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中國 才能化解台灣人焦慮

一、消息及其背後

蔡英文掌權一年，延續了台灣社會的爭吵和抗議、噪動和鬱悶，向下沉淪，好不容易有了WHA不邀請台灣派代表、中美洲巴拿馬與台北斷交，按民進黨執政的邏輯，這正是把自己的施政無能的壓力，轉嫁給「中國」的大好時機，於是蔡政府官員紛紛發言，怪大陸、罵中共，挾「民意」，施報復，以凝聚民心，強化其仇中、反中的正當性。鼓動親獨媒體醜化大陸，愚弄人民，如最近某談話性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上說：「中國長期盜用、竊取台灣科技產業的機密。」隨後更向節目嘉賓表示，台灣高鐵技術不比中國差。（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2000753-260301）然而，主持人的愚蠢不等於台灣人，所以網民立即回應「拿台灣的高鐵跟大陸相比，其實只贏一項，就是車上的便當；」（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2000760-260301）風靡世界的電玩遊戲競賽LOL英雄聯盟遊戲，2017午7月9日在台灣高雄舉行亞洲區對抗賽，現場的台灣年輕人故意冷落大陸選手，甚至充滿敵意。大陸奪冠。台灣觀眾就迅速離場，頒獎現場變得空蕩蕩，讓主辦方陷入尷尬。（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11006447-26040）這些都讓蔡政府有了小確幸的理由。

但是其他的消息，就未必是蔡政府樂見的：例如在相近的時間，賴清德的「親中愛台」說、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友中」說、台中市長林佳龍的「知中」說、桃園市長鄭文燦的「和中」說與高雄市長陳菊的「和平發展」說等等（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04207）這些議論，不論其「真意」為何，由於他們都是接地氣的地方首長，而且除了賴清德和陳菊，其他還有連任的壓力，他們在民進黨最敏感的兩岸關係方面表態，必定代表了相當的社會基礎。換言之，在這一年台灣經歷了發展的停滯之後，社會基礎出現了某種變化，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已經破產，世界變動的如此之快，停滯的台灣前景何在？與世界越聯繫，台灣人越焦慮，於是台灣出現一種社會倒逼蔡政府改變兩岸政策的氛圍，連海基會也認為「但政府高層面對新來的挑戰，勢必重新檢討大陸政策」總之，台灣要變，台灣要快速變，台灣要有明確未來的變化，則是頗為一致的期待，當然調整的方向可能往左也可能往右，例如蔡英文的調整就是報復式的變化，以限縮兩岸交流，特別是學術交流，作為報復式的變化，（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4000689-260301）如限制大陸不友好台灣的學者訪台，但有的輿論就警告「讓學術淪為兩岸凍僵下的犧牲品外，也使得兩岸關係更為冰封。」（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4000700-260301）當然，「兩岸關係更為冰封」完全不是蔡英文考慮的焦點；林全在受訪時說「台灣希望能夠對所有的國家開放，跟全球都能夠有很好的多元經濟關係：「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靠經濟開放來達成我們的繁榮，我們更是樂意跟對岸有比較好的經濟關係。」（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624001895-260407）究竟是蔡英文的「限縮兩岸交流」或是林全「樂意跟對岸有比較好的經濟關係」，是台灣人的選擇？而台灣的執政者本身也陷入矛盾的困境，更說明了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的「集體焦慮感」。

二、台灣人的五大焦慮

兩岸自上世紀80年開放交流以來，台灣人在直接地身歷其境，或間接地耳濡目染下，重新認識了大陸，這時大陸與台灣差距甚大，而且當年幾乎是所有的專家，都不看好大陸有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完成其現代化的變遷，因此，大陸崛起從來就不是我們設計自己未來時的「變數」，此一思維甚至影響至今，有媒體指出「面對崛起的大陸，台灣人似乎有一種看到窮親戚翻身的酸意。有的人妄自尊大，頻頻以「民主」、「國民素質」自詡，習慣用俯瞰的角度看大陸。」（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2000760-260301）可以說台灣社會的集體焦慮感是與大陸崛起的速度、深度和廣度成正比。細分起來，有以下五點：

第一是失勢的焦慮

台灣原本以反共教育為立足之本，在初期10餘年的兩岸交流中，更獲得了主、客觀全面的印證，所以「政治學台北，經濟學台灣」，自然而然的驕傲感，充斥在兩岸交流之中，以致於台灣人只看到兩岸之異，而且順理成章地將兩岸之異視為優劣，長此以往，形成對大陸的刻板印象，進入21世紀特別是「9．11」事件之後，西方世界開始討論中國能否崛起，何時崛起，但這些討論並未影響到台灣人對大陸的認知與既定的印象，到了21世紀第二個10年，世界開始討論中國崛起了，西方該如何，台灣人焦慮感就浮現了，然而其反應卻十分多元，有人拒絕承認，他們認為大陸一貫山寨，所以崛起根本不是實情；然而來自世界有關報導越來越多，真實的情況也越來越壓迫台灣人不得不面對，有人逃避，則認為這是「中國」的事，與我何干；有人提出從國際走進中國；也有人跳出來，大談民主、人權、人民素質等等；總之，台灣優勢殆盡的情況下，台灣人的反應有的是逃避，有的是以「小確幸」自我安慰。在政治方面，當西方民主步上民粹主義之後，民主政治的基本假設受到根本性的質疑，政治學家在討論國家政體時，已經開始從制度模式的優劣轉為治理模式的優劣，當然這也不是結論，借用西方學者庫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乙書中所提出的「典範革命」說法，當今的政治學，進入了新的典範革命時期，則是毫無疑問的；換言之，西方民主政治必然正確論已經褪色，從而台灣人所喊出的「政治學台北」的基礎也就不存在了。總之，近30年的兩岸交流歷程中，大陸快速崛起，成為全球現代化的新典範之一，而台灣發展停滯不前，政、經優勢全面的喪失，過去反共的驕傲，瞬間失去依託，成為反中的恐懼；驚恐之餘，手足無措，苦無良策，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周遭朋友、親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離台謀發展，求生存，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台灣人又被少部分野心的政客、不負責任的名嘴、無知的媒體主持人和有偏見的媒體，充滿謊言的自媒體壟斷，不斷對抗我們所聽、所見的大陸，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從前一時期的驕傲到當前焦慮，台灣人選擇的因應對策之一，就是與大陸分裂，前一個時期的深層理由是不認「窮親戚」，怕你拖累我；後一個時期是惹不起「惡婆婆」，所以仇中媚日，降美抗中都是此一焦慮的反應。然而這些策略調整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第二是身分的焦慮

在野心政客的操作和推動之下，把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對立，中華民國和中國的國家身分加以敵對，在個人的身分認同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中國人、台灣人對立的民意調查；開始引導台灣人將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對立起來，引發台灣人在身分認同上的混淆；悲哀的台灣人，因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拒絕中國歷史與文化，其結果是讓天生用中國字，讀中國書，過中國人生活，融入中國文化的台灣人，不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承認自己的文化是中國文化；這樣的矛盾在某種層面就是不斷地與自己對抗，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與此同時，在國家認同方面，自李登輝把中華民國與中國對立起來，就假借中華民國之名在政治上不認同中國，經濟上切割大陸腹地，社會上利用千島湖事件仇視中國人，特別在文化上、教育上開始進行文化台獨；之後李規陳隨而且變本加厲，馬英九不重視認同問題，蔡英文更是積極地改歷史、廢法律，視中華民國如敝屣，甚至對外自書「台灣總統」，種種行徑都在毀國毀憲，卻口口聲聲自命「主權國家」，結果自然不為國際社會接受；因此，天天在島內自稱「國家」，以自我催眠也麻醉人民，然而「騙術不出島，出島就穿梆」，特別是原本就拿不出手的迷你邦交國還在遞減，臨時性的國際空間也逐步窒息，久而久之，台灣到底是什麼？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身分焦慮帶來的是一種不安全和漂泊感，這就會帶來出走的想法，身分的焦慮是一個人十分本質的焦慮。

第三是發展的焦慮

安全與發展是人們實踐政治生活必然的需求，而安全與發展存在辯證的關係，以往的人們安全比較重要，有安全才有發展，而綜合國力特別是國防軍力更是主要因素，現代國家的安全則趨向多種形式，如綜合國力、國際條約、國家集團等等都可以保障安全，而發展的重要性就更突出，有安全未必能發展。有發展則安全一定有保障，因為發展可以造成別人對你的依賴，所以發展成為第一要務。台灣人以為有著很好的發展，如四年一期的經濟發展計劃、進口替代、出口導向、10年國建等等，創造了台灣發展的奇蹟；然而亞太營運中心被李登輝惡意終止後，台灣當局每每成為台灣發展的阻力，特別是民間依市場規律與大陸連接和發展，始作俑者也是誤台最深者，莫過於李登輝，其後的陳水扁、今日的蔡英文無不為自己的台獨意識型態，強力阻止台灣發展，以致於大陸在近30年的發展之後，自己的現代化體系已經完備，有了自己完整的紅色供應鏈；台灣的企業從原本引導大陸發展，到現在只能跟著大陸企業走，跟著謀發展，近幾任台灣領導人定期也會夸夸其談發展規劃，但多為紙上談兵，說說而已。以致台灣發展大大滯後於大陸和國際，特別在當今劇變的全球化時代，台灣的發展已經嚴重落後，2016年深圳的財政收入已經超過台灣，換言之，深圳市長的財政支配力超過蔡英文，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3000701-260301）面對大陸一帶一路的戰略性規劃，蔡英文只有行不通的新南向政策，以及分贓式和綁樁式的「錢沾」計劃，完全沒有未來的願景，面對發展無門，國際上寸步難行的困境，台灣人能不焦慮嗎？

第四是未來的焦慮

如今的世界是大動盪的格局，全球化、網路＋、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技術的速發展，以極驚人的速度快速地改變人類的生活、思考和學習，未來的5年、10年人們就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而互聯網必然導至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在全球化之下，居小的單位是很容易被同質化，所以早些時候人們看到在地化的興起，然而「在地化」本身很快會成為全球化的一環，而在地化的方式是必須在未來的全球化的趨勢下，找到自己應有的定位，特別是無可取代或難以取代的定位，這樣的在地化就可藉全球化更好地體現，如果只是以保守、傳統去對抗，則往往製造更多的衝突，也耽誤自身的發展，最終只能成為更加無助地配合者，台灣的未來是什麼，全球化中台灣的位置在那裡，崛起的大陸對台灣尋找、定位自己的未來意謂著什麼？這些真正關鍵問題，台灣領導人並沒有給答案、給目標，所以在台灣你不知道大家的未來會如何，一個現狀並不景氣，又沒有看到願景的台灣，北京台資企業協會的調查就指出，在北京就學的台灣學生有5,300餘人，其中八成希望留在大陸工作。為因應此一需求，北京市台辦與台資企業協會舉辦了首屆「在京台生就業實習推介會」。見過世面的台灣青年用行動表現了他們的選擇，留在大陸不回台灣，這樣的情況，台灣人會不焦慮嗎？

第五是制度的焦慮

以上的焦慮，客觀而言，都不是什麼獨自創獲之見解，絕大多數台灣人也都有同樣的感受，政治菁英、政治領導更是清楚，恐怕也不是沒有解決的方案，但台灣的制度決定了台灣的僵局，在台灣相當一部分人以選舉為傲，自認為台灣是華人民主的典範，外人包括洋人、大陸人也多語帶羨慕；台灣領導人的產生制度是抄襲美國，然而一方面由於歷史的原因，台灣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的對抗，以致四年一任的領導人選舉反而加速、加深了台灣內部的對立和對抗，以致任何領導者的上台都有相當數量的完全反對者，故而台灣自90年代以來，幾乎不存在具有戰略意義的發展規劃，因為每一任領導最多八年，下台之後，沒有人會延續上一任的政績，所以不可能有積累；台灣領導人上台初期無不以全民領導自期，最終沒有不鎩羽而歸的，而且一任一任的重複，給人一種「伊于胡底」的悲哀和無奈。另一方面，選舉所檢證是候選人被包裝的形象和推銷的技巧，而非其政治能力和實踐能力，往往選出口才好，能力差的人，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社會動盪也就屢見不鮮；但台灣這一套又在西方的自身需要下長期受到「吹捧」，加上台灣政客的操弄，以致明知瑕疵也不能改，也不敢改，結果台灣就被卡在中間，不上不下，自我綁架，制度傷人，莫此為甚。大陸有人倡議「民主是個好東西」，其實制度沒有抽象的好、壞，它必須和我們的政治目的，尤其是我們的生活文化相結合，不經消化，只看當下他們的「成功」，最終將因水土不符而害了自己。

三、結 論

以上台灣人的五個焦慮，無一不和大陸的崛起息息相關，在台灣，除了媚日崇美的台灣人，如何看待中共政權，如何看待大陸的崛起，事實上就決定了台灣人如何化解焦慮，如何自我存在的方式，如果相信中共政權是邪惡的，則大陸的崛起，當然是威脅。焦慮與威脅成正比，對自己的前途無解，對台灣也無解；反之，如果透過歷史的眼光洞察未來的可能，擺正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位置，從民族的角度觀照當今大陸的崛起，我們反而升起一份參與的衝動，特別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征途上，台灣人可以重新找回驕傲，從而就不再有身分的焦慮，身分的問題台灣人焦慮的本質問題，本質問題一旦舒緩，就為其他焦慮的緩解和解決提供了條件，所以對台灣人而言，重新認識大陸是台灣和台灣當局目前必修課，也是化解台灣人焦慮的解決之道。這才能使台灣青年真正看見台灣和他們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