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

一 序言

無庸置疑，毛澤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一位最關鍵的歷史人物；不論你崇拜他還是咒罵他，不論你擁護他還是打倒他，不論你愛他還是恨他，當我們討論近現代中國和中國人的命運時，你都無法迴避他，繞過他。這就是不以人們愛憎喜惡為轉移的客觀歷史事實。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本文打算利用這個機會，從超越政治黨派的立場和個人的恩怨，純從客觀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評價和分析毛晚年的功業。

今天雖離毛逝世已經17年，距離毛發動文革已經27年，歷史的塵埃部分已經落定；而且時間已經沖淡了人們痛苦的記憶，治癒了個人和民族的創傷，這也許有助於我們對毛晚年的功過是非作出比較冷靜、客觀、公正的評價。

必須指出，這只是作者大膽的假設性嘗試，希望能引起讀者反應和有益的討論，甚至辯論。

二 題旨

本文題為《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重點放在一個「到」字上，如果把題目改成《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而將重點放在「和」字上面，那意義就很不同了。

「到」就是過渡，強調過程。這是一種動態歷史觀；「和」則強調存在的現狀和性質，是一種靜態歷史觀。

本文假定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的關鍵歷史時刻是毛的晚年，也就是文革時期。一個大政治人物的死亡，不一定就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比如蔣介石時代，如果有這個時代的話，應該在1949年就結束了，不必等到他在1975年去世的時候才結束。

毛主觀地推動歷史進程，發動文革，把中國歷史推向另一個新的時代，一個看來同他格格不入的新時代。無疑地，文革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分水嶺。在此之前的中國和之後的中國涇渭分明；像1949年是一個大分水嶺一樣，文革也是這樣的分水嶺。

文革是個多目標的「革命」。本文要強調的是其中的一個目標。就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的目標。本文不認為1949年以後中國真正地獨立了，民族真正地解放了。這個目標要到1972年，尼克森訪華才算開始實現，1975年越戰結束才算真正徹底地實現。這可以反映在下列三個方面：

第一、脫離了蘇聯的軌道；

第二、突破了美國的封鎖圍堵；

第三、打破了冷戰時代世界的二元秩序，開創了新的多元秩序。

上述三點均是劃時代的巨變。本文假定這些改變均直接或間接地從文革導出來的。而且是毛有意識的目標。換句話說，沒有文革，中國仍將處於被美蘇孤立圍堵的困局和依附地位，中國民族的生存空間仍將局限於東亞大陸那塊土地上。

下面將根據毛的理論和歷史事實進行論證。

三 毛鄧時代的特徵

毛澤東時代（1949-1976）的特徵是「求強」，就是「獨立自主」，擺脫美蘇壓迫。這段時期的代表性口號是「政治掛帥」。

在此之前即前毛澤東時代的特徵是「求存」，就是「救亡圖存」。從救亡圖存到獨立自主是個歷史大階段，1949年是這個階段的分水嶺。

鄧小平時代的特徵是「求富」，就是「發家致富」，我們可以說它的代表性口號是「經濟掛帥」。

在作進一步論證之前，先分析一下「富強」這兩個概念的先後邏輯關係。從中國史上看，一直是先強後富，特別是主要朝代，沒有一個是先富後強的，所謂富國強兵，實際上是強兵富國，即國強而後民富，不是民富而後國強。

而且，中國史上有一個獨特的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富弱」，因民富而國弱。唐玄宗開元、天寶之治是個例子，清高宗乾隆晚年也是個例子。南宋一朝可以說是「富弱」的典型例子。

從近代中國史來看，更是如此。晚清同光以來有不少仁人志士主張先富後強，就是先發展實業，充實國力，但結果此路不通，都一一失敗了。抗戰前，蔣介石要「安內攘外，銳意建設」，也是個失敗的例子。

上面這些例子有力地證明，不先圖強，民是富不了的。先富後強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由求強走向求富，再次證明了中國歷史的這條規律。

四 反作用論與文革

在中國所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狀態之下，先發展生產力或先求富，是不可能的；而且，時間也不允許，需時太久，他有一首詩說：「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上面提到毛推動歷史進程，他怎麼推動呢？他的獨特之秘就是「反作用論」，也叫做能動的革命反映論。1981年6月27日中共發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特別肯定毛對這個哲學理論的貢獻：

「毛澤東同志著重闡明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反映論，特別強調充分發揚根據和符合客觀實際的自覺的能動性。」其實，這個理論的始作俑者是列寧。毛師法列寧，然後青出於藍。

本文所說的反作用論：就是上面所說的主觀能動性；就本文的題旨而言，所謂反作用論就是發揮主觀能動性，促進生產關係變革，再促進生產力發展；或具體地說，從上層建築中著手。先奪取政權，然後促使經濟基礎發生變革。這都是由上而下的變革。不是像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先發展生產力，然後引發生產關係的變革，再進行意識型態的變革，這是由下而上的變革。

毛發動文革所根據的基本理論，就是反作用論。瞭解了這個理論，文革的理論便不那麼難以理解了。

毛掌握到反作用論的妙用，也是從中國近代革命史和他個人的革命實踐中學到的。他領悟到，在中國所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義狀態之下，先發展生產力或先求富，是不可能的；而且，時間也不允許，需時太久，他有一首詩說：「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1963年）這首詩，反映的就是這種時不我予的急迫情況。

毛比誰都知道，中國沒有先進的生產力，近代大工業；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和強大的產業工人階級；沒有先進的生產關係。但是，要等到這些條件都具備了，再來搞社會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那要等到那一天？

所以，中國革命不能從下到上，而要從上到下，搞反作用。在中國搞反作用有下列幾個有利的條件：

第一、三重壓迫，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買辦資本主義。這三重壓迫本來是壞事，但壞事可以變好事，壓迫使人要反抗、要造反、要改變現狀。

第二、中國在儒家影響下具有深厚的道德傳統。這種道德傳統集中反映在我們民族特有的憂患意識上面。憂患意識的形成，一直可以上溯到殷商。中國文明是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表現在人對人間性的關注，對社會國家的強烈責任感，所謂「任重道遠」，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都是這種責任感，這種憂患意識的反映。

這種意識在承平的時候，使人可以過著清心寡慾，刻苦自勵的生活，今人如原子彈之父鄧稼先是一個典型。在動亂的時候，可以使人成仁取義，視死如歸，古人如南宋的文天祥、晚清的譚嗣同，是兩個典型。中華民族能夠久經考驗而不滅亡，「憂患意識」之功不小。

近代中國，也是這種憂患意識充分發揮作用的時期。

第三、近代中國在不斷進行現代化的努力中，積聚了一定數量的生產力，也有一定數量的產業工人和資本家，雖然農民仍然佔絕大多數。

第四、輸入了各種各樣先進的主義學說、思想說法。

毛領悟到反作用論的妙用，其他革命者如劉少奇等獻身革命，當然或多或少地也會領悟到這點。但毛是一個徹底的反作用論者，他具有中國其他革命者所缺乏的特有稟賦，就是革命家的非凡膽識，詩人的浪漫氣質和哲人的深思遠慮和政治家的高瞻遠矚。當然，還有他對中國歷史的獨到之見。

這幫助他掌握到中國歷史運動的規律。在他之前，也有不少仁人志士要推動中國歷史前進，前有康、梁、譚（嗣同），後有孫、黃、朱（執信），但都推動不了，因為都沒有掌握到中國歷史運動的規律。

毛掌握到了。1949年，中國從求存的時代過渡到求強的時代，毛居功最偉，這是大家都承認的。

1966年，他又運用他所擅長的反作用論，發動文革，推動歷史前進。但這次卻不但沒有被認為有功，而且反被官方認為是犯了「嚴重錯誤」，造成「浩劫」，「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甚至有人說他「有罪」。

這裡姑且不想討論他晚年的功過是非，而是要論證他如何再次運用反作用論，推動中國歷史前進。

文革是毛用來從經濟、政治、文化、思想上建立一個獨立對美蘇兩個體系之外的第三個體系的總體努力。他的三個世界理論，就是這種努力的最好證明，他要打破天下二分局面，使中國與美蘇鼎足而三。

獨立自主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僅僅限於政治方面，而是表現在各個方面。所以，毛的雄心是很大的，目標是很遠的，動機是很好的。他所犯的「嚴重錯誤」，必須要在這個極其矛盾複雜的背景下來考察才能看得很清楚。

毛在文革期間運用反作用論的具體辦法是：

第一、思想武裝：「公」字當頭，充分發揮精神的能動作用；

第二、樹立對立面：

黨內：走資派

黨外：地富反右

國外：社修資帝

然後廣泛動員群眾，進行鬥爭。紅衛兵就是進行這場鬥爭的主力軍。

毛把這種鬥爭定性為階級鬥爭，所以是狂風暴雨式的，是激烈的。因此黨內發生了無情打擊，社會上發生內戰，國外發生了抗美援越的越戰和抗蘇自衛的珍寶島事件。

當時毛不僅動員中國人民群眾，還廣泛動員第三世界和第一、第二世界的反戰群眾，把反修、反帝的戰場擴大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當時叫做「天下大亂」，別人怕亂，毛不怕亂，他喜歡亂，說「亂」得好，因為「亂」表示先把舊秩序打破了，然後才能建立新秩序。從世界範圍來說，舊秩序就是美蘇二元秩序。新秩序就是中美蘇鼎立的三元或多元秩序。

五 文革與越戰

我們如果說1949年中國站起來了，那麼1972年尼克森訪華和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之後，中國才算真正站起來了；1975年5月1日，美軍撤出越南更是標誌中國在東亞的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從此確立。

文革進行了10年，如果從中國和東亞反帝事業的歷史來看，毛的文革的目標是達成了，因為美帝在東亞的軍事和政治霸權基本上被打倒了；如果從國際反帝事業來看，毛的文革目標更是達成了，因為越戰把美國拖得精疲力竭，美國在尼克森政府時代，被迫承認冷戰二元秩序一去不返，世界從此進入多元中心的時代。1972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衝破了美國的圍堵。蘇聯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是獨立於其勢力範圍之外的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我們如果說1949年中國站起來了，那麼1972年尼克森訪華和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之後，中國才算真正站起來了；1975年5月1日，美軍撤出越南更是標誌中國在東亞的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從此確立。

這個國際地位的提高，是直接同越戰有關的，絕非美國忽然大發慈悲，自動肯定中國的大國地位，以及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

文革同越戰具有互為因果、相互激盪的關係。這可以從下面幾個主要方面得到證明：

第一、從國際範圍來看，文革是將全國置於備戰狀態，如「防修反霸」、「深挖洞、廣積糧」等口號，都是這種狀態的反映。《決議》說「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決議》的作者作這樣的論斷時，有沒有考慮到當時的亞洲階級形勢乃至整個世界的階級形勢呢？顯然，當時中國國內的階級形勢是同當時的亞洲和世界的階級形勢密不可分的；而且，後者對前者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美國在中國的南大門──印度支那──派遣50、60萬大軍，進行殘酷的戰爭，以及蘇聯在北方沿中蘇邊界派駐百萬大軍，虎視眈眈，我們就會清楚地瞭解到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簡言之，文革時期中國是處於美蘇兩國南北夾攻的危急形勢之下。似此，我們怎能說，毛錯誤估計了國內外的階級形勢呢？

第二、「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針對當時反霸防修搞出來的，是有的放矢，這個「的」就是當時的反華亡華的資帝和社帝。如果忽略前段所述的嚴峻的國際階級鬥爭形勢，純從國內和黨內的矛盾孤立地來看，當然就會得出這個理論是「完全錯誤」甚至是「荒謬」的結論。

第三、文革和越戰亦步亦趨。兩者大致起於1965年和1966年，終於1975年和1976年。

第四、越南實際上是中美繼朝鮮戰爭後的第二次較量，雖然中國這次參戰是採取隱蔽形式。所以，這10年中，不僅中國國內「天下大亂」，美國國內也是「天下大亂」。甚至尼克森因水門事件下台也間接和越戰有關。如果美國在越戰獲得勝利，尼克森必然成為羅斯福第二，成為美國的大英雄。果如此，就是10個水門事件，也都會不了了之。決不可能被迫下台。

這裡無意詳細討論文革和越戰的關係，只是舉其犖犖大端而已。

由上看來，文革同越戰互為因果的密切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但奇怪的是，海外中國人絕口不提，美國人樂得不提，海內中國人竟然也避而不提。比如《決議》中避重就輕，使用曲筆，泛泛地提到毛對反兩霸的貢獻說：

「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

事實是，毛固然頂住了社帝在北疆施加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毛頂住了當時資帝在中國南大門施加的大得多的壓力。當時，中美矛盾是主要矛盾。中蘇矛盾只是次要矛盾而已。《決議》將當時的次要矛盾形容成為主要矛盾是不符歷史事實的。《決議》有意沖淡毛晚年在反資帝方面所作的重大貢獻。是基於越戰後中國聯美反蘇的政治需要，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歷史事實面前是站不住腳的

六 文革反作用論的後遺症

文革已經結束17年，現在作出的任何結論恐怕都只是初步的結論，不可能是最後的結論，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現在也可以下一個初步的結論：

文革的正面成果是：實現國家的真正獨立，民族的真正解放，完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反帝運動的進程，使中國與美蘇鼎足而三。

但負面的影響也不少，所付的代價太大，主要有下列三點：

第一、文革樹立的對立面是自己的「同志」，不是幾個同志，而是一大批同志。基於鬥爭需要，常把偏差說成錯誤，把錯誤說成政治問題，把政治問題說成是反黨、反革命罪行，不斷誇大，無限上綱。最典型的例子是，把國家主席劉少奇說成是「叛徒、內奸、工賊」。這是絕對不符歷史事實的，是人為製造的莫須有罪名。國家主席的命運如此，其餘可想而知。

劉的問題真的那麼嚴重麼？非置之死地不可麼？他真的同軍閥和蔣介石一樣，禍國殃民，罪大惡極麼？同樣地，其他許許多多被迫害、被打成走資派的老同志，真的是同國民黨人一樣，把中國弄得民不聊生麼？真的要使人民吃第二遍苦麼？當時，有的人信以為真，現在冷靜地想想，這些罪名都是莫須有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是人為虛構的。

最後，鬥爭的矛頭指向周總理了，把鬥爭推到了荒謬的程度。周總理是全中國人民敬愛的領袖，真可以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他在最後歲月裡還要面對這殘酷的黨內鬥爭，這是人們的良知怎麼也不能接受的。1976年四五事件，就是這種心理的反映。這是人心不滿，甚至是憤怒的總爆發。四五事件標誌毛時代的結束，中國開始走向另一個嶄新的時代，即本文所說的鄧小平時代。

第二，反作用論用來從事政治奪權很有效。1949年是個例子，文革期間也是個例子。

但完全依靠──不是部份借助於──反作用論來搞其他領域的變革就會出大問題了。

搞經濟不能催生，主觀能動性有一定的局限性、大躍進、大煉鋼是個例子。

搞科學技術不能催生，我們也許可以搞會戰，開油田，造大橋，但不能期望一夜之間可以培養出錢學森、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這樣尖端的大科學家。

搞學術文藝不能催生。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都是需要時間耐心培養的。

文革期間不但未出這方面的人才，反而把已有的這方面人才，用「學問」、「權威」的罪名都一一打倒了，甚至消滅了。

理由是，這些人不是資就是修，不是修就是封，但仔細研究一下，毛要建立的中國自己的體系，獨立於美蘇之外的第三家。除政治、外交、軍事領域外，其他領域幾乎是「空談」，或遙不可即的「願望」。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的革命是催生的，是揠苗助長的。

沒有現代的生產力，包括科學技術，沒有大工業，沒有先進的生產關係，沒有現代的民主體制，有的是先進得不得了的意識型態，這樣建立起來的一家，充其量只是一個擬現代社會（Pseudo-modern society），是朵無根之花，不是真正的現代社會，是不能與美蘇相提並論的，甚至也不能與第二世界的英、法、德、日等國相提並論。

現在，這些問題全部暴露出來了，不僅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不少，回到中國耳聞目睹的種種的現象，也可以證明，中國宣揚的社會主義同實際上的中國社會現狀有很大很大的距離，舊東西、不合理的東西；新東西、未能消化的東西，在各個領域都有一大堆。

這是我們應當認真泠靜反思、深思的地方。

第三、超越歷史階段太遠，結果欲速則不達，需要退回去補足未完成的歷史任務。

縱令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縱令有這麼多的消極影響，但是毛還是認為是值得的，因為非如此，就不能打倒蘇修美帝，就不能為中國民族殺出一條血路，打出廣闊的生存空間。越戰後的歷史發展和後冷戰時代的歷史發展均證明毛的確是高瞻遠矚的，的確是走在歷史前面的。

七 決定論

歷史是充滿矛盾的。鄧小平時代雖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它卻是文革期間，毛運用反作用論催生的。否則，這個時代還不會來臨；換句話說，中蘇關係恐怕還是停留在藕斷絲連的兄弟黨關係上，中國還被美國圍堵在自己家裡面，而在兩大國之間討生活。

鄧小平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此話不假，准此，如果我們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現在改革開放的局面，也不為過。

現在講開放是很好的，也是很對的。但是，不能因此就說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期間搞閉關自守，這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是毛自己要對西方孤立的嗎？是毛要對西方閉關的嗎？顯然不是，是美蘇要孤立中國、圍堵中國，不是中國不要對西方開放，而是人家不歡迎你，要把你窒息、扼殺。

鄧小平時代從1978年至今已有15年的歷史，經過長達15年的實踐和探索，已經形成了一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也即鄧小平理論。最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出版，更標誌鄧小平理論的成熟。我們可以根據鄧小平理論所導出的路線、政策和精神，將鄧小平理論的中心思想概括為「求富」。

「求富」的概念是從決定論導出來的。所謂決定論，簡單地說，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根據這個理論，應優先發展生產力，然後從事生產關係變革，再進行意識型態變革。這同毛的反作用論，正好反其道而行。發展生產力，從國民經濟的角度來看，就是創造物質財富，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們可以將之概括為「求富」。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理論、意識是存在的反映。反作用論是毛澤東時代的「存在」的反映，決定論是鄧小平時代的「存在」的反映，什麼理論對，什麼理論錯，決不能單單根據理論本身來作論斷，也不能只是根據它所不適用的時代的客觀條件來作論斷，而是必須根據它所適用的那個時代的客觀條件來作論斷。

上面提到，鄧小平時代只有15年，一切都在發展中。所以，鄧小平說的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最終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當然人言言殊，是不可能達到共識的。

鄧小平說，他的時代是第二次革命。從變革的深度和廣度來說，可以這麼說；同毛澤東時代對比，也可以這麼說。毛、鄧兩個時代的主要特點是：

毛澤東時代是狂風暴雨式的變革，

現在是和風細雨式的改革。

毛澤東時代是按政治規律辦事，

現在是按經濟規律辦事。

毛澤東時代是搞根本改造，

現在是搞點滴改革。

這是兩個時代辦事方式的根本不同之點。不過，如果有人根據現在的條件，就推論說，在文革以前，中國就有按經濟規律辦事的條件，這未免流於武斷，完全不顧歷史事實。我們可以這樣論斷：

在毛的時代，政治規律大於經濟規律。

在鄧的時代，經濟規律大於政治規律。

「大於」不是「取代」，不是說可以完全忽視，毛完全忽視經濟規律，吃了苦頭。現在鄧有忽視政治規律的現象。1987年的學潮，1989年的「六四」動亂，以及最近幾年貪污風行，經濟和社會犯罪事件層出不窮，在在證明鄧同毛一樣，他可能在自己的經濟掛帥的路線上走過了頭。今後鄧及其接班人，能不能汲取毛的教訓以及改革開放期間出現的消極影響的教訓，及時採取糾偏措施，不要使中國人再吃一次資本主義的苦頭，姑讓我們拭目以待。

1993年11月8日重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