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水漩渦中之赫爾利大使

謹以此文紀念盧溝橋事變80週年及抗戰期間犧牲之忠勇將士。

前 言

雖然中國在1913年袁世凱政府時即得華府承認，華府卻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始感覺中國是可以交往，或是可以利用的。在此之前羅斯福總統一直與日本保持友善關係，並甘冒大不韙向日本輸出戰略物資。而日本已自1931年進軍東北，再於1937年7月7日製造宛平事件，掀起中日全面戰爭。對羅斯福而言，日本是一個已經走向西化之國家，雖日本當時已是軸心國之一，而美國又已與英國共同抵抗軸心國的德軍，但羅氏並未將日本視為敵國，這些蛛絲馬跡說明美方當時並未真正將日本視為侵略者，再三遷就日本歷年之侵華。不但忍讓日本侵華之屠殺惡行，還勸國府應與日本談和。美國國會及行政單位均異口同聲要堅持執行「中立法案」，絕不對中日武裝衝突採取立場，這就是自命道義外交羅斯福之真正心態。

羅之如此，說明了他有嚴重的「重歐輕亞」傳統思維。1939年歐戰爆發後，美國即公佈一連串譴責德國之宣言及實際作為，並在1941年正式宣佈將摧毀希特勒政權，證明羅氏心目中與德開戰是美國應為之舉，而不必對日本嚴厲譴責，更在1941年春與日本展開長期談判。

事實上，日本利用這段時日，祕密準備轟炸珍珠港。羅氏大計劃就是犧牲中國以與日本妥協，再全力助英抗德。為討取日本信任，羅氏密令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 勿與委員長討論日後可能對日作戰事。由此可知羅氏對中國是沒有道義思念的。這就種下日後制訂雅爾達密約，正式出賣中華民國政府，並於戰後國共內戰時暗中予共黨助力，終致大陸易手。

在美國政府刻意偏袒延安方面，而當時駐華大使派屈克．赫爾利（Patrick Hurley）竭盡一己之力仍無力以回天，紛亂的中國局勢迫使他於1945年11月27日辭職還鄉，這位戰時中國摯友竭盡所能期盼華府能對採取友華政策，終未能成。值此七七全面抗日戰爭80週年之際，敬悼戰時中國摯友赫爾利大使，不忘他為中國所付出之愛心及努力，他在華期間對中國之付出贏得了「戰時中國之摯友」的雅號，中國人會永遠記得也會懷念他。

奮鬥苦讀之赫爾利

派屈克是愛爾蘭移民第二代，其父（Pierce Hurley）於1867年移民美國，居於德州並娶凱莉小姐（Mary Kelly）為妻。及後因生活困難乃遷居奧克拉荷馬印第安人居留區謀生，無奈生活不易，母親瑪莉早亡，父工作受傷，大哥外出工作，留下六個幼年弟妹。所以13歲的小兒子派屈克就要負起養家之重責。以致拖到15歲才開始讀書，所幸他天資聰穎，再加上勤奮向學而努力苦學有成。22歲大學畢業，並於喬治華盛頓大學得到法學博士。1911年任印第安區法院助理，後升任院長。1914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並獲戰功。1919年返回奧克拉荷馬州，得與露絲小組（Lucy Wilson）結婚。

1930年後經胡佛總統賞識出任陸軍部副部長，後升為部長。羅斯福繼任大位後，擔任羅氏私人代表，密集訪問全球20餘國，他在這一連串環球訪問中學取了寶貴之人際關係及經驗。此後經常代表羅斯福前往某些國家折衷談判各類國際困難事項，養成既老練，更有經驗之談判高手。並曾多次前往他國，代表羅斯福完成溝通及談判。他的任務有如無任所大使。

由於赫爾利為人親和，對不同意見也極為尊重，這就是羅斯福任命他為「問題解決者」之因，也因他在多年外交事務上有著輝煌之成績，當中國在戰後陷入內亂時，赫爾利擔任駐華大使，負責處理中美關係，證明羅斯福的知人善用。

初來中國之赫爾利

1943年赫爾利初來中國，他的中國行只是當時的一次「附帶訪問」，誰知一年半後就出任駐華大使。然而處在中國惡水漩渦中之赫爾利在就職年餘即辭職。戰時中國知心友人赫爾利的誠懇，對中國人之友善，凡與他曾交往過之國府高層永遠珍惜之。

赫爾利在1943年11月抵達重慶是有一段故事的。因為就在此時，英、美、蘇曾打算在伊朗首都德黑蘭開會。羅斯福本有意邀請蔣委員長參加，四強共聚一堂，比較圓滿。然而問題在日、蘇有互不侵犯條約，而美方又處處向日本低頭，生怕蔣之與會可能令東京方面不爽，就是在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羅斯福仍對日放不開。

就在羅斯福籌思良計，期待盡速聚會，以清理同盟國間累積之問題。經過反覆思量後，他終於設想了這一方案。此即兩段式峰會，第一次峰會由中、英、美參加，以太平洋問題為主，第二次峰會則由中、英、美、蘇共同參加，以歐洲問題為主。羅氏此一如意算盤尚需與重慶方面溝通合作。他就再派赫爾利擔任特使，與蔣溝通有關二次峰會事。同年10月下旬，赫爾利先前往中東等地，與有關國家及人士先行溝通。

赫爾利之緊急任命就是先赴巴格達、沙烏地及波斯灣油國商談與美合作開採石油，不但得到具體供給石油之保證，且可增同盟國之力量。他下一站即轉往印度，與時在該地帶領英軍之蒙巴頓將軍會面。此因蒙巴頓一向對與中聯軍有所保留。英國是一個傳統帝國殖民者，生怕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中國引導印度等國掀起獨立風，是以對蔣是不認同的。因為在亞洲之英殖民地除印度外，尚有緬甸、馬來西亞等國。獨立之風不可吹也。

踐踏中美誠信之史迪威

經過這一連串外交之旅後，赫爾利終於在是年11月7日飛抵重慶。此後，他與中國高層迅即發展出互信、互尊之關係。他人生旅途上之中國經驗可謂五味雜陳，他的善良誠信本質不容於不平衡且極可議的中美關係中。在其面對險惡的華府政治及變幻莫測的延安動作外，他的一切努力，終未能竟其志。既或如此，赫大使贏得了華人至高的愛載及懷念。

與赫大使完全不同風格的史迪威（Joe Stilwell）著實徹底的毀掉了重慶與華府之誠信及合作，雖然「史迪威事件」最終結束，然而史氏在戰時危害中國之行為，著實令重慶政府之元氣有所損傷，多少對重慶政府有負面影響。

史迪威曾在1920-1923年在北京語言學校攻讀過中文，因此在軍中被看作是位中國通。他對重慶政府之看法，自為上級重視。另外他在陸軍軍部氣勢很盛的原因，是他曾與馬歇爾在軍校同過事，並於1935-1939年在駐華使館擔任武官。這些際遇及經驗把他塑造成一個中國問題專家。其對華之評語當然受到長官賞識。這也使他有了囂張、自大、目空一切之張狂態度。他的這一態度在華是不受歡迎的，因為他完全未通曉與中國人交往之軌道。他居然以「花生米」一詞冠與委員長。輕視中國元首之態度是他與委員長關係崩壞原因之一。

史迪威於1942年奉命來華擔任委員長之參謀長，兼中印緬美軍司令及美租借法案之主持人。可謂大權在握，行為更是狂妄。後並得到「緬甸戰區中國抗日遠征軍」之指揮權，然而他領軍無方，導致日軍於是年4月進取緬甸，史迪威自行逃離戰場，令10萬遠征軍敗下陣來。他則上電華府，稱此次大敗，係華方干擾指揮所至，因此蔣史之關係已到無可彌補之地步。蔣乃乘副總統華來士訪華之便，要美方撤換史迪威。不過這是樁不太可能辦到之事。

由於蔣史之工作關係太壞，羅斯福再派赫爾利前來重慶。1944年8月赫抵重慶，他的使命是撮合蔣、史兩人，同時要史迪威取得中國戰場之指揮權。他在抵達重慶前，先往莫斯科見到美駐蘇大使哈里曼及蘇外長莫洛托夫。莫矢口否認中國共產黨與蘇有關係，並聲稱樂見美國幫助中國統一，當然後來的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

完成莫斯科之行後，赫爾利來華晉見蔣委員長，雙方言談和諧，互相留下美好印象。赫之君子謙謙言談深得委員長讚許。赫返美後即向羅斯福報告，認為蔣是美國之真正朋友，美應予資助。然而對調解蔣、史關係，赫是交了白卷。至於史迪威因未能取代蔣之領導權，當然以更嚴苛無禮之言辭詆毀委員長。羅斯福聽信讒言，再一次要蔣讓出領導權予史。蔣在高壓之下，曾一度應允將指導權轉於史，然而由於史之無禮態度，公然挑戰蔣之尊嚴及地位，只好下定決心，請羅撤回史之在華任命。

中美戰時關係面臨考驗

在知道蔣委員長已以強烈語句要求羅撤史後，史突然改變強硬作風，表示願在蔣領導下工作，並將美軍用資源支配權交與蔣。史之態度變化，只為保持在華工作機會。然而這種吃軟怕硬之惡質性格終於讓他得到教訓。當赫爾利向委員長報告史之認錯改過，希望原諒史。蔣已下決定，未有更改，赫回傳蔣之命令對史說：「一切都太晚了。」

史迪威在中國製造紛亂，又聯絡陸軍部及國務院親共者製造一個接一個之謊言。國家受傷太重，而影響了內戰之結果。蔣委員長對史之容忍已到極限，不得已之情形下才致書羅斯福說明，史必須離華，否則「我寧可不要美援，甚至不惜退到山林中繼續作戰」。蔣之堅決態度終於讓羅斯福瞭解到委員長之忍耐已過了極限。隨即召史迪威返美。

羅斯福收到委員長此一堅定信函後，對馬歇爾這樣說：「史迪威作錯了，與委員長應對怎可用粗暴手段，蔣是國家元首，史卻以為蔣是軍閥」。是的，對史或其他甚多陸軍部及國務院中人，蔣繼承北洋政府就是一個軍閥，這些自命中國通之菁英分子，從來未正眼看待中國歷史，也不屑認識中國之真相。只是在一些左派人士喧嚷中，認為蔣接收了封建中國，是背離民意之軍頭。他們認為中國之共產黨非共產黨，僅是起義之農民耳。這些對中國戰區沒有任何正確認識之士，卻以中國通自居，向上級呈報不利中華民國政府之報告。國務院中以戴偉思（John Davis）、謝偉志（John Service）、文森（John Canter Vincent）等人為首，作盡傷害中華民國政府之事。

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駐華大使高思也是偏心且無能者，他未能調和蔣、史鬥爭，也未與重慶領導層建立良好之工作關係，他從不反省為何在華一無所成，反而抱怨連連，認為其駐華期間是其多年任職外交官中最乏善可陳的，也是其外交生涯中最不光彩之一頁，他時常稱病返美，對工作視若無睹，而聽任手下如謝、戴等人任意呈寫上級之報告。他就像一個過路人一般在華悠盪多年。

在如此情境下，羅斯福深感所託非人，在未找到合宜駐華大使前，則偶或任命其親信如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或在美之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對華事務有所垂詢。羅斯福疏遠高思非常明顯。於是赫爾利至重慶之事就引起高思無謂之多心猜疑。感覺到高思之敏感反應，赫爾利曾多次表示自己從無至華工作之心，希望高思釋懷。事實上，赫於擔任特使期間，行走各國代表溝通，並不期盼被釘在一個地方當大使，他並曾拒絕接受因哈里曼離職而有空缺之駐蘇大使，不過高思仍不爽，態度極不友善。赫爾利總是一笑置之。

史迪威被調離重慶後，有些與史同調之美國記者亦打抱不平，對蔣大肆抨擊。時代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即為一例，他曾在戰後寫了本有關史迪威在中國之書，引起不小反蔣聲浪。當然他對赫爾利作了嚴厲之責難，赫爾利不得不為己有所辯護，他簡單的說，「我們是為了戰勝日本而戰，不是為了幫史迪威爭名而戰。」

1944年10月30日，時任美軍東南亞戰區司令的魏德邁將軍（Ａlbert Ｗedemeyer）奉羅斯福之命來華取代史迪威，少了史迪威特異性格之處世方式，中美合作才能開展，然而卻浪費了數年寶貴的時間。另外一個令人惋惜的事，部分親史迪威之媒體竟然藉機修理蔣委員長一番。事實是美國民間並不認為史迪威有罪該去，這些帳也算到中華民國政府頭上。他們認為中共僅是農民改革者，於是有記者如斯諾（Edgar Snow）訪問延安，給予延安正面之報導。這愈增長毛派之聲勢，以致後來國共談判，中共並無誠意的原因之一。高思大使又容許其部下多次負面批評國府，很顯然的，國務院在中國政策方面有了傾鈄的現象。

事實上，史迪威在華時期雙方難有合作基礎。史所作所為均是在鋪陳其取代蔣委員長中國戰區司令官之職位，這對於抗日大業毫無幫助。所幸魏德邁將軍來華後認識到此一危機，乃儘量大力支援國軍。他的坦誠、熱情使得蔣、魏兩人開誠佈公，相互合作也相互尊敬，雙方也建立了深厚之友誼。魏德邁將軍可稱得與赫爾利將軍同為戰時中國之友。

赫爾利大使之新職

在決心讓高思去職後，羅斯福即深思究應派何人才能彌補已是破碎之中美關係，並獲得蔣之信心，以利推動戰時中美合作事宜。他的第一人選當然是赫爾利將軍，不過赫實在不想擔任這一個艱難的工作，因為戰時中國國情複雜，除了要對日作戰，還要與中共互為因應。不過最主要的原因是赫深知國務院中掌管中國事務者多為同情中共者，且多在打蔣揚共。設若出任大使，則幾乎不可能得到國務院之支持。故赫再三請辭，寧願再回軍界任職。然而羅斯福認為赫可以將中美關係修補完整，對東亞抗日自是有助，遂堅持赫接命使華。這也表示羅終於面對高思大使之無能作了補救之道。

高思在華工作鬆懈，羅斯福極不滿意，高瞭然此狀況，即於1944年11月1日辭職，這位大使在其任職期間未與中華民國政府領導建立好工作關係。高思及史迪威兩人盤踞如此重要之官位，不但未增進中美關係，反使得雙方時時緊張，如今此兩人先後去職，中美始進入真正合作之階段。所幸就在此重要關鍵時刻，魏德邁來華履新，開展中美合作之新頁。赫爾利1944年8月再度奉命來華處理蔣、史不合之事，雖盡無窮努力，終於失敗。直到高思去職，史迪威返美，魏德邁來華後，中美關係始得回復正常。

1944年底，赫爾利被羅斯福任命為駐華大使，掀開了一頁雖時間短卻難度高之工作。赫爾利在此後的一年中，盡心盡力維護中美關係，公正無阿的處理國共關係，然而大環境卻是負面的。如前所說，在親共分子橫行的國務院，赫大使是孤立無援的。而延安之態度變化多端，使得國共和談僅備形式，而無實質，終致河山變色，中華民國政府1949年播遷台北。

赫大使在國務院被孤立之原因甚多，第一就是赫參加一戰，是個職業軍人，並非職業外交官，雖然他曾多次擔任特使，遊走各國之間，然而對外交界人士而言，赫是在票戲，而非職業演員。第二是赫來華多次，然而抵不過左傾的「中國通」們。因為他們聲稱是中國專家，而詆毀赫，說他是外行人。第三赫非西點畢業，陸軍部對他並不認同。事實證明赫之尊貴和善心才能真正認識中國。史迪威與高思等人仍視國府為軍閥政權，根本不瞭解當代中國狀況。再加上自視甚高，卑視重慶領導階級，因此史、高等人所行所為均在摧毀中美關係。

赫至華擔任大使，雖僅一年，然而卻是國共和談問題搬上檯面之時，也是中美關係變化至關重要的一年。原因是重慶與延安之間是沒有互信基礎的，為了促成毛、蔣相會，赫親自乘機赴延安接了毛澤東等抵達重慶。然而在談判時，卻極不順利，終致泡影一場。赫在就職後公開宣稱，「只想促使中國統一而繼續抗戰」。他的宏願未能成真。

雅爾達密約出賣了中國

羅斯福為了儘速結束二戰，尤其盼望亞洲區域之戰能早日完結，乃約同邱吉爾與史大林在雅爾達會面。會議從1945年2月6日開至11日。事先未知會重慶政府，卻在會中無根由的摧毀中國主權與史大林作了交易。美國之傳統道德外交、人文思想，美國價值被羅斯福一把火全燒掉了。中國因而喪失了外蒙、東北鐵路系統之管理權，而大連等港口、東三省被呈與史大林。羅斯福一面高喊人權，一面將中國人之主權踐踏腳下。

同樣令赫大使感到悲憤及不可置信的是他從中共分子口中才知道此一密約。一直到同年6月15日才奉羅斯福之命與魏德邁將軍一起向蔣委員長報告，蔣聽後，良久無言，最後只說了一句話：「我真失望」。以正義為名之美國外交竟然在20世紀玩19世紀殖民帝國主義的伎倆，出賣了盟友，中國人不能接受，中國之友赫爾利也不能接受。

結 語

雅爾達密約簽訂後，只有中華民國政府被封閉，赫大使獲悉後，亟思挽救，乃於1945年2月底返美瞭解此事，他在國務院查不到任何有關消息。他乃前往白宮，心中有不少問題要與羅斯福討論。然而當他見到羅斯福時，一肚子的話都說不出來，因為他感覺到這個垂死病人（一個半月後去世）的狀況比他知道的要壞上許多。握手時，他發現這只是一個包著皮的骨頭，而羅斯福之臉頰則似一層薄皮掛在臉上。當此時，赫要抱怨，要建議的話也都不易開口。

然而赫爾利仍以駐華大使身分與羅斯福談到密約，大病中的羅斯福仍強力為己辯說，他未出賣中國主權。換句話說，羅斯福之醜行將隨羅即將逝去，赫爾利能說什麼呢？赫不甘心，於3月再晉見羅斯福，這一次就看到了密約正本及紀錄。赫始見到羅之詭詐。赫對羅出賣中國大不以為然，不過他仍然向羅斯福報告史大林會破壞協定，將獲取豐厚之戰利品。

羅斯福此時始知情況不妙，乃諭赫前往倫敦晉見邱吉爾，看如何作補救之道。赫爾利於是在1945年4月4日抵倫敦，翌日晉見邱。由於邱吉爾仍持19世紀殖民主義者之立場，對赫爾利提到維護各國主權之「大西洋憲章」不予重視，並說戰後決不放棄香港。赫之倫敦行無重大結果。而羅即在4月12日去逝，赫之重要支持者仙去，著實令赫有不如歸去之感。

杜魯門接任大位後，並未深入瞭解中國情勢，自此之後，國務院左派更明目作出友共之政策。就在此時赫大使於1945年10月19日離華返美，兩天後，赫全力促成之國共和談宣告破局。他的心情當然大受影響，然仍在晉見杜魯門時，力陳維護中國主權之重要，杜當然不聽，赫只有求去，結束他全心全意為中國的工作。

1945年11月27日赫爾利正式辭去駐華大使之職，雖然他已不再能為中國作更多貢獻，然而對中國人而言，他才是人們之摯友。二戰時，美對華事務有關人士多矣，然而如馬歇爾、史迪威、高思等人則不但對中美關係無所貢獻，反而只有負面作為，如赫爾利、陳納德、魏德邁等正人君子，才是中國人永恆尊敬懷念的摯友，他們在惡水漩渦中，力圖給予中國尊嚴的努力將永誌華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