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家統一與中國國民黨

一、前 言

被藍營群眾暱稱為許老爹的許歷農上將在「九三軍人節」發表公開信，「我為什麼以前反共現在促統」講述他為何以前反共，現在促統的心路變化，個人對許上將的欽慕始自他任師長之時開始，之後他的儒將風采，一直是個人學習的典範，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以「久久」高齡，仍有為國為民的情懷，以及自我革新的勇氣，對照只知道以「三不」護身，欠缺未來性的中國國民黨，老爹最平實的語言，其實就可以成為藍軍再起的宣言，個人以為只有堅持「中國統一」，才是藍軍真正救台灣、愛台灣的真正資產。

二、中國和平統一的考驗

自從1949年中國國民黨退守台灣以來，不論國共兩黨，都將「統一」當成自己施政的最高目標，然而很少人問過「為何統一？」「為誰統一？」「為何統一？」政治上的「統一」是將統治的「權力」集中起來，使之成為一定地區內，對一定的人民，其統治權力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至高性」，所以「為何統一」必然是為了行使統治「權力」的集中化，然而權力的行使，可以是一個人、一群人，一個政黨，依據一定的規章制度去運行，所以「為誰統一？」可以是為了某個領袖，某個集團或是為了某個政黨；也可以是為了某種意識型態，為了某個主義，某種信念，某些價值，所體現的制度。

從當初中國的分裂過程來看，中國統一其實包含了三個層次：領導個人之爭，這是指毛與蔣之間的恩怨、意氣、權力之爭。次為國共兩黨之爭，是包括了政黨、路線鬥爭，意識型態，最後演變台北政權與北京政權之間的政權之爭，國家之爭。所以中國的統一可以有三個層次的目標：權力層次、政權層次、國家層次。

從歷史來看，當代中國分裂之初，兩邊所喊的「統一」包含了濃厚的個人因素，以當年的口號來看，多是人身攻擊型的標語，此時追求的統一是消滅對手，一統天下型的「統一」。60年代起，毛提出的「一綱四目」統一方案，對毛而言，是放棄消滅型，改為招安型的「統一」。在蔣看來，其實這是毛以兵不血刃方式，一次解決了三個層次的統一問題，「權力集中了，政權矮化了，國家消滅了」，這使得蔣在台灣的「反共」的正當性也瓦解了，坐實蔣的「反共」，只是個人的權力爭奪而已。對蔣而言，面子、裡子都是失敗，這可是比西安事變、比失去大陸更難看的失敗，他怎麼能接受這樣的結局。所幸在國家統一的問題，從1960年到1978年北京的內政作為，毛幫了蔣的大忙，我們讀最近人們暱稱為許老爹的許歷農上將發表公開信，「我為什麼以前反共現在促統」，所指的以往反共六大理由中如清算鬥爭、一窮二白、批孔揚秦、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也都是在這一段時期內推出，或是這一段時期內執行的最為激烈的政策，此一時期北京的表現反而顯出蔣的反共之正當性。

70年代末，一是毛、蔣兩位主要的當事人先後過世。其次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改變了大陸前進的方向，1981年中共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使得兩黨的「路線鬥爭，意識型態」之爭的勝負明確化。因此從國家統一的角度看，鄧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模式，以當時的兩岸情勢來論，就已經不是「招安式」的收編，而是和談式的統一，是以當年的「一國兩制」，從某種意義而言，反而是保全共產黨、共產主義的面子的統一模式，從政權的角度而言，按「鄧六條」的承諾，「中華民國政府」應該是完全保留，只有在國家層次上，由於法理上沒有分裂，故而只是「國名」協商而已。此種統一的模式是新型的統一，後國家型的統一。可惜當年國共之間互信不足，所以中國國民黨當年不敢接招，反而以「三不」拒之，直到1987年年底才開放兩岸探親，才開啟兩岸接觸以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

90年代起兩岸形勢驟變，蔣氏政權的終結，政客們竊國奪權，台灣當局推出「國家統一綱領」，與台灣統派共同推動國家統一大業。結果使得美、日反華勢力和台獨分子合流，入台攪局，從根本改變台灣的政治生態，為中國的統一大業頻添許多考驗，20餘年間台獨政客三度掌權，為中國統一大業設置新的障礙，大致分為三類：制度鬥爭、國家鬥爭和民族鬥爭。

在制度鬥爭方面：他們延用民主與非民主的制度差異，盲目地將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唯一化、神聖化，從而用以誇大台灣的優越性，醜化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擴大兩岸制度差異的隔閡，而且使之成為兩岸分裂的正當根源。他們完全未理會一個後美國時代的悄然開啟，繼續以舊思維、舊價值，從事制度優劣分化，以自己民主的傲慢作武器，抗拒統一的進程。

在國家方面：他們聲稱台灣是主權國家，李試兩國論，扁在國際上採衝撞外交，蔡依然採取Q式的精神勝利法，派出駐美、駐日「大使」，自我安慰。然而，這些行徑突顯的就是她分裂國家、主權的決心，這樣兩岸之間的對抗，不僅僅是政權的矛盾，而是極力推向敵對「國家」間的關係。

在民族方面：他們採取文化台獨的作法，利用他們取得的權力，以借殼上市的方法，掏空、虛化中華民國，蔡英文掌權後，進一步引進台獨分子為官，掌法曹、掌政務，管文化、管教育。不認九二共識，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在去中國化方面，動作頻頻，而且連續不斷，取消遙祭黃帝陵、降級鄭成功祭典規格、停辦抗戰80週年紀念展、廢除課綱微調、推動新歷史課綱、國史館取消對陸港澳學者的閱覽權限、裁撤蒙藏委員會，如今的台灣青年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下，當然對中國是陌生的、疏離的、排斥的。而台獨政權的用心是將兩岸的對抗，升格至民族的仇視，這些作為從短期看，不能說一定無效，然而由於蔡英文政府的作為，和外在的國際格局嚴重的脫節，以致台獨的論述只在島內見效，離開台灣則杆格難行，處處碰壁，結果反而造成台灣人自己的身分迷失、文化迷失和方向迷失，台灣的理和國際的事之間的差距，使得台灣社會陷入焦慮與不安。其實這些焦慮與不安的根源就在於台獨頑固的「反中」意識型態作祟。

而許老爹的公開信正是指出了「頑固反共者」和「反中、去中者」的錯誤和荒謬，更指出了中華民族層次上追求的統一，才是「『互利雙贏』的統一方案，國家之福，全民之福！」其實這更是中國國民黨的前途所在。

個人以為習近平的「融合發展」，正是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統一的新思維、新作為，他的新嘗試對兩岸關係而言，有可能如社工部的《春夜喜雨》所述：「潤物細無聲」。是以中國國民黨應該以未來性來應對，引領台灣參與全球的變局，才是另闢戰場的致勝之道。

三、未來性政黨應有的作為

今日世界正面臨巨大而快速的變化，覺察、分析所有改變的方向，作一個放眼未來的政黨，才有希望真正引領台灣邁向坦途。

第一、台灣的焦慮必須化解，當今的執政黨的作為是在加深這種焦慮感，化解之道不是蔡式的維持現狀，不是馬、吳的三不，這些恰恰是焦慮的源頭。穩定的身分，可預期的和平，才是化解焦慮的正道，所以「和平協議」是必須的，未來的政黨必須教育台灣人民在「後國家時代」的和平協議，是兩岸共同發展的保證書，台灣的經濟法人、行政法人的地位在「和平協議」中，是明確、有保障的，特別趁著「一帶一路」的經營，台灣會是各國海上絲綢之路新的利益匯集之地。

第二、青年必須有舞台，據調查，有53%青年有意離台就業，因為台灣的發展性太有限，加上台灣的不確定性，使得台灣青年必須將自己的前途和台灣的未來區隔開來，這是不得已的，是痛苦的，但也是必需的。一個有未來的政黨必須提供台灣青年可以選擇的未來，而非不得已的未來，而真正民族式、一家親、生命共同體的「融合發展」，其實是台灣青年融入全球化的捷徑，台灣青年優游於網路世界，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常識，政黨協助他們化解心結，理性面對，就是提供他們舞台，提供機會去展現自我。

第三、台灣的現代性、世界性必須調整，台灣社會的「反中」市場，來自中共不民主，中共打壓台灣，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這些論點的根源在於台灣的現代性、世界性都是西方的，台灣在百餘年日本軍國主義和美國霸權主義的硬性殖民、軟性殖民的長期麻醉，長期洗腦的影響下，只看到中共對台灣法理的領土要求，不覺察日寇和美帝的控制干預，有些人甚至是患了「被殖民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對來自日寇和美帝的控制干預，已經失去反省能力，遑論反抗的想法，一個有未來的政黨必須清楚地啟蒙台灣社會，擺脫被殖民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表現出健康的主體性。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民主的侷限性和衰敗性，大陸的民主之路是由大陸人民自然形式，而不必抄襲已經暴露出侷限性和衰敗性的西方民主；瞭解到中共是在維護一個中國原則，所以中共提議兩岸政治協商，才能共同維護一個中國原則。總之，在全球化時代台灣人必須更理性、更健康地閱讀中國、閱讀世界。心態上才能走出島民、走出自我，真正融入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