通常都需仰賴另外的外匯輸入，甚至以在台不動產抵押，再匯入大陸以接濟其子公司的流動資金。

（二）在原料市場上，中共提倡外資企業搞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所以外資企業的投資，不容易帶動大陸當地上下游相關企業的關聯效果。而國營企業的老大心態，「寧為雞首，勿為牛後」，又不願意成為外資企業的衛星工廠，無法供應原料。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分析，台商在大陸所需的原料，85%上均來自台灣本島。

（三）在生產技術方面，由於大陸個體戶的規模甚小，沒法以挖角方式將外資企業的技術、管理人材吸收移轉。而國營企業同類職工之待遇又相對低於外資企業的員工，所以也無法與外資企業競爭而吸引其所需的較高級技術人員。因之技術轉移效果非常有限，但台灣企業對大陸的示範作用確實存在。

至於合資、合作企業，則因中共方面的代表難以擺脫上級的行政命令，合資企業既要按計劃經濟進行，又要在國際市場按照市場機能爭取訂單，在雙重體制下，矛盾叢生。台商近年投資，百分之七十以上均選擇獨資方式。選擇合資的多半是在台政軍警界退休而與大陸方面關係較密切的人士。

兩岸經濟連結，在主、客觀各方面尚有落差。而兩岸政府對台商投資大陸各懷有南轅北轍的政治企圖，使台商倍增困難；大陸給予台商種種優惠，就是希望「張開大網，佈滿暗樁，溫水燉魚」，希望運用台商促成三通四流，和平統一，使台灣早日回歸祖國懷抱。而台北則希望經由台商投資，促成兩岸經貿往來，造成良性互動，促成大陸和平演變。在這侷促的生存空間中，台商在大陸的營運，存著許多未可完全預卜的變數。筆者希望兩岸政府少做政治干預。任何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活動，不但成本極高而且效果有限。

兩岸經濟進一步聯結，有賴制度化的規範，使台商有個遊戲規則可以遵循，然而制度化的規範，勢必涉及政治層次的接觸，能否規劃出兩岸各蒙其益的制度，達成POSITIVE SUM OF GAME ，則有賴兩岸領導人物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