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中國 才能化解台灣人焦慮

楊開煌
(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一、消息及其背後

蔡英文掌權一年,延續了台灣社會的爭吵和抗議、噪動和鬱悶,向下沉淪,好不容易有了WHA不邀請台灣派代表、中美洲巴拿馬與台北斷交,按民進黨執政的邏輯,這正是把自己的施政無能的壓力,轉嫁給「中國」的大好時機,於是蔡政府官員紛紛發言,怪大陸、罵中共,挾「民意」,施報復,以凝聚民心,強化其仇中、反中的正當性。鼓動親獨媒體醜化大陸,愚弄人民,如最近某談話性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上說:「中國長期盜用、竊取台灣科技產業的機密。」隨後更向節目嘉賓表示,台灣高鐵技術不比中國差。(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2000753-260301)然而,主持人的愚蠢不等於台灣人,所以網民立即回應「拿台灣的高鐵跟大陸相比,其實只贏一項,就是車上的便當;」(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2000760-260301)風靡世界的電玩遊戲競賽LOL英雄聯盟遊戲,2017午7月9日在台灣高雄舉行亞洲區對抗賽,現場的台灣年輕人故意冷落大陸選手,甚至充滿敵意。大陸奪冠。台灣觀眾就迅速離場,頒獎現場變得空蕩蕩,讓主辦方陷入尷尬。(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11006447-26040)這些都讓蔡政府有了小確幸的理由。

但是其他的消息,就未必是蔡政府樂見的:例如在相近的時間,賴清德的「親中愛台」說、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友中」說、台中市長林佳龍的「知中」說、桃園市長鄭文燦的「和中」說與高雄市長陳菊的「和平發展」說等等(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04207)這些議論,不論其「真意」為何,由於他們都是接地氣的地方首長,而且除了賴清德和陳菊,其他還有連任的壓力,他們在民進黨最敏感的兩岸關係方面表態,必定代表了相當的社會基礎。換言之,在這一年台灣經歷了發展的停滯之後,社會基礎出現了某種變化,蔡英文的「維持現狀」已經破產,世界變動的如此之快,停滯的台灣前景何在?與世界越聯繫,台灣人越焦慮,於是台灣出現一種社會倒逼蔡政府改變兩岸政策的氛圍,連海基會也認為「但政府高層面對新來的挑戰,勢必重新檢討大陸政策」總之,台灣要變,台灣要快速變,台灣要有明確未來的變化,則是頗為一致的期待,當然調整的方向可能往左也可能往右,例如蔡英文的調整就是報復式的變化,以限縮兩岸交流,特別是學術交流,作為報復式的變化,(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4000689-260301)如限制大陸不友好台灣的學者訪台,但有的輿論就警告「讓學術淪為兩岸凍僵下的犧牲品外,也使得兩岸關係更為冰封。」(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4000700-260301)當然,「兩岸關係更為冰封」完全不是蔡英文考慮的焦點;林全在受訪時說「台灣希望能夠對所有的國家開放,跟全球都能夠有很好的多元經濟關係:「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經濟體,靠經濟開放來達成我們的繁榮,我們更是樂意跟對岸有比較好的經濟關係。」(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624001895-260407)究竟是蔡英文的「限縮兩岸交流」或是林全「樂意跟對岸有比較好的經濟關係」,是台灣人的選擇?而台灣的執政者本身也陷入矛盾的困境,更說明了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的「集體焦慮感」。

二、台灣人的五大焦慮

兩岸自上世紀80年開放交流以來,台灣人在直接地身歷其境,或間接地耳濡目染下,重新認識了大陸,這時大陸與台灣差距甚大,而且當年幾乎是所有的專家,都不看好大陸有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完成其現代化的變遷,因此,大陸崛起從來就不是我們設計自己未來時的「變數」,此一思維甚至影響至今,有媒體指出「面對崛起的大陸,台灣人似乎有一種看到窮親戚翻身的酸意。有的人妄自尊大,頻頻以「民主」、「國民素質」自詡,習慣用俯瞰的角度看大陸。」(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2000760-260301)可以說台灣社會的集體焦慮感是與大陸崛起的速度、深度和廣度成正比。細分起來,有以下五點:

第一是失勢的焦慮

台灣原本以反共教育為立足之本,在初期10餘年的兩岸交流中,更獲得了主、客觀全面的印證,所以「政治學台北,經濟學台灣」,自然而然的驕傲感,充斥在兩岸交流之中,以致於台灣人只看到兩岸之異,而且順理成章地將兩岸之異視為優劣,長此以往,形成對大陸的刻板印象,進入21世紀特別是「9.11」事件之後,西方世界開始討論中國能否崛起,何時崛起,但這些討論並未影響到台灣人對大陸的認知與既定的印象,到了21世紀第二個10年,世界開始討論中國崛起了,西方該如何,台灣人焦慮感就浮現了,然而其反應卻十分多元,有人拒絕承認,他們認為大陸一貫山寨,所以崛起根本不是實情;然而來自世界有關報導越來越多,真實的情況也越來越壓迫台灣人不得不面對,有人逃避,則認為這是「中國」的事,與我何干;有人提出從國際走進中國;也有人跳出來,大談民主、人權、人民素質等等;總之,台灣優勢殆盡的情況下,台灣人的反應有的是逃避,有的是以「小確幸」自我安慰。在政治方面,當西方民主步上民粹主義之後,民主政治的基本假設受到根本性的質疑,政治學家在討論國家政體時,已經開始從制度模式的優劣轉為治理模式的優劣,當然這也不是結論,借用西方學者庫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乙書中所提出的「典範革命」說法,當今的政治學,進入了新的典範革命時期,則是毫無疑問的;換言之,西方民主政治必然正確論已經褪色,從而台灣人所喊出的「政治學台北」的基礎也就不存在了。總之,近30年的兩岸交流歷程中,大陸快速崛起,成為全球現代化的新典範之一,而台灣發展停滯不前,政、經優勢全面的喪失,過去反共的驕傲,瞬間失去依託,成為反中的恐懼;驚恐之餘,手足無措,苦無良策,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周遭朋友、親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離台謀發展,求生存,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台灣人又被少部分野心的政客、不負責任的名嘴、無知的媒體主持人和有偏見的媒體,充滿謊言的自媒體壟斷,不斷對抗我們所聽、所見的大陸,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從前一時期的驕傲到當前焦慮,台灣人選擇的因應對策之一,就是與大陸分裂,前一個時期的深層理由是不認「窮親戚」,怕你拖累我;後一個時期是惹不起「惡婆婆」,所以仇中媚日,降美抗中都是此一焦慮的反應。然而這些策略調整都不能根本解決問題。

第二是身分的焦慮

在野心政客的操作和推動之下,把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對立,中華民國和中國的國家身分加以敵對,在個人的身分認同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中國人、台灣人對立的民意調查;開始引導台灣人將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對立起來,引發台灣人在身分認同上的混淆;悲哀的台灣人,因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拒絕中國歷史與文化,其結果是讓天生用中國字,讀中國書,過中國人生活,融入中國文化的台灣人,不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承認自己的文化是中國文化;這樣的矛盾在某種層面就是不斷地與自己對抗,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與此同時,在國家認同方面,自李登輝把中華民國與中國對立起來,就假借中華民國之名在政治上不認同中國,經濟上切割大陸腹地,社會上利用千島湖事件仇視中國人,特別在文化上、教育上開始進行文化台獨;之後李規陳隨而且變本加厲,馬英九不重視認同問題,蔡英文更是積極地改歷史、廢法律,視中華民國如敝屣,甚至對外自書「台灣總統」,種種行徑都在毀國毀憲,卻口口聲聲自命「主權國家」,結果自然不為國際社會接受;因此,天天在島內自稱「國家」,以自我催眠也麻醉人民,然而「騙術不出島,出島就穿梆」,特別是原本就拿不出手的迷你邦交國還在遞減,臨時性的國際空間也逐步窒息,久而久之,台灣到底是什麼?台灣人能沒有焦慮嗎?身分焦慮帶來的是一種不安全和漂泊感,這就會帶來出走的想法,身分的焦慮是一個人十分本質的焦慮。

第三是發展的焦慮

安全與發展是人們實踐政治生活必然的需求,而安全與發展存在辯證的關係,以往的人們安全比較重要,有安全才有發展,而綜合國力特別是國防軍力更是主要因素,現代國家的安全則趨向多種形式,如綜合國力、國際條約、國家集團等等都可以保障安全,而發展的重要性就更突出,有安全未必能發展。有發展則安全一定有保障,因為發展可以造成別人對你的依賴,所以發展成為第一要務。台灣人以為有著很好的發展,如四年一期的經濟發展計劃、進口替代、出口導向、10年國建等等,創造了台灣發展的奇蹟;然而亞太營運中心被李登輝惡意終止後,台灣當局每每成為台灣發展的阻力,特別是民間依市場規律與大陸連接和發展,始作俑者也是誤台最深者,莫過於李登輝,其後的陳水扁、今日的蔡英文無不為自己的台獨意識型態,強力阻止台灣發展,以致於大陸在近30年的發展之後,自己的現代化體系已經完備,有了自己完整的紅色供應鏈;台灣的企業從原本引導大陸發展,到現在只能跟著大陸企業走,跟著謀發展,近幾任台灣領導人定期也會夸夸其談發展規劃,但多為紙上談兵,說說而已。以致台灣發展大大滯後於大陸和國際,特別在當今劇變的全球化時代,台灣的發展已經嚴重落後,2016年深圳的財政收入已經超過台灣,換言之,深圳市長的財政支配力超過蔡英文,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623000701-260301)面對大陸一帶一路的戰略性規劃,蔡英文只有行不通的新南向政策,以及分贓式和綁樁式的「錢沾」計劃,完全沒有未來的願景,面對發展無門,國際上寸步難行的困境,台灣人能不焦慮嗎?

第四是未來的焦慮

如今的世界是大動盪的格局,全球化、網路+、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技術的速發展,以極驚人的速度快速地改變人類的生活、思考和學習,未來的5年、10年人們就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生活,而互聯網必然導至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在全球化之下,居小的單位是很容易被同質化,所以早些時候人們看到在地化的興起,然而「在地化」本身很快會成為全球化的一環,而在地化的方式是必須在未來的全球化的趨勢下,找到自己應有的定位,特別是無可取代或難以取代的定位,這樣的在地化就可藉全球化更好地體現,如果只是以保守、傳統去對抗,則往往製造更多的衝突,也耽誤自身的發展,最終只能成為更加無助地配合者,台灣的未來是什麼,全球化中台灣的位置在那裡,崛起的大陸對台灣尋找、定位自己的未來意謂著什麼?這些真正關鍵問題,台灣領導人並沒有給答案、給目標,所以在台灣你不知道大家的未來會如何,一個現狀並不景氣,又沒有看到願景的台灣,北京台資企業協會的調查就指出,在北京就學的台灣學生有5,300餘人,其中八成希望留在大陸工作。為因應此一需求,北京市台辦與台資企業協會舉辦了首屆「在京台生就業實習推介會」。見過世面的台灣青年用行動表現了他們的選擇,留在大陸不回台灣,這樣的情況,台灣人會不焦慮嗎?

第五是制度的焦慮

以上的焦慮,客觀而言,都不是什麼獨自創獲之見解,絕大多數台灣人也都有同樣的感受,政治菁英、政治領導更是清楚,恐怕也不是沒有解決的方案,但台灣的制度決定了台灣的僵局,在台灣相當一部分人以選舉為傲,自認為台灣是華人民主的典範,外人包括洋人、大陸人也多語帶羨慕;台灣領導人的產生制度是抄襲美國,然而一方面由於歷史的原因,台灣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的對抗,以致四年一任的領導人選舉反而加速、加深了台灣內部的對立和對抗,以致任何領導者的上台都有相當數量的完全反對者,故而台灣自90年代以來,幾乎不存在具有戰略意義的發展規劃,因為每一任領導最多八年,下台之後,沒有人會延續上一任的政績,所以不可能有積累;台灣領導人上台初期無不以全民領導自期,最終沒有不鎩羽而歸的,而且一任一任的重複,給人一種「伊于胡底」的悲哀和無奈。另一方面,選舉所檢證是候選人被包裝的形象和推銷的技巧,而非其政治能力和實踐能力,往往選出口才好,能力差的人,政治混亂、經濟停滯、社會動盪也就屢見不鮮;但台灣這一套又在西方的自身需要下長期受到「吹捧」,加上台灣政客的操弄,以致明知瑕疵也不能改,也不敢改,結果台灣就被卡在中間,不上不下,自我綁架,制度傷人,莫此為甚。大陸有人倡議「民主是個好東西」,其實制度沒有抽象的好、壞,它必須和我們的政治目的,尤其是我們的生活文化相結合,不經消化,只看當下他們的「成功」,最終將因水土不符而害了自己。

三、結 論

以上台灣人的五個焦慮,無一不和大陸的崛起息息相關,在台灣,除了媚日崇美的台灣人,如何看待中共政權,如何看待大陸的崛起,事實上就決定了台灣人如何化解焦慮,如何自我存在的方式,如果相信中共政權是邪惡的,則大陸的崛起,當然是威脅。焦慮與威脅成正比,對自己的前途無解,對台灣也無解;反之,如果透過歷史的眼光洞察未來的可能,擺正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位置,從民族的角度觀照當今大陸的崛起,我們反而升起一份參與的衝動,特別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征途上,台灣人可以重新找回驕傲,從而就不再有身分的焦慮,身分的問題台灣人焦慮的本質問題,本質問題一旦舒緩,就為其他焦慮的緩解和解決提供了條件,所以對台灣人而言,重新認識大陸是台灣和台灣當局目前必修課,也是化解台灣人焦慮的解決之道。這才能使台灣青年真正看見台灣和他們自己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