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服貿協議之服務貿易

日前太陽花學運宣判後，引起極為短暫與微弱關注；儘管引發抱持正反意見兩方議論此事，但是就整體社會來說，真正失焦重點卻是該事件起因，亦就是完全被民眾遺忘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就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來說，當初雙方能夠認真磋商談判此案，對兩岸主政者來說，都必然存在著足夠誘因。不但是在當時客觀狀況已經形成具體理由，對於未來在建立此等協議後可能發展，必然亦是抱持著正面樂觀評斷，所以才會將其列入兩岸事務性會商協議之課題。

兩岸政府對於民間業已存在之經濟商貿活動，要建立共同協議之管控機制，其實是具有相當充分與實際之考量理由。首先就是透過正式協議，將此等商貿行為與經濟活動納入體制，就是建立獲取資訊與掌握狀況管道。

有效規範與掌握資訊是互為因果之結構關係，當政府不能有效規範時，就無法掌握資訊；同樣當主管機關無法獲得足夠與及時之資訊時，就不能掌握兩岸服務貿易實際樣貌，自然就不能夠有效規範，或是在政策上有所施為，合法有效地進行干預與導引。

誠然就政府立場來說，除確切掌握商貿往來經濟活動，另外重要原因就是在於獲得稅收。要能夠有效稽徵稅款，或是針對特定活動收取規費，必然要建立讓業者能夠接受之遊戲規則，使其願意繳納稅款與規費。

當政府管制措施失序時，民眾自然不願合作，在互利基礎上申報完整資訊，主管機關亦無從掌握此等經濟活動實際狀況，而未受到控管自行其是之經濟活動，自然就會變成地下經濟。如此不但喪失稅基，更是損傷施政威信。

其次是當初要建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另個考量因素是要讓政府獲得政策干預導引發展機制。從今年初M503航路爭議來看，不論此事緣由孰是孰非，但是政府之所以能夠有所作為，在申請春節加班機上，可以依據雙方協議，進行政治操作施壓，完全就是因為存在相關協議機制作為依據。

政府間建立協議，規範雙方往來互動，其實就是讓主管機關獲得調節管控的合法權限；誠然經濟商貿活動有其本身之市場規則，建立協議未見得能夠保證服務貿易質、量得以提升、擴張，沒有協議時亦未見得能夠壓抑雙方服務貿易成長，但是坐任業已存在，並且蓬勃發展之兩岸服務貿易活動，保持在無政府管控狀態，確實是不合情理。

當初綠營在野，與學運青年搭配唱和，存心阻撓審議服務貿易協議，其實當時是認為，若是不讓此等兩岸協議過關，就會有效遏止此種經濟活動未來發展之生機。但是從目前兩岸跨境服務貿易實際質量變化來看，不論是否存在政府管控機制，其仍依循著經濟供需法則，隨著市場脈動起伏；當初如意算盤，不過是鏡花水月，完全落空。

當政府不能夠真切地認識兩岸實際互動狀況，又無法插手介入進行政策干預與導引時，兩岸服務貿易就會有可能變成失控的列車，繼續依其軌跡前進，但政府完全無法有所作為。在政府無法掌控資訊時，主政機關或許知道不對勁，但講不出所以然；綠營能否體會到因執政公信力降低而產生之政治板塊悄然推移？

我們必須理解到，台灣這個經濟體服務業比重，未來必然會愈來愈高；製造業講究產品之品質，品質高才具有市場競爭力，服務業則是講求滿足顧客需求之完備性、及時性與便利性，當然到最後還是會回到成本效益觀念上之性價比。

所以台灣服務業的未來，究竟是要讓其成為固守2,300萬人口地盤的溫室花朵，還是大膽出征勇敢地邁向挑戰，投入當前世界最具有競爭力之大陸市場，在激烈競爭中證明台灣企業的能力，不但答案非常明顯，整個趨勢發展，更不是那數頁協議所能左右。

沒有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兩岸之間服務貿易仍然隨著經濟法則發展；此岸對其不聞不問，不能阻止彼岸採取主動作為。最近出爐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措施，雖然引起正反兩極反應，但其實亦是在提醒政府，被動回應就是招認坐以待斃，主動出擊才有可能找到生機。

沒有主控權，就沒有話語權；徒逞口舌之快，運用發言人反唇相譏，雖然表面上有所作為，而在實際政府管控與施政上，不能讓民眾真正獲利，就無法使其有感。綠營政府到底是要務虛還是務實，其實可以從沒有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實際運作狀況獲得啟發。當主政者個人體認與社會認知脫節時，這才是危機所在！

此外必須提醒，兩岸之間所有經濟活動發展歷程，其實都是民先於官，查究其真正原因，就是在於商機之有無。當能夠投資獲利時，就算政府戒急用忍政策喊破喉嚨，對大局影響能有多少，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當初服務貿易協議審議破局，只是將議題在媒體版面上埋葬，卻無法將整個跨境服務貿易斬斷，最後輸家是政府，它失去管控依據，更讓政府治理產生空隙死角。北京對台統戰能夠運用以商圍政、以民逼官戰術，整個對其有利，讓其可以施展此種作為之客觀環境，難道不是民進黨政府自己拱手讓人操弄所致？

最後還要指出，綠營此次執政後，兩岸貿易比重不斷提高，這其中都僅限於貨品貿易統計數字，而雙方到現在都還根本沒有談到貨品貿易協議，若再加上完全未曾掌握到之服務貿易金額，就將更讓人不可忽視此種發展趨勢，而政府作為又在何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