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和兩岸政治(上)

戰後台海兩岸的分治對峙，來自國共兩黨內戰。但自2005年，連戰與胡錦濤會晤，並發表五項共同願景，國共內戰當於焉結束。時民進黨執政，民進黨與共產黨從未有過鬥爭，遑論內戰，但兩岸分治對立卻不能結束，甚至愈演愈烈，連政治對話都不可得。何以故？曰：台獨。戰後台獨運動何來？曰：來自美國遠東戰略小組，並溯及美國傳統的對台政策和遠東戰略。

柯林頓反對兩岸和平協議

2011年，馬英九總統尋求連任而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10年願景。11月18日，陳唐山即召開記者會，聲稱當年他擔任外交部長時，前柯林頓總統來台密晤陳水扁，就從美國立場反對有人提出的和平協議，認為會框限台灣前途發展（即須同意兩岸一中），等於投降。據當時《聯合報》（11月19日）報導：

馬英九也終其八年任內，未能實現他承諾的和平協議的政見。蔡英文並指責馬的「九二共識」，框限了台灣未來的選擇，即承認兩岸一中，而「傾中賣台」。可見美國的對台政策和遠東戰略仍深深的影響著藍綠兩黨及今天的兩岸政治。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美國的對台政策和戰略的演變作一全盤的理解。

佔領台灣，以台制中

1832年，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遊覽台灣，其航海紀錄，次年在美出版，大事主張將基督教重新傳入台灣，讓美國人首先認識台灣，但無任何政策和戰略的主張。

1832年，美國人伍德創辦《中華快報與廣州新聞》，刊出一篇題為《台灣》的文章，主張「一旦台灣與中國脫離關係，變成美國對華貿易的一個站，一定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佔領了台灣島就可以控制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海峽。」「也是一種對付中國的辦法。」這雖是一篇關係商務的文章，但卻提出了「佔領台灣，以台制中」的戰略。

1854年，美國東方艦隊司令伯理（M.C. Perry）派艦登陸基隆勘察，次年提出備忘錄向華盛頓當局建議美國當佔領台灣，因為佔領台灣就能控制東南亞海運的樞紐，並且能控制中國的沿海港口，就能控制中國，除台灣外，還建議要佔領琉球和小笠原群島。

1857年3月10日，美國駐中國使節派克（Peter parker）以最密件給國務院提交一份報告，其中說：

「台灣作為一個煤補給的來源，是建立一條自加利福尼亞州延伸至日本、中國的汽船運輸線的最有利條件。這個島嶼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不再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旦台灣在政治上，一如它在地理上一般與中國分離的時候，美國應立即佔有台灣。這項行動對美國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

郭實臘和伍德都是平民身分，不涉及官方。但伯理和派克是具有軍方和外交官身分。這也表示美國官方開始有人看到和主張佔領台灣的戰略利益了。

除了美國外，英國對台也有覬覦之心，故派克還致函英國駐華使節包林爵士（Sir john Bowring）表示「一旦台灣在政治上脫離中國，美國具有佔領台灣的絕對優先權」，因為「美國國旗在該島上飄揚已超過一年多」。並且與美國駐華海軍艦隊司令阿姆斯壯（James Armstrong）密商，儘速派遣美國海軍進駐台灣，設立總部。因為「在未來可能與他國就台灣問題起爭執時，將具關鍵性重要地位」。

美國佔領台灣的情勢似乎如箭在弦，但美國內部南北對立日益緊張，兩度改選總統，終於爆發南北戰爭（1861-1865年），無暇顧及遠東的台灣問題，派克等多次建言未獲當局認可，而無法採取最後步驟。伯理和派克的主張或可稱為「佔領台灣，以台制中」。

日據台灣，以日制中

但1861年，西華德出任美國國務卿，首倡「太平洋帝國論」，極力主張美國應向西太平洋擴張。另有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倡「海權論」，影響至深。

1871年，發生兩件事，一是中日條約在天津續約談判，其中有條準軍事同盟條款，註明一方受到第三國之武力威脅時，經邀請，另一方有支援之義務。該條款被洩漏給美國駐日使節迪龍（Charles Delong），即向國務卿費雪（Hamilton Fish）報告，稱這是美國「莫大的災難」，並言「日本與中國有所不同。我們應該歡迎日本成為一盟友，當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為一夥伴。」費雪則指示：「設法誘導日本儘可能遠離中國，而與其他強權勢力在商業上與社會上相結合。」

當時的歷史背景當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蒸蒸日上，中國的洋務運動也有一定的成績。一旦中日兩國結成聯盟，西方勢力要在亞洲擴張勢必困難重重，尤其美國是後進帝國主義，其在亞洲的擴張不但要與先進帝國主義競爭，又要受到中日聯盟的抵制，正是迪龍所說的「莫大的災難」。

另外一件事則是，一艘琉球船在台灣東部附近海域海難，漂流到恆春，闖入排灣族的牡丹社，54人遭殺害。

於是，迪龍帶著李仙得（Charles Legendre）拿著台灣和琉球的地圖去說服內務大臣副島種臣說：「美國不願掠取他國土地，但其盟邦如擬擴張疆域，實行他國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國當樂觀其成。」而有1874年西鄉從道率艦攻打恆春，且有兩名美國軍官當嚮導。但因受到原住民頑強抵抗，及清軍及時馳援，日軍只得無功而退。費雪、迪龍的策略或可稱之為「日據台灣，以日制中」。然「牡丹社事件」沒有成功「日據台灣」。

1894年，甲午戰敗。1895年，《馬關條約》談判，除了李鴻章外，還聘請了美國前國務卿福士德（John W. Foster）為顧問，還有美國駐華大使田貝（Charles Denby），但卻儘與日方唱和。日本強迫李鴻章割台，田貝幫腔說：「問題出在中國是否希望和平，如果的確盼和，就應該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福士德身為中方顧問竟替日本恐嚇中方，「假如戰爭繼續下去，則中國的獨立與清廷的統治地位，勢必極端危險。」而言：「台灣割給日本，並不是那麼討厭，因為這是一個大戰爭的結果，給勝利者一些報酬似乎是自然的。」他在外交回憶錄中也不隱諱日本人認為，從《馬關條約》的簽訂以至於履行，尤其是割讓台灣一事，福士德是在為日本的利益而工作。福士德拿中國的酬金竟替日本工作，連起碼的商人道德都沒有。所以黃嘉謨在《美國與台灣》一書中說：「總之，中日甲午一戰以後，日本要脅割取台澎列島，雖不一定出自美國的主謀，而若干美國人在日本脅取台灣的過程中，多方面給予日本助力，史實俱在，實非任何遁詞所能否認的！」

中日兩民族將為世仇

割取台灣是否「出自美國主謀」不得而知，但福士德擔任中國的顧問是美國政府同意的，「日據台灣，以日制中」也是費雪以來美國對台的策略。李鴻章向伊藤博文說割讓台灣「使中日兩民族將成為世仇」，這正是美國所要達到的目的。

中國賠款兩億三千萬兩，是日本四年半的歲收，而促成了明治工業化的基礎；中國被迫向六國銀行貸款，本息還清共六億兩，是為大清帝國七年半的歲收，中國的洋務運動受到嚴重的挫折，再加上後來四億兩的庚子賠款。賠到沒有錢賠就借，借到沒有錢借就押，礦權抵押、路權抵押，連國家財政命根子的海關也抵押了。

中國從此一蹶不振，面臨著豆剖瓜分的危機，幸好美國是後進的帝國主義，在中國沒有先佔的勢力範圍，而主張「利益均霑」和「門戶開放」，才保全了中國領土的未被瓜分，但也使中國成為列強的半殖民地。

台灣則正扮演著「日據台灣，以日制中」的角色。日本的「制中」，除了製造各種事件，阻撓中國北伐統一外，還發動「九一八事變」，成立偽滿洲國，進而製造「七七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終於偷襲珍珠港而爆發太平洋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珍珠港事變」爆發後，美國為因應太平洋戰爭而成立了「遠東戰略小組」，成員多為駐遠東外交官和軍方情報官，柯喬治（George Kerr，葛超智）即其中之一，據其所著《被出賣的台灣》言，他們對台灣問題的思考，又重新回到伯理將軍的戰略思考。並言：

「在1942年初，我準備了一份備忘錄，內中探討戰後處理的各種可能路線，我主張一些國際管制的方式，設立警察單位在南台灣，運用台灣的豐富資源，來作戰後重建工作。」

1942年7月，軍事情報局遠東部門主管被邀闡述該部門關於佔領台灣為整個戰略一環的意見；7月31日，該部門提出了一份備忘錄，作為內部檢討之用，該檢討會斷斷續續一直開到1944年10月，可見美國內部意見之分歧。

總括來說，軍事部門認為，以後華府政策決定將以「開明的自我利益」為依據，美國的長期利益應列為優先，但對於中國的主張、台灣人民的利益、權利及幸福應給予同情的考慮。在日本投降前，應以台灣最後地位之構想作前提來設想，向台灣人民宣傳。

托管台灣，公民投票

據柯喬治分析：「台灣的前途，很明顯的有三條路。理論上，台灣可以獨立和自治，但事實上，就是台灣人民有此意向和要求，而聯軍也同意，仍甚難達成（當然，中國會反對）。第二條路是去滿足中國的要求，大聲說台灣是一『失落的行省』保證立即將台灣移交中國。第三條路是設立一臨時聯軍托管制，在托管期間，台灣人民可以準備公民投票，決定他們最後的政治命運。」

至於柯喬治本人的立場，他說：「身為『台灣問題專家』，我當時籲請華府當局確立一個明確的『台灣政策』。這個島嶼潛在上太重要，那裡可以將之僅視為中國一普通行省，而只是最近被日本所佔領。歷史早就指出，台灣在西太平洋邊緣的軍事戰略重要性，也指出台灣資源和工業發展遠勝中國大陸諸行省，如此重要，難許我們輕易將台灣交給中國人管理。」這顯然是「太平洋帝國論」的復活。

1942年8月，《幸福》（FORTUNE）、《生活》（LIFE）、《時代》（TIME）共同發表《美國三大雜誌合擬之備忘錄》，11月《中央日報》全文譯出連載13天。全文宗旨在於，戰後美國將以所屬島嶼，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的空中公路。至於日本所屬的島嶼，戰後則交與聯合國處理。預防日本或第三德意志侵略行為的發生。在台灣的部分必須兼顧「中國的利益」，據王呈祥在《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與「二二八事件」》一書中的歸納包括：

1.由國際組織接收島上所有日本財產，尤其是台灣銀行的財產。

2.「為了尊重中國的優越的利益」，主張將台灣劃歸中國關稅和金融系統中，但因為聯合國需要以台灣作為基地，因此不能把它劃歸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3.由聯合國政府執掌台灣的外交、軍事及聯合國的安全事項。在台灣的中國人享有完全的自治，包括一切民權與自由。

4.由於台灣的國際地位性質特殊，未來台灣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可以投票加入中華民國。

《中央日報》的譯者按語說：「這篇文字至少應該看做是多數美國知識分子對太平洋前途的理想之一種平均的反映。」殊不知斯時，戰後太平洋和台灣問題處理的問題，已在遠東戰略小組中展開秘密討論了，是否與這三大雜誌的備忘錄有關則不得而知。又豈可視做一般知識分子的意見？

佈滿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

三雜誌備忘錄譯文刊出後，1943年1月1日，立法院長孫科則在《大公報》（重慶）發表《關於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表明中國立場，以預防及阻止美方作出罔顧中國主權、犧牲中國領土的戰後和平方案。由孫科引領下，批評三雜誌之聲蠭起。1月7日，《大公報》又刊出外交部情報司司長邵毓麟的《如何清算日本》一文，同日並發表由台灣人李純青執筆的社論《中國必收復台灣》。三雜誌托管台灣之說，更引起大陸台胞的激烈反對，1月30日，台灣革命同盟會發表《戰後台灣問題聲明》，表明收復台灣的決心。李友邦於《台灣先鋒》發表《滿佈戰爭細菌的「太平洋公路」》一文，一一駁斥三雜誌的台灣托管論，而認為托管台灣只會引起新的戰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