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教廷與中國大陸關係

一、教廷對華政策

教廷在外交上，自元朝開始與中國接觸。1885年李鴻章欲與教廷建交未果，待民國成立後，外交總長陸徵祥繼續建交之交涉，1922年教宗碧嶽十一世（Pope Pius XI, 1922-1939年）任命剛恆毅（Mgr. Celso Constantini）為首任駐華宗座代表，1934年，蔡寧（Mgr. Mario Zanin）接替。1942年7月，國民政府與教廷建交，1943年，謝壽康受命為駐教廷首任公使；1946年7月，教廷亦派黎培理總主教（Mgr. Antonio Riberi）出使中國，為首任駐華公使，於南京開館。

中共建政後，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承命留守南京，掌握中國大陸政局，尋求與中共政權對話，至1951年9月遭中共驅逐出境，避居香港。1952年黎培理公使來華祝聖台北總教區郭若石總主教，並恢復在華之公使館，1966年12月升格為大使館，友中華民國之高理耀總主教（Mgr. Giuseppe Caprio）為首任大使。

教廷在兩岸外交之處理上，至今堅守「一個中國」政策，在台北的駐華大使館英文名為Apostolic Nunciature to China，教廷國務院行文我國駐教廷大使館時亦使用Embassy of China to the Holy See。1971年10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教廷旋即召回大使葛錫迪總主教（Mgr. Edward Cassidy），由臨時代辦代理館務。1979年，中、美斷交，教廷不再派任大使，由參事銜代辦派駐台北。惟教廷仍接受我國派駐大使，現任大使李世明2015年12月到任至今。

中共建政後，大陸的天主教會雖無法與教廷共融，但在福傳上仍未停歇，教友數由1949年的300萬人，至今成長至1,200萬人，這些教友廣布在138個教區，其中，大陸承認的「愛國教會」中的教友僅400萬人，服膺教廷的所謂「地下教會」獲得800萬教友支持。目前中國大陸共有90位主教、3,000多位神父及5,000多位修女。「愛國教會」有10所大修院、22所小修院；「地下教會」則有10所修院。

二、教廷與中國大陸主教任命權之突破　

中共在意識型態上主張無神論與唯物主義，與天主教教義背道而馳，且中共在革命中，亦將天主教在中國的宣教視為帝國主義的一環，素來敵視教廷。因此，中國大陸與教廷關係之障礙不在「一個中國」或「台灣問題」，教廷在外交上不介入俗世的中國政權之分裂，更無涉對「台獨」訴求的支持與否。對教廷而言，與中共政權達成建交協議，即將在台北的「駐中國大使館」遷往北京，中國大陸與教廷關係遲遲未能突破的癥結在於北京須承認教廷對大陸教區的主教任命權，「愛國教會」在中國大陸各教區「自選自聖」主教的作法不符普世教會的所有主教皆由教宗任命的「聖統制」，此即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所言「無法調和」的問題關鍵。

過去，中國大陸部分教區之主教採取教廷與「國務院國家宗教事務局」兩頭任命的妥協方式，遵守天主教會在信仰上的要求，其具體作法為在接受「宗教事務局」以「自動繼承權」的名義「祝聖」為主教前，寫信給教廷，請求教宗頒授「主教同意狀」，亦或於事後，獲教宗的「寬恕信函」，與教宗共融。然而，此種「兩頭任命」的變通方式時而出現聖職人員良心上的矛盾，辭任「愛國教會」職務的情況，造成教廷與中共間的關係緊張。此外，教廷亦不承認「愛國教會」片面的「祝聖」主教行為，對僅接受「愛國教會」指令的主教將受「自科絕罰」（立即開除教籍），至於參禮的主教亦將受到教律的處罰。

因1950年代任命的主教年事漸高，2006年4月以來，中國大陸頻頻「自選自聖」主教，為教區任命接任人，造成中國大陸與教廷齟齬不斷。教廷為解決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困境，2006年6月教廷前外交部次長切利總主教（Msgr. Claudio Celli）秘訪北京，開啟教廷與中共當局間的非正式接觸，惟這樣互動亦時因「祝聖」主教的矛盾而中斷。

此外，教廷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另一問題為長期存在於中國天主教會分裂下的「公開教會」（地上教會）與「非公開教會」（地下教會）的緊張如何緩解，進而彼此寬恕與和好，最終走向合一，成為「一牧一棧」。此問題解決的難度不亞於主教任命權的折衷妥協。文藻外語大學人文教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客座教授梁潔芬修女認為，通往教廷與北京建交仍有一大段路要走，因為「現階段即使主教任命問題解決了，再來還有愛國會等問題」。其實，囿於過去中共迫害「地下教會」，許多堅守與教廷共融的聖職人員、修會人士與平信徒無法放下當年為活出福音的生活所受的苦難，與「地上教會」合一。雖然，教廷2005年起為促進中國天主教會的合一，不再「祝聖」「地下教會」主教，但「地上教會」與「地下教會」問題的解決仍須依天主的計畫，待時間來到時解決，天主教會將以耐心與韌性等待。

誠然，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中共不否定教廷對中國天主教會的「神權」，但不承認教廷對中國大陸教區的「治權」，導致中國天主教會的分裂，至今一些教區仍存在教廷任命之主教與中共當局任命的主教並存對立的問題。教廷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接受義大利媒體《新聞報》（La Stampa）的「梵蒂岡內部通訊」專訪時指出，教廷與北京對話的最終目標，就是達到教會合一。帕洛林重申，天主教會從來不干涉世俗政權，中國天主教會無意取代中共政權，只想對中國大陸社會作出正面貢獻，教廷對中國大陸的訊息就是善意，希望能在善意下持續與中國大陸對話，藉此促進天主教會在中國的發展，亦促進中國大陸全體人民的福祉和世界的和平。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洪山川總主教認為，教廷與北京可能在「主教任命」獲得共識，但尚未構成所謂「外交締結條件」，自始以來，教廷外交即非金錢價值構成，而為「包裹式」理念，此「包裹」的內涵為正義、和平與人權價值，目前中國大陸付之闕如。洪山川神父直言，教廷承認中共政權仍未具客觀條件。

教廷非一般俗世國家，其外交有其特殊性，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不會為「主教任命權」與習近平交易「建交」。回顧教廷與俄羅斯及美國建交的歷史，教廷應極具耐心處理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此應為漫長的過程，中共當局在「主教任命權」若釋出善意，亦不應簡單化的連結雙方建交，更何況承認教廷對教區主教的任命權不代表「宗教事務局」不介入主教對教區的「治權」，更非教友信仰生活不受干預的保證。洪山川總主教提醒，教廷與共黨國家常因價值觀對立難以建立外交關係，教廷雖與越南在主教任命權達成妥協，至今仍未建立外交關係。因此，或許中共當局終究會在「主教任命權」表面上尊重教廷，但在政治上，「國家宗教事務局」必會想方設法對「主教」在教區的治理「堆石頭」（設障礙干擾）。洪山川總主教認為，談及主教議題亦不代表建交。教友信仰生活的自由為教廷與中國大陸關係的最大障礙，主教任命權的解決不應視為教廷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水到渠成。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對宗教提示工作方針指出，「全面貫徹中共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中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此意味中共仍將介入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宗教教義「中國化」及防止所謂外國勢力對宗教的滲透，是要確保共產黨幹部都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強化黨對宗教的管控，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筆名餘思的中國大陸的教會人士即對宗教「中國化」保持警惕。餘思認為，所謂的「宗教中國化」與教會常提到的「神學當地語系化」為迥異的概念，「神學當地語系化」為將當地文化去適應教義；而「宗教中國化」是將教義去適應當地政治，進而達到去宗教化的目的。可預見在習近平時期，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將面臨嚴峻考驗。

再者，不似歐洲的共產黨員可以皈依天主教，中共至今仍禁止黨員入教，「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告誡中共黨員不能信仰宗教時指出，禁止黨員以經濟發展或文化目的而支援宗教事務。共產黨意識型態中的「無神論」無法與基督信仰並存，何時中共能承認天主，辨明基督是默西亞（救主），始為教廷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時機成熟時。

剛恆毅神父曾言，教廷經驗豐富，不會為取悅一方或另一方而妥協，祂完全的不偏不倚。教廷非一般俗世國家，其外交有其特殊性，教宗方濟各不會為「主教任命權」與習近平交易「建交」。普世教會對中國大陸的福傳與牧靈的關心，不意味將急於推進對北京政權的外交承認。今後，雙方仍將透過耐心的對話解決諸多歧見。

三、教廷與大陸關係進展對台灣之影響

中國大陸「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言明，北京處理對教廷關係有一貫及明確的兩條原則，教廷必須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以及不得干涉「中國內政」，包括不得以宗教事務為名，干涉內部事務。誠然，教廷若與北京建交即無法維持在台北之使館，我國亦將失去歐洲最後一處邦交國，但在台灣之天主教會仍為教廷所承認，不受北京「一個中國」政策左右，因此台灣各教區與教廷的關係將不受邦交生變的影響。此外，在教廷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後，台灣各地的教區亦不會改隸中國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其英譯雖為Chinese Regional Bishops’ Conference，但與大陸各教區無關，在「一個中國」政策下，目前香港與澳門亦自外於中國大陸各教區，其主教不隸屬中國主教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