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時代與亞太經濟合作努力

確有實質性的共同利益存在

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總書記在西雅圖的會晤，不僅是中美兩國最高級領導五年來的第一次會晤，而且是一身兼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江澤民第一次到美國來與美國新總統會晤。上次克林頓總統去了亞洲，只訪問了日、韓兩國。在向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克林頓總統曾經提到「新太平洋社會」的構想，並表示認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是「最有前途的經濟結構」，但誰也不能忽視的事實是，在任何太平洋經濟或社會結構中，少了中國便不成其格局。雖然這次在西雅圖開的是亞太經合會，但中、美兩國的高層會議勢將是這兩天會議的主要實質內容之一。

「六四」事件以後，中美關係確實是陷於低潮。但即使如此，兩國間的實質性交往並未因此而中斷。最惠國條款履險若夷已達四年之久。可見位於太平洋對岸的兩個大國之間，確有實質性的共同利益存在。1972年尼克森總統打開了中美兩國之間的交往大門，1980年以後，中國政要又同美國共和黨的領導人交了12年的朋友，對於美國民主黨人難免見生了。克林頓總統就職後，這大半年來兩國間關係的發展，特別是「銀河號」事件，顯然無助於沖淡這種「見生感」。

究其實際，美國在對外政策上，其兩黨就像田徑賽中同隊的接力選手，接力棒會易手，但向前衝刺的方向卻不會改變。「六四事件」發生在共和黨總統任內，而最惠國條款今年在克林頓總統任內通過時，也並沒有經歷較去年更大的困難。回顧美國的對華政策，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民主黨政府對華往往有比較具體的措施。抗戰勝利以後，是民主黨政府派遣馬歇爾將軍來華調停內戰。朝鮮戰爭開始後，是民主黨政府命令第七艦隊巡邏台灣海峽，不許國民政府對大陸採取任何軍事行動。1960年代初期，是民主黨政府下令不許美國乃至日本的軍火商向台灣出售任何攻擊性武器，引起國民政府的深切不滿。1976年以後，卡特總統任內與新中國正式建交，前美國國務卿塞拉斯‧萬斯、前總統特別助理布熱津斯基以及現任國務卿克里斯多福都是當時與中國建交的設計人。其時美國是為了與蘇聯抗衡，不得不打出中國牌。如今則由於朝鮮半島的安全，美國再次需要中國的合作與支持。西雅圖中美高層會如果具體觸及這個問題而達成一定的默契或協議，是不足奇怪的。

西方殖民主義已成明日黃花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與亞太經合會，都是信息時代的產物。前者企圖為北美經濟區域化打好基礎，後者則希望建立聯繫北美經濟區和亞太經濟區的渠道。兩者都是信息時代的產物。通過信息時代的研究工具，人們不難看出，到21世紀，世界經濟中心將轉移到亞洲和太平洋地區。屆時，亞太地區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與世界經濟七強的總產值不相上下。所以美國在極力推動北美自由貿協的同時，又在其本國的太平洋海岸召開了亞太經合會。其實這兩者不無相互矛盾之處。美國爭取人民支持北美貿協的理由之一是，美國今天不要墨西哥，明天墨西哥就會成為日本的囊中物。顯然北美貿協已把日本看做貿易上的假想敵了。怎樣才能同貿易上的假想敵侈談經濟合作呢﹖恐怕克林頓總統在西雅圖要費一番說詞才能取信於太平洋彼岸的夥伴。亞洲人知道，見諸軍事佔領和政治統治形式的西方殖民主義已隨越戰的結束而成為明日黃花，但經濟上的殖民主義卻依然存在。對亞洲人民而言，利弊兼而有之。對西方經濟殖民主義，也是利弊兼而有之。君不見IBM公司早期雖然在遠東賺了大錢，但它的科研成果也壯大了日本乃至亞洲四小龍的計算機業。如今使IBM公司陷於重圍正是這些計算機業。

利用信息時代的工具也不難找出，經濟區域化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也將是明日的現實；利用同樣的工具，也不難發現，如果當前的各國政要缺乏高瞻遠矚，妥善的預為之計，經濟區域化，其將不導致戰爭者是少而又少的。有很大的可能，日本在世界經濟區域化的過程中成為世界各國的眾矢之的；中國必將成為化解衝突的平衡因素。果然在21世紀，亞太地區成為世界經濟中心，歐美人民將在其習慣的生活方式上經歷深刻的變化。為了維持既有的生活方式、為了擴大市場和爭奪原料，不惜一戰的歷史先例比比皆是。這次西雅圖會議特別是中美兩國之間的高層會議，如果能注意到這一可能性，進而作出防患於未然的起碼努力，也算是巨大的歷史性成就了。

中國政府是對全世界負責任

18世紀以來美國對中國就有一種相當特別的使命感，1949年中國大陸變色時，不少美國政要曾經問「是誰失去了中國﹖」當時的挫折和遺憾甚至導致了有名的麥卡錫時代。花落水流東，這種感覺是該作出調整的時候了。展望未來的世界，1949年的劇變和不幸的朝鮮戰爭，都應成為兩國的過往雲煙。人們都記得，在18世紀，美國的門戶開放主張，曾使中國免於列強的瓜分；人們也記得，美國利用庚款投資於教育，在培植中國的人才和溝通中美兩國文化上產生了豐碩而持久的成果。今天美國更應以正面的角度來觀察和評價中國的發展：中國以有限的資源養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中國又以一反中國傳統的方式推行了一胎化的運動，單此二者便足證明中國政府是對全世界負責任的政府。人權、民主和法治，從來是和一國人民的總體教育水平密切相關的。任一朝一夕的短長影響一國的對外政策，是只見輿薪不見森林的做法，為智者所不取。

信息時代已經徹底到來。克林頓總統和細川首相都是信息時代產生的國家領導人。他們也都在掌握信息時代的規律。信息時代的表徵之一是，任合國家都無法孤立地生活在自己的天地內而與世隔絕。信息時代的表徵之二是，內部透明越大的國家，越是富強的國家。壟斷信息交流，只能為當權者帶來短期的利益，絕對不利於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信息時代已經為我們帶來了一張新的世界地圖。在這張地圖上，北美洲籠罩於高度密集和精密組織的信息系統之下，日本和歐洲次之，80年代次於日本和歐洲的台灣、南韓和香港，現在已能與歐、日並駕齊驅了。中國沿海地區，目前則籠罩於不均勻的信息系統之下。新技術的發展可以大幅度地改變這個地圖，全球性的知識網絡已不再是癡人說夢了。

朝著人類的和平與繁榮邁出一步

信息時代當然是科學改革的成果，像達爾文、牛頓和愛因斯坦的發現一樣，也會深刻地影響到我們的社會文明和思想。但從新的信息時代所得到的信息，卻與常規信息大相逕庭。最近，微生物學上的新發現，對達爾文的理論提出了挑戰，為人類的前途指出了一個有趣的新方向。生物學家路易斯‧湯摩斯指出，傳統的「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理論，在新的生物科研結果之前已經站不住腳了。「最小和最弱的微生物實際上控制著地球上的生命……合縱、連橫乃至相互合作的要求也許是最古老、最強固和最基本的自然力量。沒有那一種生命是可以獨往獨來而無拘無束的；每一種生命都要依賴其他的生命。」

在信息時代聚會於西雅圖的亞太各國元首，應該注意到這一信息。美國自有其切身的經驗。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搞過經濟上的保護主義，結果發生了有史以來的大蕭條。第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在經濟上採取開放政策，對歐的馬歇爾計畫和對其他弱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造成了美國空前經濟繁榮。可見當時的歷史現實已經印證了信息時代的信息。如果西雅圖會議的各國元首能夠掌握信息時代的規律，朝著人類的和平與繁榮邁出一步，最多也是嬰兒的一步，那就是全人類的福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