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代表權是為法制化中國分裂

統獨管理

路透社派駐台北的分社主任托沙有一天對一群新聞研究所的學生說：「我很少發有關台灣的政治新聞回去，因為很難對一般讀者解釋清楚，為何主張中國統一的國民黨其實並不願意真正統一。」

這位外國通訊社的主任可能會有新的麻煩，因為在主張台灣獨立的反對黨前任秘書長張俊宏宣稱「台獨是台灣人民必需出一次的麻疹」，並且民進黨也正式通過《台獨綱領》的狀況下，該黨主席許信良在越有可能執政的前夕，最近卻對新聞媒體說：「台灣獨立是本黨的政治信仰，不一定要成為我們的公共政策！」

正如同中國國民黨從不實行三民主義，正如同中國共產黨也不實行共產主義，台灣民進黨果真執政，當然也可以不實行「台獨主義」。

10年前台灣留美學生組織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經過幾番爭議之後，結論對台灣前途的十六字訣：「統中有獨、獨中有統、不統不獨、又統又獨。」

這似乎是台灣居民揮之不去的無休止惡夢，拋開亟待解決的一大堆公共議題不討論，整個島嶼最優秀的心靈，把精力全浪費在短期內無法克服的統獨糾葛泥沼當中，將台灣社會的進步因而緩慢下來。

法務部長馬英九在擔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言人的時候，有句著名的口頭禪──「統獨問題不能解決，但可以管理！」

這似乎是國民政府技術官僚的典型心態，他們說「不能解決」其實在認知上或許是「不必解決」。

「沒有必要嘛！」外交部長錢復在擔任駐美代表時經常答覆外國記者詢問：「我們沒有感覺台灣民意有壓力要我們進行統一。」

雖然錢部長最近在立法院聲稱「不能再老談一個中國──會把台灣的外交談光！」但是他也認為「沒必要主張台獨使台灣不安」。錢復更引述中共對台白皮書強調對台獨「絕對不會坐視不理」，他說這是中共繼韓戰、珍寶島戰役、中越邊界戰爭之後，第四度使用這個措詞。他認為依中共的行為模式分析，「實在沒有必要製造使台灣不安的情勢」。

立法委員林正杰諷刺地評論道：「國民黨的態度很清楚：要統，聽我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要獨，也聽我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獨！」

國民政府拖以待變卻自身質變

「統一無能，台獨無膽」的國民政府當局，有關兩岸政策其實採取的是拖延政策，「拖以待變」，期待蘇聯、東歐的變局也能在中國大陸發生。現在則積極盼望鄧小平百年之後，中共爆發群雄並起的諸侯割據局面，最好是七大軍區火併。

不管中國大陸變天與否，台灣方面新生代的政治語言則與蔣氏父子設定的遺訓越離越遠。馬英九在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時，一再提醒知識界要切記，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只存在38年不到，而在台灣則已超過40年。

換句話說，國民政府的「台灣性」遠壓過「大陸性」。隨著政權的逐漸民主化與本土化，更隨著台灣反對黨的茁壯，《懲治叛亂條例》的廢除，《刑法》一百條內亂罪的修訂，以及海外黑名單的解禁，國際台獨運動家成批返台活動，解嚴後台灣的政治訴求五花八門，套句流行歌曲的詞語，真是「向前行！什咪攏勿驚！」

國民政府等於一切被形勢拉著跑，只有跟著後面追的份。李登輝總統說政治人物要「一腳踩油門、一腳踩煞車」，但我們看到執政黨從中央民代全面改選、憲法修訂案、總統直選案、到目前的國民年金案等等，都是煞車踩不住，改放空擋讓反對黨拉著跑。

本來這些純屬台灣內部政治現狀的調整或權力的再分配，對台海兩岸關係正常化的衝擊不會太大，只要中國一日不統一（或如台獨論者宣稱的「併吞」），台灣內部政權的合理化總要止於至善地進行。但為了鋪平進一步民主化的障礙，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與《憲法臨時條款》的廢除，卻給兩岸關係的再定位帶來不確定的可疑因素。

台灣生命共同體

1990年5月20日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李登輝就職演說中向中共提出開放三通的三條件，這個被台灣統派理論家王曉波譏稱為「以三換兩」（以三通換取中共對兩個中國的承認）的喊話，後來成為李登輝主導的《國家統一綱領》的基調，而成為兩岸關係進一步突破的關鍵障礙。

為了整合台灣內部的「全民利益」，李登輝採用了1983年台獨先驅彭明敏所提的「台灣人國民主義」的結晶「台灣命運共同體」，李登輝只更動些許便不加定義地大肆使用「台灣生命共同體」一詞。

這個引起黨內大老與所謂非主流派普遍不安的政治名詞，卻贏得民進黨人士的喝彩，成功地做為「政治通分」的公分母，並為國際霸權主義者暗中稱許。

在波斯灣戰爭之後，美國總統布希挾著戰勝餘威，大肆推銷所謂的世界新秩序。中共正處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國際制裁窘境，美國企圖在蘇聯瓦解後建立美國利益與美國價值的「美霸和平」（Pax Americana）。《紐約時報》甚至趁機揚言「拆散中國」。後來台獨論者在島內到處宣傳中國瓦解論，就是根源於此。新潮流系的領袖邱義仁鼓吹「現在是從事台灣獨立戰爭的大好時機」，錯此良機，再遇何時。

外交部長錢復趁機正式大談外交的實用主義，即「務實外交」是也。

從1971年中華民國政府被聯合國大會決議「驅逐」（expel）起，台北的外交便從描述語詞中每況愈下：實質外交、彈性外交、民間外交、凱子外交與務實外交等等，越來越失一個中國立場。忘記了「凡是一個中國立場得不到的，改採兩個中國、台灣獨立、一國兩府也得不到。」

蔣氏父子有此認知，這未必是民族主義，這更是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

務實外交：獨台、台獨合流

1991年是台灣朝野兩黨動作頻繁的一年，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政府喪失聯合國內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主權政府」的20週年紀念。

反映戰後東西方對抗的雅爾達體制已因蘇東波全面瓦解，美國正演奏著國際新秩序的進行曲，從波斯灣繞向太平洋。

當年7月8日行政院新聞局在《紐約時報》刊了一則大標題為Pragmatic的大廣告，宣佈中華民國「已願意接受其它國家暫時性的雙重承認（雖然北京迄未接受此原則），新聞局國際處倪公照處長說明，「雙重承認」字眼是依據1989年李總統訪問新加坡返台記者會上的看法。新聞局長邵玉銘進一步解釋，這則廣告是「事實陳述，而不是政策宣佈。」

7月16日美國前中央情報局特務李潔明，在一項兩岸民主化座談會上，批判中共的主權觀是「過時的」，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白樂崎則指出，台灣已發展出「分離的國家認同」（或譯「分離的國家身份」）。參議員索拉茲則跟據《舊金山和約》，重提台灣地位未定論，主張台灣居民有權自決獨立建國。

8月22日李潔明來台參與「中華民國與國際新秩序」研討會，鼓勵台灣方面不必擔心中共對台海動武，可自行「走自己的路」。

9月8日美籍台胞蔡同榮所主持的「公民投票促進會」利用紀念舊金山和會四十週年，在台北市大搞住民自決、台灣獨立及「以台灣名義進入聯合國」遊行。

10月13日，民進黨通過《台獨綱領》。

10月25日，蔡同榮又在高雄發起公民投票進入聯合國大遊行。

10月28日，布希說西藏是「被佔領的領土」，公然向中共的領土主權挑戰。

11月份，美國國務卿貝克說中共是「過時的政權」。

12月5日哈佛大學「台灣討論會」上李潔明更重新提起帝國主義美國的「巨棒外交」。

接著就是修憲國代大選的「台灣共和國連線」，企圖將國大選舉提升到「公民自決」的戰略高度與層次。然而台灣共和國的「開國國大」人數遠遜於中華民國的第二屆國代。執政黨仍擁有四分之三的修憲決定力。但贏得大選的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卻從此開始經常政策急轉灣，又因黨內權力鬥爭日劇，不惜連合反對黨掃平黨內的異議份子。台灣的反對運動也出現為執政黨主席保駕護航的今古奇觀，在外交政策上，李總統大膽地採用了民進黨的某些訴求，不過在國民黨傳統的包袱下必需重視某種包裝。

參與聯合國運動

著名的國際法學者丘宏達教授最近向行政院長連戰辭去政務委員職務，據說起因於上書李登輝總統，希望政府考量到參與聯合國可能引發中共對台用兵，但此建議未被接受。〔此則新聞見報後為雙方尷尬地否認。〕

丘教授以為台灣參與聯合國符合中共對台用兵的條件，也就是台灣實行實質獨立，卻不宣佈更改國名。但層峰決定測探中共的容忍底線，因此在北京已發表對台政策白皮書的風險下，依然推動參與聯合國。

今年9月2日行政院長連戰利用新聞評議會30週年酒會致詞時，向中共當局喊話：

「在國家未統一之前，中華民國有權利享有一個合理的國家地位，而我們重新參與聯合國之決策，從來無意製造海峽兩岸永久的分裂。」

他認為中華民國一旦得以參與聯合國，必會增加我們對中國統一的信心。他舉出東西德在統一前，同為聯合國成員，卻無礙統一的事實。

他並舉出南北韓並存聯合國的例子，做為分裂國家中，兩個政治實體同屬一個國際組織的佐證。

本屆聯合國大會台灣當局決定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R.O.C. on Taiwan）名義申請「參與」聯合國，一開始便遭到負責議程的總務委員會封殺，由於台灣朝野事先已有心理準備，台灣社會似乎也未因此高層次的政治遊戲挫折，特別地感到忿怒或沮喪，甚至以為聯大一般辯論議程上，居然還有18個會員國發言支持我方，而多少有點自得，比起去年的九國，成長百分之一百，當然是個了不得的外交成就。

這些國家中除新加坡是呼籲國際社會鼓勵海峽兩岸進行談判對話，應不算支持我國「參與」或「重返」聯合國之外，其它國家在發言時主要論點基本上根據我方外交部的說帖，也即企圖以「分裂國家」模式，強調平行代表權，突出聯合國會籍普遍化原則，以便台灣的2,180萬人民，能夠與全世界各國人民一樣，在此一世界論壇中發出聲音，擔負應有的國際義務，伸張基本人權。

1971年10月25日聯大第2758號決議案恢復（restore）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做為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主權代表政府，而中華民國政府則反被驅逐（expel）出聯合國大會及其附屬組織。從此海峽兩岸內戰分裂的「中國代表權」爭議便告一段落，聯合國終於確認「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該屆大會主席同時把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所提議的雙重代表權案「免議」處分，獲無異議通過。

由於聯合國是主權國家才能參與的國際官方組織，中共白皮書中便聲明台灣沒有資格參加，因為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國民政府也不敢說台灣是一個國家。基於聯合國一國一代表權原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要重返聯合國，除非推翻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案，以目前台北的邦交狀況，也大可不必。

李登輝總統與大多數的台灣人民是實用主義者──只要能加入，名稱可以不計較。但事情也沒那麼單純！如果採取「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透過住民自決公民投票成立台灣共合國「加入」（join）聯合國，那以新會員國身份提出申請便遭遇中共在安理會的否決。如果以中國唯一合法主權政府身份「重返」（rejoin）聯合國，那便要複習1971年聯大2758號決議案過程的措敗，何況當今世界上184國中只有28國與我有邦交，其它與中共有邦交者均承認北京是中國唯一合法的主權代表政府。聯合國迄今沒有任何有影響力的大國發言支持台灣，常任理事國不說，就連中型國家如巴西、義大利、澳洲、加拿大等本次也未表態。

中華民國政府抱怨傳統國際法僵硬或過時都於事無補，但致力於在聯大成立一個研究委員會倒是正確的做法。依國際法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是不完全的部份繼承關係。1949年人民政府宣佈成立的時候國民政府並沒有同時斷氣，她在聯合國持續代表中國人民直到1971年，她的民主憲法由南京帶來台灣一直延用到1991年才被依法修訂，她的經濟成究已接近已開發國家水平，國民生產總毛額已排名世界第22位，外匯存底突破880億，居世界第三位。

分裂國家未被國際承認無法取得分裂地位

持續爭取加入聯合國，至少持續爭取在聯大設立研究委員會解決自稱分裂國家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參與問題，乃避免台灣方面片面被中共內部化的戰略佈署。即使台灣沒有資格參加，但說建立於1912年的中華民國，同時也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的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則違反歷史與知識。有人指責中共在1949年製造兩個中國，而使台灣問題複雜化，這雖是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噱頭，但不也正反應某些不能逃避的事實嗎。

國際法採取承認主義，一個國家獨立需要被承認，一個國家內戰雙方要「分裂」也需被承認，目前聯合國形勢顯然不太有利台灣方面追求獨立的國際生存空間。

曾任美國駐台大使館副館長的高立夫，最近被台灣南部的台獨人士怨歎不已。正當台灣朝野興致勃勃地推動參與聯合國運動之際，美國在台協會日前邀請高氏就美國與台灣關係發表演說，他說美國與兩岸關係，仍將界定在「維持現狀，符合美國的利益」。

另據台大新聞研究所周陽山教授指出，美方情治部門給台灣朝野的訊息很清楚：事實的台灣獨立（Taiwan Independance de facto）美國可以接受，因為現狀正是如此，但要推向法理的台灣獨立（Taiwan Independance de jure），美國沒法支持。加入聯合國正是台獨法理化的嘗試，這也是美國派駐聯合國大使拒見台灣出去的宣達團，「像見到鬼似的！」

台北方面最新的構想是「一國兩席」，但不談一國卻只談兩席，其實是兩個中國，其實也是掛著中華民國招牌的台澎金馬國，論者援用德國或韓國等被國際條約處份的分裂國家為例，主張比照辦理，殊不知此乃自貶身價，自願被國際處分。我們認為以一九四七年中華民國憲法與中共人代會展開中國統一憲法的制訂最為明智可行，中國歷史上前後兩個朝代交替的談判應該也算兩個對等主權政府級的談判，為避免兩個「中央政府」談判的尷尬，由國民大會與人民大會接觸談判最為得體。台灣方面在談判有結論前可持續爭取參與聯合國，中共方面可持續封殺都是合理的行為，只有持續外交競爭才能確認一個中國原則，中華民國政府不應從這外交戰場退卻，坦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不希望台北從此一立場退卻，中國不統一就是這個樣子。不先參與中國就不可能參與聯合國，台北想採取分裂國家模式，殊不知分裂狀態被國際承認的前提必須互相先承認，否則一切免談，因為國際上誰也不想冒「干涉內政」之險（可引發國際戰爭！）而介入率先承認「分裂」之半造，有關中國主權之代表權在聯合國既已解決，台北想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都注定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