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會相關文本探討中共統一新策

一、舊瓶裝新酒

今年的「兩會」已經召開，不論是俞正聲的報告、李克強的報告，大體都強調兩點：一是「貫徹中央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堅持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另一方面也「要持續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為台灣同胞尤其是青年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李克強，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03月05日，http://news.ifeng.com/a/20170305/507542780.shtml；俞正聲，2017年深化改革年，2017-03-03，http://www.cdnews.com.tw/cdnewssite/docDetail.jsp?coluid=109&docid=104064444&page=1）張志軍在受訪時也表示，我們將會繼續貫徹黨中央的對台大政方針，我們的對台大政方針不會因為台灣局勢的改變而變化。具體講：「第一、我們繼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堅定地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第二、我們會大力推動兩岸民間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促進兩岸經濟社會的融合發展，扎實地推進和平統一的進程。」（2017-03-05，http://hk.crntt.com/doc/1045/9/8/3/104598324.html?coluid=93&kindid=16773&docid=104598324&mdate=0305210203，張志軍答中評：推進和平統一進程），三個人中李、俞所說都是大原則，而張所說的最實際，他說「扎實地推進和平統一的進程」便是真正的目的。張志軍更進一步說：「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但是那樣的統一方式一定會給台灣社會和民眾帶來傷害，他們會付出巨大的代價。」（陳君碩，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306005251-260409，台獨走到盡頭就是統一，2017年03月06日，《旺報》）張的說法，應該是同時說給兩岸聽，一方面是告訴台灣必須慎之又慎，否則，必付「巨大的代價」；另一方面也告訴大陸的武統派，要靜待時機。

對此，有人不會認為北京對台灣已經無計可施，只好故伎再施，事實上，應非如此，當年鄧小平時代台灣GDP相當大陸之43.8%，中共猶高唱和平統一，而今中國大陸的GDP總量已超過台灣20倍，（2015年台灣GDP為5,236億美元，大陸為109,828億美元，台灣相當於大陸的4.7；1970-2015年海峽兩岸GDP總量，台灣占大陸比例創歷史新低！2016-04-21，http://bbs.tianya.cn/post-333-875718-1.shtml）反而對台灣束手無策？看來絕非如此，特別是習近平這樣的領導人。

我們從上世紀70年代末，北京倡議「和平統一」以來，雖然都強調以「和平的方法完成統一的目的」，其實在實踐方法是有變化的，先是談判方式：從兩黨而兩岸，再以兩會談判，積累互信，逐次提升為政治談判；在政治談判的內容上，先是統一方案，北京甚至先行拋出「一國兩制」以示誠意與誠信，繼而終止敵對狀態，又提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再則和平協議。江澤民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作為第一步，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江澤民，http://news.xinhuanet.com/taigangao/2006-04/06/content_4391749.htm，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1995-01-30）胡錦濤倡議「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為有利於兩岸協商談判、對彼此往來作出安排，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為有利於穩定台海局勢，減輕軍事安全顧慮，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30週年會上講話，http://news.sina.com.cn/c/2008-12-31/132716956875.shtml，2008年12月31日，中國廣播網）然而台灣方面，一再拒絕兩岸之間進行政治談判。因此，經由兩岸談判，和平統一的路徑並非捷徑。

2005年「胡連會」，雙方發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文件之後；中共對和平統一的推動又增加經濟手段，早年中共也鼓吹兩岸經濟往來，但是當年的目的是吸引投資，為的是中國大陸的發展，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文件之後的經濟手段是「讓利」台灣，拉攏台灣。特別是馬英九在任上的八年（2008/05-2016/05），北京的「讓利」已經成為「收買」之勢，中共的作法自然帶有政治目的：一則以「利好台胞」促使調整台灣人的大陸印象；二則創造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從而將經濟認同引向政治認同。然而，大陸雖然在經濟方面造成了台灣的依賴，以台灣海關統計的兩岸貿易計算，台灣對大陸出口市場的依存度相對較低，2002年首次超過20％，2007年創歷史新高達30.1%，此後開始緩慢下降，多年保持在26%左右，2015年降到23.9%。（王建民，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究竟是多少？https://read01.com/d3OQ2E.html，2016-11-07）但是相對而言，台灣人民的政治認同不但沒有提升，反而是快速下降，這一方面讓馬英九更加不敢與北京開展政治談判，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北京「以經促政」的政策，本益比並不合理，另外在經濟手段之外，北京也大力推動兩岸的文化交流和社會交流工作，當然這也是北京所強調的統一工作的環節，然而在「經濟統合」，「政治促談」的強勢推動下，文化交流侷限在傳統國學，範圍狹小；社會交流對象蕪雜，難以聚焦，以至交流工作雖年年努力，而進展有限，變成是統一工作輔助性的側翼，做多做少沒有明顯的不同，影響也不明確。

以上的結果，中共不可能完全不加考慮，然而中共今年的對台工作會議到兩會涉台的三份文本，其基調並無變化；則習總書記第二任對台政策的思維究竟如何，頗令人好奇。

二、先說和平統一的「和平」

「和平」絕不僅是無戰而已，也不是「不戰不和」的僵局狀態，而是一種「方向定，人心安，可預測」的局面，和平是人心所向，人心所趨，理論上只要有號召，各方都會群起響應，何以在兩岸之間，台灣既怕「和平統一」，又挑戰「和平發展」，當然「九二共識」台獨政客不能接受是重要理由，然而民進黨為了長期掌權的需要，摒棄和平，追求「不戰不和」的僵局則更是其用心所在，何以台灣當局的作為，可以得逞，台灣人民願意相隨，理由固然不少，但是對「和平」本身的研究則十分欠缺，究竟什麼是「和平」，通常我們所論的「和平」都是「政治和平」，這是立竿見影，立即可見的「和平」，深入研究這種和平也是最不可靠的和平，因為「政治和平」永遠是以實力為基礎，然後各方經由談判簽訂「協議」，只是「協議」之後在鞏固和平的階段更需要實力，從國際追求和平的歷史經驗來看，一直是越簽和平協議，各方的武備越精良，越有協議戰力也越提昇；換言之，和平協議只是暫時的休戰而已。

其後人們又發展出「經濟和平」，這是以利益，正確而言是以「互利」為基礎，道理是凡人對「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帳都會理性計算，然而這種和平，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是表面而非本質，只是不戰而非和平，更有甚者，大家的理性基礎不同，所以「經濟和平」通常換不來「政治和平」。

以上兩種和平，「政治和平」，台灣方面沒有實力自然不敢參與；「經濟和平」，台灣也沒有底氣，所以防之甚嚴，在國民黨時代，「間接三通」30年不改，民間也沒有行動，足證雙方的理性計算並不相同，故而和平統一的號召不靈，和平發展的策略也不完全奏效。

經由教育途徑，當然不乏有識之士努力構建「文化和平」，這是真正的和平，它教人包容，不尚武，即使在衝突、矛盾下也不考慮以武力、實力定乾坤；然而不是人人可以成聖、成佛，特別是西方宗教在一神論的宗教觀之下，「主內」可以是兄弟姊妹，四海之內則未必，所以「文化和平」是其路迢迢，其途漫漫，兩岸需要的是兼具手段與目的的有效和平路徑，「文化和平」有些緩不濟急之感。

再有就是「社會和平」，一般而言，「社會和平」也是以實力為保障，硬實力是國家暴力－－即所謂的公檢法和法律，軟實力則是道德、習俗、輿論，這是在國家治理之下的社會和平，是以超社會的強力為基礎的和平。

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由於統治實體不同，加上長時期的分隔和制度差異、彼此敵對，形成同文同種的異質社會，而同文同種的異質社會的社會和平應如何開始？民間交流、基層交流就自然成為渠道，檢視兩岸自1979年倡議，1987年相互開放迄今，兩岸之間因為交流而和平的感覺，和平的畫面成為新常態，比較可惜的是以往的交流，多限之於觀光旅遊，彼此對對方多為浮光掠影，雖有經商、就業與學者認知較深，相對而言，這是少數；多數則以自身觀感、媒體塑造、同儕口傳形成固定看法，從而使得兩岸交流之後，大陸對台灣難免有過譽之嫌，台灣對大陸則有過貶之弊，這樣的交流未能為兩岸和平奠基，反生互憎之隙，兩岸和平的社會基礎坍塌，空有政治菁英的努力，自然是事倍而功半，甚至是徒勞而無功。所以習近平上台後，大力倡議兩岸的社會融合，促進兩岸之間的心靈契合；習近平說，「我們追求的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統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習近平首次深入談統獨：絕不容分裂　要心靈契合的統一，中時電子報，2014年09月27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927001805-260102，陳柏廷報導）特別是以融合為交流目的，更是將閒散的、個別的交流，導向指標性、目的性的融合。社會融合、心靈契合是交流目標，促進長期有序的交流，是達成目標的手段。

習近平的「和平統一」是遵循此一思想，然而，在2014年「318學運」後，逐漸的「和平發展」從共同促進和平發展，轉而為以北京為主動的「和平統一的積極準備期」。

而習的和平之策在內容上，是將「經濟和平」嵌入「社會和平」之中，形成以社會和平為中心，經濟和平為重點，文化和平為內容，以體驗為手段的「綜合性和平」一套組合拳；在對象上開始以人民群眾為主要對象，認真作好台灣民眾工作，以群眾路線作對台工作，特別是台灣青年的工作，更是群眾工作的重中之重，至於政治和平則在戰略上已不重視，僅在戰術層次打打虛拳。

三、再談統一

回顧中共的和平統一政策在實踐的過程中，也曾因勢而改，先是以「80年代的三大任務」為指導思想的「直接統一論」，所以談判是唯一的途徑。鄧小平時代不斷呼籲，不斷試探，到了江澤民時代「談判」的途徑．也沒有放棄，不過在1995年「江八點」的講話中，提出了「統一分兩步走」的新思維，先談結束敵對，再論統一；再到胡錦濤時代，談判途徑也沒有改變，然而「統一」的指導思想，更進一步修正為兩階段－－由和平發展而和平統一，這就使兩岸的「統一」增加出一個階段，談判由非政治議題開始，「確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時代」，大陸官方認為「在兩岸尚未實現統一的背景下，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朝著祖國和平統一目標邁出的重要戰略步驟，也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必經的重要過程，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如何理解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國家和平統一的關係？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03/c70731-20657697.html，2013年03月03日）換言之，1995年之後，「分階段統一論」成為統一國家的主導思想。「分階段」統一本身並且以《反分裂國家法》更進一步確認了和平統一的法律要件，「分階段統一」成為不可逆轉的政策。習近平也沒有改變的意圖，不過他從強化統一的形勢，加快了統一的步驟；同時將兩階段從「和平發展」調整為「全力反獨」是和平統一的必經階段；前者又分為強化實力和強化法理，實力部分隨著中國崛起的事實，情勢已十分清楚；法理部分得之於「習馬會」，兩岸領導人在國際場合共同宣示「一個中國」原則。後者就是張志軍主任所說「台獨之路就走到盡頭就是統一」。

張志軍說法的對象有三：對台獨政權是警告，對台灣人民是勸告，對兩岸的統派是昭告，「警告」是要求台獨政權務必懸崖勒馬，及時覺悟，不要傷及台胞；「勸告」是希望台胞真正認清形勢，儘早醒悟，遏阻台獨，爭取幸福；「昭告」是彰顯信心，代表決心，也要求統派展現耐心，畢竟統一是國之大事，北京十分自信，事實上，中共也一直是在統一的路上，不斷推進，但是之所以可以推進，不來自階級鬥爭，而來自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除了政策對頭、自身的努力外，更需要的是「和平」環境，所以「統一」也不能草率行事，更不可任性行事。但張的講話也反映了大陸民意的壓力，所以不得不表態，這是台灣真正應該注意的地方。

張志軍說法的新意有三：首次將事實相告。其次直言不諱，了解台當局的花招。其三顯示台灣的作法是破壞和平發展，必須自行承擔結果。這些是辯證思考問題的必然答案。從事實相告來看，大家都知道「台獨」的偏激與統一的速度成正比，但是由中共的高級幹部直接坦白地說出來，這是第一次。

其次是「了解台當局的花招」，蔡政府常說「維持現狀」、「不挑戰北京」等等，然而從北京看來，蔡政府的作為不僅是言行不一，而且有些變本加厲，不斷地朝分裂的道路上加速前進，因此張的說法就是北京對蔡政府的評價，是定性的評價。因此站在北京的角度，就是明確正式告知蔡當局不能再以「維持現狀」、「不挑戰」等說法來欺世盜名。

其三是「破壞和平發展，必須自行承擔結果」，蔡當局當前的作法是自毀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國家統一原本是中國大陸一貫的目標，但是大陸期待的「統一」，是和平的，是水到渠成地自然融合，如果蔡當局破壞自然統一，結果必定是加速統一，當然也可以是張志軍對「武力統一」的擔憂和警示，但這是蔡當局造成的，當然後果自負。

四、結 論

其實，對台灣而言，最難過不是戰爭，自然更不是和平，而是不戰不和，其實「不戰不和」是國際現實的常態，這對其他國家而言，不會以為苦，但對台灣這個在國際社會沒有「身分」的政治實體而言則不然，由於和戰未卜，則統獨未定，身分未明，則焦慮由生，焦慮既起，民粹日漲，政客可以欺之，野心家可以用之，自然以曲為直，以妄為真，以至於積非成是，積重難返。如今台灣執政黨雖然完全不可寄望，然而掌握主動權的北京仍必須按自己的節奏，佈統一之局，成民族之願。還要破分合之論，開和合之局，由是觀之，堅持一中原則，重塑中美關係，穩定崛起之勢，是當前鞏固統一的作為，強化社會融合，促進人心契合，著眼統一後台胞可能的不適應的對台新策。

（2017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