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另一種鼓聲

《時代》週刊（6月14日）一篇名為《亞洲另一種鼓聲》的評論文章，分析亞洲儒家文化下的民主定義，和西方國家的民主定義，究竟有什麼不同。而亞洲各國彼此之間在政治體制及經濟體制上有何差異。

儒家強調的是「和諧」

孔子的思想，二千多年來，不僅影響著中國人，也影響著過去和中國有密切淵源的亞洲各國，包括日本、韓國、印度、泰國等。

文章指出，儒家強調的是「和諧」，整個社會、家庭的大和諧，西方人重視的個人自由，在儒家是從未被考慮的。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亞洲學者白路先，對那些誇讚儒家的說法很不服氣。

白路先說，在儒家的傳統文化下，批評政府就是不愛國，要有人膽敢反傳統，就會被視為異類。因為這些人破壞了和諧，是不見容於社會的，這個社會不是要排擠那些異類，就是要思想改造他們。白路先強調的批判點是：「如果沒有所謂的同意權，何來不同意的權利？」而他認為，儒家的社會，是沒有同意的權利，只有跟著傳統走。

受了儒家薰陶了二千多年的亞洲文化，今天在民主政治上有些成就的國家，其實也並非全然認同西方國家的民主自由定義。

據《時代》報導，6月底在維也納召開的聯合國人權會議上，美國總統克林頓十分積極於在聯合國內，成立一個向人權表現不佳國家施壓的特殊委員會，逼使這些國家改善人權環境。而克林頓，或許是西方國家所認定的人權標準，是較偏向於個人天賦人權（個人主義）的。

控制了精英，就控制了全部的人

但幾乎在同時由亞洲49個國家於曼谷召開的大會，定出了亞洲自己的人權定義：「在井然有序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生存的權利」。甚至後來一位香港觀察家還談道：「要是所謂的民主，是以紐約或洛杉磯為範本，我寧可不要民主」。

為什麼像紐約或洛杉磯會那麼糟？可能指的是個人自由氾濫到社會暴力事件頻傳，個人漠視其他人的不當行為舉止等亂象。不管什麼原因，《時代》舉出的東、西方對「民主」不同定義的例子，的確十分具體且頗堪令人玩味。

東方人需要什麼樣的民主？又適合怎樣的政治體制呢？一位馬來西亞學者指出，亞洲是不接受弱勢政權的，因為執政者，甚至一般人民，都有這個觀念，「控制了精英，就控制了全部的人」。

儒家文化將領導者的言行道德，看得比法律還重要。對社會國家的責任，比個人人權還要重視，而對長者及權威者，也等於是劃下了等號，兩者都必得到他人的尊重，甚至服從。

在這樣的文化薰陶下，就會出現像新加坡政經分離的獨裁統治成功的範例。《時代》說，若這一套制度搬到南非，一定會引起很大的麻煩。

新加坡在前任總理李光耀幾乎長達30年的統治下，建設為一經濟現代化的一黨專制國家。《時代》引述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渥德．吳的說法「新加坡永遠不會改變一黨專政的體制，因為沒有一個國民會想推翻使經濟穩定成長的政黨，即使把這個政黨擺到西方國家去，相信也沒人會把它丟出去吧！」

紀律比民主還重要

渥德．吳在新加坡被認為是批判政府的政治評論家，他的思想可以算得上是自由派。依照《時代》報導的方向，與其說李光耀政府獨裁專制，不如說是人民在經濟生活上滿足後，對這種專制方式，沒什麼太大的抱怨。

李光耀自己在菲律賓演講時曾說過：「我可不相信美國專家的那一套什麼一定要民主化才能推動發展，我相信一個國家若要發展，紀律比民主還重要」。

奇怪的是「中國升起」的美國作者白佛特，竟然同意李光耀的說法。

但菲律賓總統羅慕斯可就老實不客氣的反駁李光耀。《時代》轉述羅慕斯的回應：「我能理解一個政治領導者，利用控制的媒體打下政治上的障礙，是如何的事半功倍，但不幸的是，這個藥方對我的不久前獨裁政權養肥的生病媒體而言，已不能適用了」。

不過，菲律賓在亞洲國家中算是一個政治上的特例。倫敦分析家西格說，菲律賓承襲西班牙文化，又受到拉丁美洲及北美文化的影響，當其他亞洲國家因各種困境而逐漸成長茁壯之際，菲律賓卻長年的接受西方文化。因此，菲律賓是亞洲唯一直接引用美國憲法的國家。

其實，李光耀的想法，和鄧小平的企圖是一致的。鄧小平亦想以經濟上的繁榮換取民眾對共產黨的信心與支持。

一位新加坡學者分析，亞洲的民主，並沒有像歐洲民主的先期歷史背景，而像是一夕之間就唾手得到般。因此，這位學者認為，對亞洲人而言，民主的表徵是找工作的自由、居住的自由、安全的保障、一個乾淨而有效的政府。新加坡這位學者的分析頗有道理，但如果能再強調一點，即一個乾淨而有效率的政府，有可能是獨裁體制，也可能是民主體制。則更能凸顯他想表達的意思吧！

除了新加坡外，台灣也是《時代》討論的重點之一。台灣政治發展的現況，似乎讓外國人十分感興趣。文章引述了台大教授胡佛的評論觀點，雖然反對黨在國會中佔了32%的席位，但國民黨的影響力仍一直存在。

它轉載胡佛斬釘截鐵的口氣說：「我們這個社會還沒有完全的民主化，國民黨仍強而有力的控制媒體、學校、工會、及各種團體」。從《時代》轉載胡佛的語氣來看，胡佛的話聽起來像個政治上的異議份子，倒是另一個受訪對像民進黨立委姚嘉文，口氣聽起來倒像個中立的自由派學者。

歸功於美國的國防政策

姚喜文對《時代》的記者說，台灣的社會仍是十分重視和諧，以至於個人的平等和自由價值，並不是那麼受到重視。

《時代》也訪問了國民黨立委關中，並稱關中為忠貞黨員，將關中歸類於外省籍的保守派。關中認為，李光耀那一套政經分離的做法，在台灣是行不通的。《時代》介紹關中成立民主基金會的目的是要「將中國重新建立為民主國家」

綜觀該篇報導所述，作者似乎已認定儒家文化下的亞洲民主與希臘文化下的歐美民主，有其歷史背景及現代環境上的不同。那麼，儒家究竟和民主沖不衝突？

《時代》並未提供答案。但文章作者指出，在經濟史學家的眼中，儒家是現代化商業、科技、經濟自由發展的一大障礙。為什麼呢﹖他認為，在孔子思想影響下，東方人的行為被無形的教條束縛著，必須遵照一定的道德規範，東方人所競爭的，是財富上的累積，但對超越舊有成就的自由性上，就顯得創造力被團體約束而減少了。

作者在文章最後幾段說，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各國能富裕起來，不能不歸功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國防政策、投資及市場。

他認為，遠東現在對西方的依賴性已漸漸減少了，但如果不是日本在經濟上和西方並駕齊驅的表現，可能亞洲各國現在不會這麼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