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國的意義

留下什麼樣的影響

12月26日是毛澤東先生百齡誕辰。事實上，斯人於1976年9月9日逝世後，迄今已有17年了。此期間，特別是近幾年，關於他的專書、文章，出了許多，好像每一個人都大可以一談他所認識的老毛。因此，毛澤東應該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集體記憶」中的一個重要部份；也因此，他便當然會對他身後的歷史進展，仍然起到一定的影響作用。但即使如此，人們必須分辨的是，毛給後人留下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是企盼或預期他的政策、路線終將回朝呢﹖抑或將毛主席引為一大警惕，要努力防阻他老人家的那一套還魂再來﹖

我們回顧毛澤東個人的歷史可知，他在青年時代，跟無數懷抱救國救民赤忱的中國知識青年一樣，有決心有勇氣為中國民族的解放，貢獻心血氣力與生命。而當時中國民族解放大業的落實，概括言之，不外一為求富強，一為求民主，這也就是說，中國之富強，目的在使任一中國之人民，無須恐懼、自卑、諂媚於洋人之前；而中國之民主，則為使任一中國之人民，得能堂正、無畏，平等挺立於其政府之前。然而民國13（1924）年的孫中山先生改組中國國民黨，其「聯俄容共」綱領，以及襲用俄式「職業革命家黨」的組織建構，以此為達成中國解放目標的實踐手段，則開啟了當代中國新的強人獨裁時代。獨裁強人與廣大的人民，永遠是對立的。

中國國民黨在職業革命家黨化之後，造就了強人蔣介石先生。蔣介石當然不能容忍另一個在中國之內的職業革命家黨──中國共產黨，這構成了自民國16（1927）年國民黨「分共清黨」之後，直到「西安事變」這段時間的國共關係史。眾所皆知，從1927年到1936年的中共史，有兩個意義：其一，中國共產黨在蔣介石的全面打擊下，經歷「長征」至於陝北，其勢已有如風前之燭；其二，中共是在如此嚴苛的試煉之下，終於消褪其左傾浪漫主義的宿疾，接受務實主義者毛澤東的指導與領導，黨是在比較統一的意志與對中國革命任務務實的理解下，從新開始。

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及斯後的抗日戰爭，老蔣握有甚大的勝算，消滅窮蹙陝北一隅的中共勢力，實現其獨霸中國的野心。歷史是狡智與充滿趣味的。蔣先生因「西安事變」而瞭解了兩件事：其一，是莫斯科的指令或建議，方使得中共及時影響張學良、楊虎城，蔣氏乃因而非但不死，且得以提升與鞏固其原有的對全國的領袖權威；其二，蔣氏或國民黨政府必須對莫斯科或中共何以不殺之作法，以及意在促成蔣氏領導抗日戰爭之用心，有所回報，否則將不利於維持蔣氏與國府之聲望，亦不利於必要時號召全國民心士氣。

抗日聖戰於民國26（1937）年7月7日爆發，中共因此不但全然擺脫蔣介石執意消滅它的壓力，也通過國、共的「二次合作」，取得了幾乎是二分之一的抗日戰爭的領導地位與參與者角色的重要身份。而這些十分重要的背景，也構成了抗戰期間，中共得能擴大統戰，並提供在陝北的中共得以從容的自我檢討與修正的積極條件。

決定性的「延安經驗」

多位專家學者認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至於貴州遵義時，毛澤東因為在當地的一次會議，奪權成功掌握大權，從此非同小可，以至於在後日竟然成為「紅太陽」，「照到那裡，那裡亮」。但務實言之，中共在抗戰八年期間的「延安經驗」，才是真正具決定性的。

抗日戰爭期間，莫斯科全然置身於國、共之事之外，加以重慶對延安的必要尊重，佈置出一個優越的環境，讓中共可以好好的總結在中國的革命歷史與策劃未來。有趣的是，中共在延安整肅了28個布爾雪維克，卻同時使黨更加符合布爾雪維克化的要求，決定了毛澤東做為中共的列寧；更有趣的是，毛本人固然樂於扮演中共的列寧（同時為理論導師與政治領袖）此一角色，但在當時，斯大林所具有的強烈、現實的意義，無寧對他具有更誘人的啟發性。我們看到的是赫魯曉夫時代的毛與南斯拉夫的鐵托。毛、鐵二人都通過「實踐」，檢驗印證了莫斯科帝國控制附庸的「無力」。但相對的，斯大林式的「御內」、「御下」手段，卻同時是無上妙方，以成就一個絕對獨裁領袖的無上權威。

15年「文革」一次

毛澤東率先「反右」，幫助中共解決了承襲自國、共內戰階段的「親共知識份子」勢力與人物，毀滅性的封殺了他們「邀功、撒嬌式」的要求中共這樣做那樣做的「民主」權力，完成了中共的自由行事大權，也便提供了毛澤東與中共在1958年搞「三面紅旗」的自由。但歷史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違背自然規律的自由。「三面紅旗」的失敗，也提供中共內部選擇「非毛」路線的條件，而這卻立刻警醒了毛在黨內發動鬥爭的意志。

我們認為，大約在1962、63年時期，毛澤東已開始以他的黨為對立物，進而思索如何戰勝駕馭它。而1966的「文革」，便是老毛的「答案」。毛的死，也就是「文革」的終結，說明了毛乃是以其個人來對抗整個「七大」以來的中共。這裡面有一個矛盾，必須清楚的指出來：布爾雪維克政黨乃是由菁英們組成的一個有高超行動能力的團體，但是菁英們為求行動的有效，傾向於把權力與光榮歸於某一特定個人，而這就為獨裁鋪好通道，終於形成獨裁者可以終結一切民主的可能與構想的局面，以及致令所有獨裁領袖以外的人們悲痛但彷徨、無力的後果。

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之後，進入了與他的黨的鬥爭階段。老毛千辛萬苦的以砸垮砸爛他的黨的「文革」，保有了他個人的無上威權，但他隨即也面臨了如何傳承（找人接班）這一威權的問題。毛澤東悲觀的認為，中國必須每15年「文革」一次，以維持革命精神的純潔，並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或政權。然而鄧小平卻宣佈了永遠廢除在中國的階級鬥爭，以及毛後的中國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指出只有如此，中國才能「現代化」參與今天的世界，並藉此取得最大的經濟利益，走向中華的振興。

我們的結論是，布爾雪維克式的革命政黨，握有取得革命成功、掌握政權的最優越可能性，但卻不是革命後必要的政、經建設的最佳執行者。布爾雪維克政黨在革命成功後，幾乎無可避免的會陷入政治鬥爭的窠臼，相對的說明了它在政治、經濟上謀求出路的無能。毛澤東可以戰勝一切黨內的反對派、挑戰者，卻只有要求全黨、全民「安貧樂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貧困之下的社會主義社會「自得其樂」，以及使用「精神武器」，對抗可能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的入侵，就像20世紀40年代前的抗日戰爭。

晚年的毛澤東，在長期的造神運動之後，幾已無法接受任何與他的想法想背的意見，他規定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對抗帝國主義者的方式，執著的表露了他的悲觀主義，也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當代中國人的自卑情結。毛澤東個人在這一方面的頑固性，促成了1971年與72年季辛吉、尼克森所主動的中─美關係的突破，以及20年後蘇聯的崩解，使美國再度成為對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卻辯證的否定了50年代以來毛的正確性。

悲觀主義哲學

1949年以後的中國，在對外、對內的政策選擇上，無可迴避的受到追求富強、追求民主歷史使命的影響，而在這一前提下，毛澤東應只是扮演一個能有效的體現這個歷史使命的領袖角色。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現代史的特殊性，造成中國的職業革命家黨對中國前進歷史的命運的主導，這一命運又使得像毛澤東這樣的人物，得以居於關鍵性的地位。毛氏以努力於中國之富強，交換其個人抹煞民主坐享獨裁的地位，成為60、70年代幾乎20年中國命運的主人，也造成中國在經濟上的落後與文化上的自閉。

毛澤東以其個人的意志與狡智，在近代中國歷史的苦難、悲劇命運中，脫穎而出，成就了他無與倫比的領袖地位。然而中國近、當代的悲劇歷史，以及毛氏個人的奮鬥歷程，也塑造了毛的悲劇史觀，他認為帝國主義強權必然還要入侵與摧殘中國，也認為身邊的同志戰友，都企圖取他而代之，因此，鬥爭就是一切與永恆，只有不止息的鬥爭，才能保衛中國與他自己。這種觀念，遮蔽了毛對中國與世界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性的看法。毛透過中國共產黨強迫所有中國人分享他的悲觀主義哲學。這是毛的最重大的錯誤。

由以上的敘述，可以清晰發現，鄧小平是巧妙與正確的補救了晚年毛澤東的政策、路線。其實中國在抗日戰爭勝利（1945）之後，已經有效的宣佈帝國主義強權國家可以肆意入侵中國的死刑；而爾後中國若能步上民主，則適足以團結全體中國人，發揮積極性，提升中國在每一方面的競爭力，重新躍居強國之林。毛澤東與中共繼承發揚了前者，卻扼殺了後者，這使我們看到，今天的中國雖然廁身強國之列，卻苦於應對外（美）國對中國人權的批評。鄧小平在這一階段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於有效的推進了中國的富強之外，亦相當的打下中國步上民主的物質基礎。可以相信，毛澤東並不僅是一個個人，他的意義仍必須與近代中國歷史與其死後中國的演變發展合併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