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將要良性運轉

老百姓心中有桿秤

1893年12月出生於湖南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的毛澤東，即將屆滿一百週歲，其冥誕也已滿了17年。終毛澤東一生，其言行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在世界歷史上，也足堪與同時代的偉人媲美。美國一位毛澤東的傳記作者在其作品的中文版序中寫道：「毛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全世界的，他的影響早已經超出了他的國家。」（R ‧特里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石家莊）同樣的意思，曾被許多外國訪問者、學人和政治家用不同的語言描述過。一位知名的台灣歷史學者曾給我講過一個很動聽的故事：他1968年到美國訪問，一位黑人計程車司機眉飛色舞地對他說：「你來自毛澤東的中國（注意：這位教授來自中國的台灣，而非大陸），車費就免收了吧」，很令我這位朋友動顏。

當然看法也並非一律。兩年前在夏威夷一個討論辛亥革命的學術會議上，我與兩位知名的台灣教授在茶點時討論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在談到毛澤東的功績時，那位很值得我尊敬的台灣教授明顯表現了懷疑和鄙夷顏色。

毛澤東去世兩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人、人民群眾和學術界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尤其對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決策，對他的家長制作風展開了激烈的批評，呼籲毛澤東走下神壇。不過10年功夫，當中國的改革開放日益走向深入的80年代末以後，在中國，主要在民間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在老百姓心目中毛澤東的形象再現光輝。從廣東、廣西，迤北至東三省，掛毛澤東像、唱紅太陽頌，隨處可見，在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中，「毛澤東熱」蔚為壯觀。今年還有「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活動展開。這種有趣的社會現象頗值得從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角度加以關注和研究。毛澤東是耶非耶，在中國老百姓的心中，是有一桿秤的。

毛澤東逝世17年後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共十四大在實行改革開放十幾年的基礎上，確立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經之路，這在毛澤東的時代幾乎是不能想像的。有鑒於此，我們今天已經有可能冷靜地從整個近代中國歷史的角度來思考毛澤東現象，來探尋毛澤東與中國近代歷史的關係了。

作為一個挺直腰桿的整體

從此，不管你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與否，不管你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贊成與否，中國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挺直腰桿的整體，站立在世界的東方，是一個鐵的事實了。

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受列強壓迫，內受封建統治，既貧且弱，落後挨打，國將不國，民不聊生。一代一代中國人，為著祖國的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而努力奮鬥。《北京條約》簽訂以後六年出生的孫中山，《中法越南條約》簽訂以後二年出生的蔣介石，《馬關條約》簽訂以前二年出生的毛澤東，差不多活躍在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要時期。孫中山以革命為職業，畢生奮鬥，實現了推翻清廷帝制的偉大抱負，對中國歷史的貢獻彪炳史冊，但帝國主義仍在神州橫行，封建統治的根基並未觸動。蔣介石繼承孫中山遺志，勝利完成了北伐，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名義上實現了中華民國的初步統一。但蔣介石對幫助改組國民黨、推動北伐並為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努力的共產黨大張撻伐，引致國共長期內戰，民益貧而國益弱，誘使早已蓄謀侵華的日本帝國主義大打出手，從九一八起到八一五止，14年時間差不多侵佔、蹂躪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何辜？民眾何辜？晚清以來的中國政府懼洋成癖，挺不起腰桿做人，是主要原因。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的獨立、統一、民主和富強仍然是大多數中國人苦苦追尋的一個夢。

毛澤東代表挺起脊樑骨的中國人，與他的共產黨朋友和萬千愛國志士一起，一步一個腳印，扎根在差不多一無所有的、赤貧的民眾中間，走從農村包圍城市、從農村走向城市的革命道路，「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終於在1949年10月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的建立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新標誌。毛澤東說：「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1977年版，第5頁）。這是代表受盡了幾千年的封建奴役、一個世紀的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人向世界的一聲莊嚴宣告。從此，不管你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與否，不管你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贊成與否，中國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挺直腰桿的整體，站立在世界的東方，是一個鐵的事實了。

為研製核武而含辛茹苦

「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

毛澤東傳記的另一位作者認為：毛澤東「維護中國尊嚴和民族利益的堅定決心」「得到了他的同胞的一致反應。」（施拉姆：《毛澤東》，1967年美國修訂版，1987年北京紅旗出版社中譯本）這是很自然的。毛澤東在1963年9月寫道：「我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們，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毛澤東著作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頁）面對百多年來民族的屈辱，國家的屈辱，中國人為向世界爭取國家平等地位不停地抗爭過，從太平天國、義和團樸素的反帝（以排外的形式出現），到五四運動後「打倒列強」、「打倒帝國主義」的種種運動，一再爆發出來。

在新中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3月，毛澤東在河北西柏坡宣告：新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將「採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毛澤東認為，「在做了這些以後，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了」。（《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35-36頁）「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了。」（同上引書，1478頁）這個宣告，就是新中國建立後所取獨立自主外交方針的基本政策依據和理論依據。這個宣告，使新中國的對外政策原則與鴉片戰爭以來歷屆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原則劃清了界限，一掃由於歷屆中國政府對外屈服、帝國主義欺我辱我不平等待我而導致中國人的崇洋、媚洋、懼洋的心理和軟骨病，給予國人和世界的震動何其巨大。此後，中國人和自己的國家立即感到自己挺起了腰桿。

當1950年韓戰發生，中國面對比自己強大許多倍的美國軍事力量掀起「抗美援朝」運動時，儘管在三年國民經濟恢復初期中國還是那樣一種百孔千瘡、百廢待舉、依舊貧窮落後的嚴重形勢下，全國人民為反對美帝國主義、保家衛國，而掀起那樣一種意氣風發以恢復經濟、發展生產來謀求國家在世界的平等地位的情景，就是有力地證明。此後在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中國知識份子和人民群眾勒緊褲帶、忍饑挨餓為研製原子彈和核武器而含辛茹苦、同仇敵愾的精神，也是同樣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新中國不採取這種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而像一九四九年前一百年的歷屆政府那樣一切俯仰隨人、屈己服人，中國還能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嗎？由此估計毛澤東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貢獻，我們能夠不說是邁越前古的嗎？

最富經濟活力的一塊大熱土

求富求強，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永不衰竭的追求目標。從上一個世紀70年代的洋務新政起，到戊戌維新，到本世紀頭10年清政府全面推行新政，30年代國民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組織過國家的經濟建設，許多志士仁人為求富求強追求過工業救國、教育救國，令人沮喪的是，中國紿終沒有富強起來。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中國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以機器工業為代表的近代資本主義企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只不過佔到10%的份額。（這是抗戰前的估計，實際上1949年還不足這個份額。）近代中國全部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裡。

從社會發展的觀點看，求富求強，民富國強，國民生活素質不斷改善和提高，應當是社會的基本要求，為此而採取一切必要而有效的措施，應是治國者的基本目標。從歷史的觀點來看，甚至可以說，近代中國一切改革的、革命的運動、政策措施、政府，都是由這一點出發的。晚清政府在求富求強方面無甚前進，乃有康、梁維新和孫、黃革命的迭起，乃有專制朝廷的推翻和中華民國的誕生。袁氏竊國，軍閥爭戰，國將不國，富強更何待求，於是在孫中山提倡下，國共合作，北伐成功，乃有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舉。南京開府，蔣氏獨裁，內戰頻仍，民生罔顧，一個時期，中國幾乎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國軍火採購者，及至抗戰勝利，政府要員「五子登科」，腐敗透頂，於是反內戰、要和平、反飢餓、要民主的口號，遍及全國大中城市，戰場失敗是民心喪失的反映，由此奠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乃得成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新中國是為著消滅中國民貧國弱的現況，為著掃除求富求強的障礙而建立的。經過艱苦努力，在1952年中國工農業生產就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到60年代初，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就超過農業產值，此後因為「文革十年」的破壞，社會發展不幸而停滯，但經過1978年後十幾年的努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心思想得以確立，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又順利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發展模式，全中國在全方位開放形勢下，處在熱氣騰騰的現代化建設氛圍之中，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富經濟活力的一大塊熱土。比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來，以及按人口平均起來，中國今天還不能說已經富了，已經強了，但中國的這種社會經濟發展趨勢，不僅是整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令人駭異的。似乎可以說，一個半世紀來中國人追求的國家富強之夢，在今後不長時間，應當要實現了。然則，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毛澤東發揮了什麼作用呢？

節制，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

吾人研究近代中國歷史，評估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作用，應拋棄那些細枝末節，抓住兩條大的脈絡。第一，毛澤東總結了近百年中國不得富強、落後挨打的歷史教訓，體察了歷屆政府軟弱、腐敗、政治惡劣，社會制度不良的現實，在改造社會的手段上摒棄了社會改良主義的路線，改採社會革命的路線，其創造性貢獻是：不是一開始就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先實行民主主義革命（這個時期的綱領與孫中山先生的主張基本相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毛澤東：《論聯合政府》），這種民主主義，毛澤東稱為新民主主義。「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依據這種理論指導，中國革命的路走通了，新的中國才得以建立。總結一句話，毛是主張先革命，後建設，革命成功了，再努力建設。這一方面，本文不贅述。

第二，毛澤東努力設計、探索中國社會發展即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從30年代、40年代，至50年代，毛澤東面對的雖然大量的、主要的是戰爭和軍事戰略問題，他不是從純軍事的角度考慮戰爭，而是從政治全局、政治前景的角度考慮戰爭問題，在考慮戰爭的同時，還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考慮中國的社會發展。毛澤東在1945年寫道：「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柢，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論聯合政府》）這一觀點，為此後建國及建國後全面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

新中國建立以後，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發展即中國現代化道路方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誤的一面，無論成功或失誤，都打上了毛澤東作為一代偉人所獨具的個人風格的印記，並對中國歷史發生著深刻的影響。建國前夕，毛澤東設計未來新中國的經濟戰略，指出：「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據此，構成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幾種主要經濟形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設計是完全符合中國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同時也顯示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美好前景。按照這樣的設計穩步地走下去，中國老百姓求富求強的理想是可以計日成功的。

失誤本身影響中國發展至鉅

可惜建國以後不久，就過早地結束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發展階段，不適當地過早地把五種經濟形態變為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毛澤東著作選讀》，第705頁）背離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不斷調整生產關係，不僅使計畫經濟體制中的弊端發展到極至，在政治思想上也日益變得緊張起來（「以階級鬥爭為綱」），在建設方式上盲目求快，追求用群眾運動的方式發展大規模的社會經濟事業，所謂「抓革命，促生產」，顯然具有「馬上打天下，馬上治天上」的味道，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結果欲速則不達，求富求強的理想不能迅速實現，適足以降低甚至破壞了經濟發展，造成20年（1958-1978）發展停滯。失誤原因複雜，這裡不作分析，但失誤本身影響中國歷史發展至鉅則是事實。

換一個角度，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模式的探索，卻是始終不懈的。上述失誤是這種探索內容之一。毛澤東希望加快社會發展速度，擺脫「一窮二白」面貌，使中國早日富強起來。由於經驗不夠（毛澤東承認，經濟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需要在實踐中去解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我們主觀認識之間的矛盾」，希望不要花費革命時期那麼高的代價。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如果加上國際國內種種環境的刺激，他的思想神馳起來，可能出現偏差。當他冷靜時，他為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他經常思考，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50-60年代，他經常結合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探討中國的發展道路，分析現代化過程中各工業部類之間的比例關係，分析像沿海經濟和內地經濟這樣屬於區域經濟範圍的問題，考慮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內外環境問題，他雖然強調要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學習，也指出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他說過：「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除了外國資本主義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外，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論十大關係》）。他強調，就是將來國家富強了，就是在幾十個五年計畫之後，還應當向人家學習。顯然，這是一種謙虛謹慎的態度。

實現中國人求富求強的理想

進入70年代，還在「文革」中，筆者正在河南信陽地區的「五七幹校」勞動，突然看到報載中美關係的戲劇性的突破，聽到毛澤東關於中美關係的講話傳達，頭腦中的震驚是異常巨大的。這就是說，在當時那樣一種沉悶的國內氛圍底下，毛澤東卻超脫出來，正在從寰球角度考慮中、美、蘇關係問題。隨著中美《上海公報》發表，中美關係改善，中日建交，中國未來發展的國際環境獲得了極大改善。

回顧1978年中共確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方針的歷史，回顧鄧小平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如果我們問：假若沒有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框架，沒有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考，沒有毛澤東關於向一切外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經驗的言論，沒有毛澤東那樣特立獨行地營造相對安定的國際環境，中國現代化的步子將會怎麼走？就是毛澤東過急過左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現代化模式（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也極大地教育了中國人，怎樣才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怎樣才能實現中國人求富求強的理想。

儘管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給中國歷史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明顯的、嚴重的，但中國人今天仍沒有忘記毛澤東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豐功偉績。儘管今天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勢是毛澤東當年不能比擬的，但又不能把它與毛澤東當年截然對立起來，它的形成與發展，與毛澤東的思想與主張，又是有著內在聯繫的。當人們思考毛澤東與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關係時，是不是應當得出這樣的認識呢？我以為應當是這樣的。

鄧小平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今天已獲全民共識，近聞蔣緯國在美國發表講話對此「舉雙手贊成」。的確，孫中山當初闡述民生主義時曾思考過這個問題，但孫中山沒有得著實踐的機會。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大規模長時間的社會實踐中探索這個問題，取得了寶貴的經驗與認識。鄧小平總其成，鮮明地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把近代中國歷史前進的傳承關係明確地昭示給世人，給中國人求富求強的強烈願望一個肯定的答覆。這就給人們提示了中國歷史將要良性運轉的一個可喜信息。可以肯定它將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值得慶幸的結局。而歷史偉人毛澤東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