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憲帶給中國的危與機

中共的修憲決定震撼了海內外，被認為是40年以來最重大的政治變化，也引爆了鋪天蓋地的評論和分析。一般來講，對中國體制不認同的，傾向於認為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道路已經到頭，民主化的新時代即將到來。對中國體制認同的，則往往痛心疾首，悲憤難解。這一點在台灣也同樣是如此：批評的往往是支持統一的藍營人士。

平心而論，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面對如此重大的政治變化，現在就下結論還是過早，仍然需要時間的檢驗。就如同1989年的事件，當時的看法和現在的評價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不管如何，修憲對中國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端在領導人如何應對，各種力量如何博弈。

體制的變革能力

首先，中國現行道路和體制是自我探索出來的，還處於不斷的完善和變革中，這和台灣移植的西方不同。所以這一次修憲，不管認為是前進還是倒退，至少說明這個體制還有變革的能力。中國體制之所以有這麼大的韌性，除了文化原因，最根本的還是體制的變革能力。

如果回顧這20年的任期制，也確實有它的弊端，比如一直被海內外批評的「九龍治水」現象，這一次的修憲也可視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嘗試。當然任期制有問題，解決的辦法是否只有打破一途，或者這是否是最妥當的辦法可另議，但打破確實也是解決的辦法之一。

其次，十九大之後，由於沒有按慣例有接班人入常，令外界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更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爭奪接班人的競爭會日趨激烈，令黨內出現嚴重分裂。但這一次修憲，消除了這種不確定性。

這種不確定性的消除，其正面意義也體現在「一帶一路」戰略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相關企業、部門不用擔心五年之後這個戰略是否會發生變化，世界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接受度、可信度也會更高。

第三、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新一代領導人確實文功武治，表現非凡，開創鄧後最大新局。然而，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中，僅靠制度是很難保障五年或者十年的巨大改革成果不會人亡政息。這一次修憲同樣說明了這一點。唯一可靠的辦法是人在政在。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雖然今天大家都認為鄧小平之所以避免人亡政息，是因為他把成功的做法都制度化。但中國文化奉行的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真正成功的原因是他把改革推進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開放不可能再關上，市場的作用也已經根深蒂固，私有制也不可能再廢除。鄧小平建立起的制度只不過是起了輔助作用而已。

所以要想令十八大以來以及更長時間的改革真正成功，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打破任期，把新時代的改革推進到不可逆轉的地步。

從這一點說來，這一代領導人政治成熟度確實達到了鄧小平一代巨人的水平。而且如同鄧小平1989年不顧個人歷史得失採取措施一樣，這一代領導人也做到了。

最後要說的是，內外環境也給修憲提供了條件。一是國內普通民眾對這屆政府和領導人的支持率很高。二是今天的中國民眾多多少少都有一定財產，特別是體制內的大小菁英、中產階級。他們對一項政策再反對，只要不是立即危及財產和安全，並不會付諸於行動。到現在公開發聲反對的，也不過是體制外的自由派而已，本就一無所有。可資借鑑的是，修憲發佈後，網上關於移民的搜索量暴增，其行為最多不過是逃避而不是對抗。三是西方已經喪失了意識型態制高點，也失去了在價值觀上進行干預的能力。所有的西方國家政府都保持沈默。美國政府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也表示尊重中國的決定。假如現在西方擁有冷戰後的實力和積極介入意識，只要能為體制內的人提供足夠的經濟和安全保障，找幾個指標性人物公開反對還是不難的。

儘管如此，修憲此舉同樣給中國帶來相當的挑戰。

合法性與人心捆在一起

一是任期制的合法性和接受度太高，在中國社會內心中已經到了不可被挑戰的地步。修憲公佈後，表態支持的不管是軍方還是學者，均籠統表示支持修憲，支持過去五年成功的經驗、政策和理念納入憲法，但卻實質性迴避國家主席任期取消。《解放軍報》算是最直接的，但也只是表示「完善國家主席任期任職制度，有助於進一步完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發表評論同樣辯解稱「不意味著改變黨和國家領導幹部退休制，也不意味著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

所以這次修憲，對外令中國模式的吸引力下降，在和西方的意識型態競爭中更處於劣勢。在內則令中國內部支持政府的菁英產生分裂。這會進一步加重由於反腐導致的不作為和軟抵抗。因為現在他們有了內心可以平衡的道德因素。

此外，中國的體制和西方不同。西方領導人即使人心盡失，也不影響權力的合法性和運作。但中國政權合法性是和人心捆在一起的。人心對政權的穩定和有效運作非常重要。從好的一面講，中國體制更重視民意，而從負面的角度講，一些變革徒然增加了政治風險。

失去了緩衝地帶

二是修憲導致今天的中國失去了緩衝地帶。

過去一定程度的失誤以及對外關係的波動不影響大局，但現在內部菁英分裂的情況下，出現失誤將成為他們挑戰的理由。所以今天的中國是在和時間賽跑。假如第一年改革成效顯著，會相當程度的說服反對者，重新凝聚菁英的支持。

更何況，在沒有接班人的情況下，領導人的身體健康必須確保萬無一失。但人吃五穀雜糧，確實非人力所能決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體制抗內外風險的能力下降。雖然美國由於特朗普執政，只是著重於戰術層次的經濟利益，但假如體制內派系佔了上風，重回捍衛美國霸權的戰略，那麼中國抗衝擊的能力變弱。比如美國本來未必會為了台灣和中國衝突，但假如這場衝突可以令中國現代化中斷，則極有可能鼓勵美國冒險。或者美國認為在台灣代價太高，也可能選在南海挑釁，釀成衝突。即使就是單純的貿易戰，中國承受代價的能力也因此下降。

客觀而論，修憲後，中國的政治風險增大，緩衝空間喪失。

三是新一代領導人自感歷史任務完成後，又將如何重新建立任期制。

修憲是適用於以後所有領導人的。假如維持不動，那麼未來領導人幹多久都是未知數。代際人才傳承、內部權力分配機制缺失，則很難保證政治穩定。過去中國之所以能夠成功，哪怕蘇東集團崩潰中國都能高速發展，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唯一解決權力制度性交接的國家。

權力都是有腐蝕性的

另外，公平的講，十八大以來的五年，確實是展現了這一代領導人不忘初心，為黨為國為民。世人也相信修憲並非是為了權力，而是要更迅速有力地回應挑戰和解決問題，讓中國走的更快更好。然而，權力都是有腐蝕性的。人類的歷史表明，如果沒有制度上的硬約束，放棄權力是極其罕見的事情。哪怕如美國，在二戰期間羅斯福也能（面對反對）打破已經一百多年的政治傳統，連任四屆。像華盛頓這樣面對眾多支持而主動放棄只能是極其特殊的個案。今天的英國、德國也是由於沒有硬約束，才會有某一個領導人長期執政的現象。而且長期任職如首相撒切爾夫人、總理柯爾者，也都是敗於挑戰者而下台的，並非主動放棄。

應該說，一代人不管多麼成功，也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也不可能預見未來。從長治久安的角度，仍然需要重建制度性權力交接。但打破易，重建難。這個考驗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日益突出。

今天的中國走到這一步，只能期待執政者勵精圖治、慎重決策。不贊同的各種力量也不要掀翻桌子，而是一起渡過這一特殊時期。畢竟從歷史上看，清朝亡了，民國更糟。所以從這個角度，人大會最好仍然是能絕對多數通過，否則一旦被否決，就會立即引爆政治危機，對國家和個人都不利。

最理想的是在二十大後，也就是領導人仍然精力充沛全面有效掌握一切的時候，培養接班人入常。在利用新體制優勢自己任內建立豐功偉績的同時，重建任期制。這或許是最佳結合。真如是，中華民族復興必更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