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台北各報均大篇幅刊登外電報導,四川省仁壽縣爆發上千農民,因反對「苛捐雜稅」而聚眾暴亂之事件,且由報導內容看來,各種情況好像十分嚴重。筆者祖籍乃仁壽縣始建鄉,早於89年夏,已曾返鄉探親祭祖,雖說來去匆匆,但仍然為老家田園景色的清麗秀美所深深感動,同時也親睹了鄉親宗族們貧苦辛勞的生活現狀,不過他們臉上並無愁容,大多數人的表情似乎還是安祥恬適的,對我這個同樣姓毛的「台胞」,並沒有什麼「熱情反應」,他們的平實淡然流露出一種格外淳厚的親切,我反而是在胸臆飽脹強忍淚水的情緒下告辭的。當年在返回成都的路上,我內心一直祈禱老天保佑這些人:「天啊,對他們好一點,再好一點,證明你是有眼睛的,證明你對中國人是公道的。」
今年故鄉發生事端,自令人憂心關切,但也因為知道西方媒體一向抱持「唯恐中國不亂」的奇怪心態,對某些事情往往扭曲誇大別有所圖,所以就更覺得有瞭解真相究竟之必要。
筆者於7月26日抵達成都,次日下午由接待單位安排,與四川省政協主席聶榮貴、副主席韓邦彥等多位先生,針對這一事件和相關問題,有一座談;28日下午在仁壽縣,與縣長毛德雲、縣政協陳主席等多位先生,仍針對相同主題,有一座談。毛縣長且強調稱,他是以親族身份,而非以官員身份來談這個問題。綜合這兩場座談的內容以及筆者個人的理解,似可提出以下幾點,供《海峽》的讀者參考、批評。
(一)仁壽縣是四川農業大縣,在成都南方一百公里,人口一百五十多萬,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欠缺其它資源,且為一丘陵地帶,對外交通條件不良,在發展鄉鎮企業上較之其它縣份便顯得落後,經濟情況在比較上自亦很不理想。總的來看,仁壽縣應為四川省的一個比較貧窮落後的大縣。
(二)去年以來,仁壽縣當局有意搞好對外交通公路,但因國家財力不足,改善對外公路基建經費,有相當一部分要靠向農民集資。仁壽距成都九十七公里,公路以窄、彎、陡聞名,仁壽縣承擔改造八十公里長的一部分,須投入近三億人民幣,在向農民要求集資(攤派)期間,即有農民組織群眾向上級反映負擔沈重,引起仁壽縣、樂山市當局重視,縣方面亦曾派出工作組下去調查;春節期間,省方面也派人下來與出頭反映的農民溝通,協議發給農民「集資券」,亦即等於是向農民借錢,且須付息;同時尚未繳交集資(攤派)者,也可以不交了。
(三)隨後中共國務院發下通知,要求減輕農民負擔,規定凡是向農民集資,均不得超過其上年度純收入的5%;而經縣方核實,今年向農民集資比例為4.69%,應符合中央規定。但近年來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譬如化肥一類工業產品價格上漲,而農產品價格則未能相應提升,造成差距,農民負擔相對增大,便對什麼才是正確的純收入很有意見,也因此對官方核定的攤派數字不能心服。這是問題的關鍵。
(四)近幾年來,農村幹部也搞年輕化、要求學歷,這一批幹部跟農民群眾的關係欠佳,加以做事急於求成,在要求農民各戶繳交集資時,態度強硬,引發許多不快。這也是造成事端的主因之一。
(五)仁壽縣總共轄有93個鄉鎮,其中只有二個發生騷亂,而又以富加區比較嚴重。事實上,時至5月下旬之時,關於改造公路集資(攤派)問題,農民負擔問題,以及幹群關係問題均已獲得解決,特別是幹群關係得到改善。但是由於一份全國性的《消費者日報》上刊出仁壽當局未按中央指示辦事的消息,引起少數人乘機鼓動,致發生打砸搶事件,富加區政府被衝擊、車輛被焚燬,加以當天是趕集之日,圍觀人數眾多,事態顯得很大,但多數旁觀者均不以此為然。此次事件未有人命傷亡,財物損失約為五、六十萬人民幣,事後於六月五日通過法律,收押審判不法分子六、七人,群眾情緒不久即完全平復。而《消費者日報》因其報導的失誤引發事件,亦隨即向仁壽當局道歉,並以相同版面篇幅向讀者作了澄清。
(六)整個事件並不算大,但仍透露出幾點問題,其一是農民攤派基建經費未免沈重,這是一定要改革、停止的事,否則難免發生不測之後果,其二是幹部跟群眾的關係出現倒退或惡質化的現象,或許可以將之推諉為幹部年輕、學歷高、驕傲、致與農民關係搞不好,但強硬執行農民不歡迎的政令,只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其三是中共中央與省、市當局在處理這一問題時,態度明快,且以農民處境為重點考慮,乃能較快平息事端,但無論如何,此為一重大警訊。今後如何有效防止和解決日漸明顯化的貧富,城鄉差距問題,應為改革開放大潮之下最重要的政策思考與選擇。
(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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