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再恢復國語文運動

台灣高中的國文課綱文／白比例之爭雖然暫告一段落，但作為當局政治手段的一部分，它將難免遭到開闢第二戰場的命運。因為，文／白比例之爭已被操作成中／台邊界之爭，而在島上的政治型態中，這種操作具有一定的動員效益。

對台獨基本教義派來說，表面上「文言／白話」是時代新舊的議題，但「中國／台灣」的地域區隔才是其重點與核心。因此，文／白比例之爭將會從課綱延續到選文、出版、課時、考題、評鑑、教員研習和授課規範等中下游階段，甚至煽動反課綱學運再起，而不可能就此偃旗息鼓。況且，課綱存廢朝令夕改，也不是沒有前例的事。那麼，從語文教育來看，對於《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強化台灣新文學教材——對本國語文教育改革的主張》（以下簡稱《主張》），其中的訴求觀點就仍值得探究：

一、「文／白」=「中／台」？

「台灣文學有其獨特的地位，且又當然而然地被包容在整個中國文學之中，構成相當有力的一個支脈。」──這是《主張》的領銜發起人鍾肇政的說法。

「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這是《主張》的共同發起人蔣為文的寫法。

《台灣文學史綱》的作者葉石濤在二二八事件次年說：「無疑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彈壓下，台灣文學走了畸形的、不成熟的一條路。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無獨有偶，《主張》的領銜發起人鍾肇政也說過：「祖國精美作品源源流入，相形之下，本地作家難免有相形見絀之感。」

前言不對後語，即使不是「可恥」，也是可疑的。可疑的是為何把「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的窗口又關上了？「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已經走完畸形的、不成熟的、相形見絀的那條路？還是相反？

鍾肇政等人的《主張》說了三項訴求：降低文言文比例；提高台灣文學的分量；強化「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教育，以「配合台灣的國家重建」。另外，台灣文學學會也「支持大幅調整12年國教國語文課綱」，其理事長向陽主張國文教育應該是：古典文學、台灣現當代文學、世界文學各佔三分之一。

可是，在中文作品的世界裡，台灣有人創作古典文學，比如賴和與連橫；而大陸也有人創作現當代文學，比如魯迅、徐志摩、聞一多、臧克家、莫言等。但為何減少古詩文的分量，總要和「增加台灣文學」成為高度相關，甚至是絕對負面相關的事情？又為何在中文教育的爭論裡，存在著只許台灣、不容大陸的人為界線？一句「台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不是文言文」，暴露了什麼樣的法西斯思想內涵？

且不說從沈光文、徐孚遠，到章甫、蔡廷蘭、劉家謀、林占梅、陳肇興、李望洋，到吳湯興、施士潔、丘逢甲、林朝崧、林幼春、洪棄生這些人的台灣古典詩；那堪稱台灣古文經典的連橫《台灣通史序》，難道不屬於台灣文學？那台灣人共同記憶的歌仔戲和布袋戲的戲文，難道不是文言文？排斥它們的原因是文／白比例問題？還是所謂的中／台邊界問題？

二、誰跟不上時代？

《主張》的共同發起人陳芳明說，國文教本裡的文言文跟不上時代；那麼當今超英趕美的中國大陸，為何反過來增加語文課的古詩文分量？依照陳芳明反對「漢人、男性、異性戀價值當道」的邏輯，那「跟得上時代」的台灣網路票選文言文，其前10名中有幾篇文章能跟得上時代？包括《大甲婦》、《番社過年歌》、《送王君入監獄序》等台灣人作品的票選文，是符合陳芳明訴求的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和同志文學？還是相反？

陳芳明邏輯錯亂的原因，在於他無視中小學語文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積累學生的語文能力，而不在於是否輸送同性戀價值觀。急於向民粹主義拍馬的心智，使得陳芳明把調降古文比例視為「跟得上時代」；但這只是讓女性、原住民、同性戀成為他的時代工具，而非時代意義罷了，與台灣學生的語文能力有何干係？再說，「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時代性與時代需求，既不矛盾、也不亞於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和同性戀文學的價值吧？

台灣學生語文能力的復振，首要工作是讓台灣師生接受完整的、經典的中文教育與再教育。這是語文教育本身的邏輯，並不取決於網路票選或所謂的「廣大社會基礎」；正如英文、數學的教育要求，並不取決於受眾票選或社會民意。難道說，所謂強化「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教育的政策，也是經過受眾票選的決定？

我們今天的生活日用和人際溝通，有多少微積分、三角函數和幾何學的實際需求？什麼是「跟不上時代」的教育？拿胡適和魯迅來說事，躲在民國初年的時代背景來說當今台灣的語文教育，才是文不對題吧？難道魯迅當年說過廢除漢字的話，在今天還拿來實踐才算跟得上時代？事實上，PISA國際評量台灣學生的閱讀力衰退，其原因有多方面；而台灣師生受到文史課綱修來改去的影響，以致文史教學的脈絡欠缺一貫性和互通性，使得深刻化、普及化、共通化的背景知識難以集體落實，造成無所適從的閱讀困境與集體倦怠，誠然是其中的關鍵。

這落後時代的閱讀力，豈是簡單的教本文言太多、白話太少所致？相較於上世紀，本世紀以來的台灣語文教本總趨勢是文降白升，而不是相反。換句話說，台灣學生語文素養的低能化，是在文史課綱和教科書上進行政爭的惡果罷了。

三、回歸完整的去殖民化中文教育

《自由時報》以新課綱草案提出的上課材料都是用中文漢字寫的，而否認當局想修改高中國文課綱是為了「去中國化」。果真如此，則台灣當局的中文教育就該回歸完整的中文範疇，也就是由中國地理和中國歷史上的中國人民所創作的，包括文言白話各類體裁的中文作品。

「經典」《台灣人四百年史》？

如此一來，其範圍和分量遠超過《台灣人四百年史》，因此教材選文勢必要以「經典」為取捨標準。而考慮到中學生的程度，則教材選文既要「經典」，又要「入門」，這是為什麼《論語》篇章會先於《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和《孫子》篇章的原因。台灣文學學會與鍾肇政等人的《主張》強調：要強化台灣文學教材，要與世界接軌；問題是，與世界接軌的台灣文學「經典」有幾？與世界接軌的台灣文學「入門」又有幾？在世界範圍來看中文作品，無論先秦典籍、唐詩宋詞、明清小說、還是現當代文學，哪些中文「經典」被翻譯成外文出版的紀錄比較多？其中的台灣文學「經典」有幾？

《自由時報》刊文鼓勵把「親愛的媽媽，請你毋通煩惱我，原諒我行袂開跤，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歹勢啦，愛人啊，袂當陪你去看電影，原諒我行袂開跤，我欲去對抗欺負咱的人」編入語文教科書裡，這是依據經典的思維？還是訴諸右翼民族主義的思維？前述向陽說的「三三制」，在比例上或許是個不錯的主意；問題是，現當代文學為何只能侷限於台灣？在現當代中文創作的世界裡，排拒大陸作家作品是「與世界接軌」的辦法？還是夜郎自大與黔驢技窮的笑話？

語文教育非為「追求國家的重建」服務

《主張》還說：「偏執於文言文教材，乃是守舊主義的依賴，更是在台灣的殖民意識、不合時宜的中國結再現。邁向民主化、追求國家重建的台灣，應該早日拋棄這種枷鎖和桎梏。」但國文老師從事台灣學生的語文教育，並不是為「追求國家重建的台灣」而服務，沒有任何一條法規或行政命令要求他們那麼做；國文老師從事的是台灣學生的中文教育，以儘量教授完整而經典的中文作品為職志。至於所謂拋棄殖民意識的枷鎖和桎梏，那恰恰是恢復中國人意識的目的，而恢復完整的中文教育就是其主要的方法。

四、去中國化是傷害台灣文學的方法

然而為什麼《主張》卻冒出「中國＝文言文＝殖民意識」的邏輯？從二戰後的冷戰格局來看，近現代以中國為主體的東亞反殖民歷史被島上極端的反共視野封存起來；1990年代冷戰格局解體，東亞邊緣的美日同盟更是作為圍堵中國的新殖民主義勢力而突顯出來，與此同步膨脹的是日本經濟泡沫、歷史修正主義和右翼軍國主義。而台灣被編制在美日同盟的支配下，是貫穿冷戰結束前後的政治現實；特別是1990年代以後，島內親日派新興資產階級以「日殖有功論」驅逐中國元素，使台灣集體淪為日殖偽本土派霸權支配的僕役。

鍾肇政是這種異變在台灣文學的代表

也就是說， 1990年代以後台灣的「本土化」已被意識型態化，成為台獨基本教義派「去中國化」的政治工具。這與1980年代台灣社會科學界如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黃光國、葉啟政等人認知「本土化」即是「中國化」的立場和涵義，判若雲泥。台大社會系教授葉啟政認為，這種異變對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是巨大的傷害。直到今天，所謂在野的「外來政權」不該僭越台灣命運共同體，不該在乎對日抗戰的話語權，而該在意反共內戰的島國想像之類的話語，仍被說成是歷史的「轉型正義」。

《主張》的領銜發起人鍾肇政本身就是這種異變在台灣文學的代表。比如1979年出版的《濁流三部曲》和1980年出版的《台灣人三部曲》，這兩部長篇小說表現了台灣人的抗日民族意識；但到了1993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怒濤》，就轉向崇尚「日本精神」與鄙視被總體化的「支那惡習」。台灣文學異變的另一個代表是李喬。李喬在1977年有歷史小說《結義西來庵》出版，寫的是噍吧哖抗日事件；到了1995年出版歷史小說《埋冤．1947．埋冤》，卻說基隆26位青年學生遭到國軍毫無人道的割耳、削鼻、削嘴、戳眼球、刺心剖肚、閹割下體的「震懾教育」，又說女主角葉貞子被強暴懷孕、身心創傷。

《埋冤》有「親日仇華」氣息

《埋冤》所描述的「國軍暴行」，其實投射了作者對日軍施加於中國人民的暴行的認同；這是把歷史當成小說來處理，而諷刺地落實了《埋冤》的結果。朱雙一指出，《怒濤》與《埋冤》都蘊含「親日仇華」的氣息，是1990年代「崇日」、「反中」政治社會思潮在文學上的表現。如此看來，日殖偽本土派是站在「本土化」即「中國化」的對立面，則《埋冤》的「國軍暴行」毋寧說是作者自居日軍暴行的主體，用以對中國這個暴行受體逞慾的歷史想像。同理，《主張》所謂「中國＝文言文＝殖民意識」的邏輯，一樣是把「本土」概念意識型態化、本質主義化以後發生異變的產物，它投射了新殖民主義支配台灣意識的慾望。因此人們想問的是：《主張》所謂「強化台灣新文學教材」，究竟指的是《濁流三部曲》和《結義西來庵》？還是《怒濤》與《埋冤》？

彭瑞金設定「本土化」的檢查尺度

《主張》的共同發起人彭瑞金是較早將「台灣文學本土化」予以意識型態化的人，1982年他發表《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一文，主張以是否「認同」、「關愛」台灣的土地與人民來作為台灣文學300年作品的檢視網。換句話說，台灣文學對於彭瑞金的首要課題不是「經典」與否，而是能不能通過他所設定的「本土化」檢查尺度。游喚直指彭文是「土地化的台灣文學觀」，是以地理意義的土地加上人為意義的「化」；土地從此不是單純的鄉土，而是被填充成人為意義的名詞。所謂「台灣文學本土化」，也就是將文學關懷轉向政治關懷的台灣文學觀。既然是以本質主義的「本土化」取代「經典」，則其所謂台灣文學也就不包括像《台灣通史序》那樣的經典文言文，遑論先秦漢魏六朝唐宋明清的經典古文。

不僅如此，為了將本土結構的中國元素他者化、敵對化，「台灣文學本土化」活埋了階級維度，將階級議題國族化，使「土地與人民」淪為國族主義政爭的藉口。同時，偽本土派搬套後殖民理論來建構「本土／外來」的解釋框架，把本土結構中的一部分異質性因素塗抹成外來殖民者，而自居反抗這個外來殖民者的本土代表。所謂「中國＝文言文＝殖民意識」的邏輯，便是由此而來。彭瑞金說中國文化和文言文在台灣人的腦袋裡滋生出強韌的異種病菌，例如台灣人必讀的孔子、孟子、老子這些文化經典，「在在顯示台灣人的腦袋遭異菌入侵的現象，和台灣文學脫殖民能量的虛弱」，就是一例。

鍾肇政歧視非本省籍文學家

另外，抨擊文言文也許還有另一種因素。鍾肇政在1970年代擔任《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編選委員時，完成一部全屬台籍作家的小說選集；後來為了符合「本土／外來」的解釋框架，而刻意與中國文學劃分界線，說「台灣文學是台灣本土的文學、台灣人的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支」。龔鵬程批評鍾肇政不但以省籍作為文學人的身分區分原則，更歧視非本省籍的文學家，既摒除於「台灣文學」以外，又不願承認他們的文學造詣。然而，陳芳明所孺慕的余光中說過：「本省作家的成就很偏，偏在小說。詩的成就不算小，但比起小說來還是遜色；至於散文，幾乎不值一提。」既然相對於散文和詩歌，晚近發展的小說較能作為台灣文學的主軸，則為了「台灣文學本土化」的時空限制，自然要犧牲散文和詩歌，特別是排斥涉及中國大陸時空的古代詩文。

但是，這種「本土／外來」的解釋框架雖然具有高度的排他效果，並能裝扮偽本土派成為反殖民的代表，卻無法排除原住民（台灣先住民）的地位和存在，反而暴露了自己才是「外來殖民者」的歷史位置。於是，偽本土派想到了「收編」策略，用含混的「土地與人民國族論」來消解「原／漢矛盾」。《主張》說「配合台灣的國家重建，本國語文教育應強化台語、客語和原住民族語的語文素材」，就是這種「收編」的招數之一。「多元文化論」作為本土主義的補充方案，既要排斥（或稀釋）中國元素和文言文，又要收編（或強調）原住民族群和語言，成為偽本土派洗脫「外來」身分的政治工具。如此一來，原住民族語或原住民文學，恐將成為「台灣文學本土化」的下一個異變品。

五、結 語

基於以上認識，本文重申台灣高中國文教本的取材應以「經典」為標準，不分文白，不分地域，不分古今或省（籍。「經典」的意義是基本的、無可替代的、無法超越的、具有時代代表性的，例如先秦思想、唐詩宋詞、唐宋古文、明清小說以及現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等。在「多元文化論」擠壓國文課時的現實下，在台灣學生語文素養普遍低落的困境中，再在這座小島嶼上掀起「文／白」、「中／台」之爭，才是跟不上時代的心智使然。

鑑於日殖偽本土派已戕害台灣人意識20餘年的事實，台灣的反殖民歷史勢必迎向再光復階段，而這個新時代正召喚著台灣人的再恢復國語文運動。 2017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