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華文化價值的主體性

近代中國遭受到的挑戰，或可概括為「三挨」－－挨打、挨餓、挨罵。從鴉片戰爭（1840年）到南京大屠殺（1937年），百年間中國的首都遭攻陷三次，文武百官聞戰而懼。中華民族面臨了亡國滅種、豆剖瓜分的危機。

西化與摸著石頭過河

挨打的結果是割地賠款，賠到沒有錢賠就借，借到沒有錢借就押，礦權抵押、路權抵押，最後連國家財政的命根子－－海關，也抵押。

中國是農業立國，故所有的賠款最終統統轉嫁到中國農民的身上。中國是一個「匱乏經濟」社會，農民們在富歲或免於饑寒，凶歲則不免於填溝壑。再加上沉重的賠款，必然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必然盜賊蜂起，或軍閥割據，沒學問的叫「土匪」，有學問的叫「革命」。

不論「土匪」或「革命」，必然削弱中央政府力量，對外更戰敗，更割地賠款，更民不聊生，……中國陷入了這麼一個惡性循環中。在不平等條約的捆綁下，嘗試各種改革，均告失敗，而欲振乏力。

雖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滿清，建立了民國，但又經歷軍閥割據，北伐統一，八年抗戰，國共內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也經歷過韓戰、中印戰爭、越戰和懲越戰爭，但戰場均在境外，中國不再戰敗，包括「兩彈一星」的成功，中國才有了自衛的國防，結束了挨打的局面。

新中國成立，雖然揚棄了白色西化路線，但卻建立在經過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摧毀的殘破上，加上韓戰後的冷戰圍堵；更有極左路線的錯誤，而有「三年天災」，終至文革的「十年浩劫」，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中國雖結束了挨打，但仍不能不挨餓。

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再度揚棄了馬列主義的紅色西化路線，而「摸著石頭過河」。至2010年中國大陸即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國，雖然人均所得仍然偏低，卻已基本上解決了挨餓的問題。但是，挨罵仍不能免，只是從被罵「東亞病夫」、「貧窮落後」，罵到「中國威脅」、「不自由」、「不民主」。

挨打是軍事國防的問題，挨餓是經濟民生的問題，挨罵則是價值判斷的問題。免除了挨打、挨餓的中國，仍然那麼該罵嗎？中國該罵，據說是中國沒有接受「普世價值」──自由、民主、人權。

PEW和馬丁．雅克

但根據美國PEW民意調查公司的「全球好惡調查」，調查了47個國家的結果，報告中說：「特別在接受PEW訪問調查的中國人，其中86%預見他們的孩子會有更好的生活。」（《海峽評論》2007-09，P.10）而居世界第一。

「80%的法國人表示，當他們的孩子成人後，生活會比他們今天壞。程度或不如法國，在德國、日本、義大利、英國、美國與加拿大也有不少人對下一代的生活持悲觀看法。」（同前）

「在受調國家中，中國平均國民所得增幅最大。從2002年以來增長58%。中國人目前對國家狀況的滿意度遠超過2002年（目前滿意度83%，那時48%）。中國人對政府的支持幾乎是全民擁戴－－表示政府對國家事務有『非常好』或『好』影響力的達89%。」（同前）

並且，連續五年PEW的「全球好惡調查」，中國的滿意度均居全球第一，遠超過美國。

此外，據馬丁．雅克在《當中國統治世界》（2010年，中文版，P.181）表列各國「對國家現狀的滿意度」如下：

國別 不滿意 滿意 中國 19 72 約旦 30 69 巴基斯坦 39 57 西班牙 44 51 荷蘭 50 49 英國 51 44 加拿大 52 45 土耳其 55 41 印度 57 41 美國 57 39 黎巴嫩 58 40 印度尼西亞 64 35 法國 71 28 俄羅斯 71 23 德國 73 25 波蘭 82 13

「普世價值」當是指人類的普遍（共同）價值。

根據PEW和馬丁．雅克，中國人滿意中國的「非普世價值」的比率，卻遠超過美國人滿意於美國的「普世價值」。至少，中國的「非普世價值」比美國的「普世價值」更普世罷。

價值判斷和認知判斷不同。認知判斷是根據事實和邏輯的真假判斷，屬客觀；價值判斷是根據目的的善惡好壞判斷，屬主觀。亞里斯多德以善為目的論的，他說：「任何一技藝與任何一探究，或任何一行為與任何一選擇，乃是企圖獲得某一種善，因此，善可界定為一切事務所企圖獲著的目標。」

孟子亦云：「可欲之謂善。」（《孟子．盡心下》）「可欲」當有可欲的對象即目標或目的。

人走到十字路口，要往何處走才好，必須要有目的才能判斷好壞，目的在北邊，往北走就是好，往西走就是不好。客觀存在的路和方向沒有善惡好壞，只有主體的人才有目的，而有善惡好壞的判斷。不同目的人就有不同善惡好壞的判斷。

目的價值與工具價值

「普世」的觀念本來自基督教，認為唯有基督教是普遍人類共同的價值，並且是先驗的，生而俱有的。

以基督教為普世價值，恐怕其他宗教也難以接受。除了宗教信仰外，人類有沒有普世價值？要瞭解「普世價值」，就得先瞭解普遍和個殊的關係。亞里斯多德有言：「共相（普遍）無實體，不能獨立自存，實體在殊相（個殊）之中。」荀子亦界定「共名」（普遍）是「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而「別名」（個殊）則是「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並以「物」為「大共名」，以「鳥獸」為「大別名」。（《荀子．正名》）所以，普遍當是從個殊事物抽取其共同性而構成的，並且，沒有個殊的事物，就沒有抽像的普遍。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人類學家克拉孔（Clyde Kluckhohn）也有「普同人性與分殊文化」之說。我們不懷疑人有共同的普遍性，但除了自然（「性」）人外，任何的文化（「習」）人則必有其個殊性，基於自然人的共同性，也可以有人的普遍價值或普世價值。所以普世價值是每個人都具有的，但要將自認為的「普世價值」加諸於他人的價值則顯然不是普世價值。

價值除了有目的價值外，還有工具價值，但工具價值是由目的價值派生的，而不是獨立自存的。

道德是維繫一群人共同生存發展的規範，道德的主體是人或人群。因此，能達成道德目的的就是善，不能或破壞達成道德目的的就是惡。各人和各人群的道德目的不盡相同，因此，其善惡亦有不同，而各有其主體性。

主體與主體間是有矛盾的。但矛盾有二種，一種是排斥性矛盾，一種是相容性矛盾。

西方的「普世價值」是要以西方為主體的價值來排斥其他文明的價值，尤其是基督教一神論的普世價值，與其他文明接觸必然產生排斥性矛盾，而有霸權主義、帝國主義。

《禮記．中庸》有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不同，之間自有矛盾，而可以「並育而不相害」；各種不同的「道」，當然其間有矛盾，但亦可「並行而不相悖」。這是相容性矛盾。只有承認主體間的矛盾可以「並育」和「並行」，才能產生和平及和諧。

勇敢的說出：「黑就是美！」

善惡好壞是價值判斷，其實美醜也是價值判斷。在西方文化價值獨霸下，今天海峽兩岸中小學生的美術課，所用來讓學生學習素描的石膏像，仍是西方人的像，如果養成了以此輪廓為美的標準，我們東方人個個都要自慚形穢了。只有上世紀六、七○年代美國黑人運動才曾勇敢的說出：「黑就是美！」

今天中國大陸拒絕實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而挨罵，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是制度，是達成目的的工具，而目的是民生經濟。

自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陸，從社會主義視之，非社會主義；自資本主義視之，亦非資本主義，而自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近代中國要的是「富強」，「富」才能維護人民的生活；「強」才能保衛國家的生存，以免淪為列強的魚肉。

上世紀，中國人民以為「社會主義救中國」，而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只是工具，救中國才是目的。一旦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解決中國當前問題，才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而形成「特社」。

大陸實施「特社」三十多年於茲，「實踐檢驗真理」。大陸從一個外匯存底不足50億美元的一窮二白，到外匯存底世界第一，和超過日本成為美國第一債主國。手機從零到今天產量世界第一，銷量世界第一；高速公路從零到長度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高速鐵路則從零到長度世界第一，速度世界第一，並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所得仍低於發達國家，而有待更加努力。

另，在太空科技，神舟六號、隱形飛機、無人飛機、航空母艦，愈來愈充實了保衛國家和平發展的力量。

除了「特社」外，誰能證明有其他任何制度可以三十年的時間，達成今天中國大陸自足自衛的「富強」，歷史是沒有假設的，「存在即合理」，「特社」至今並未停滯，而在繼續高經濟成長率。又誰能證明捨「特社」而有其他的制度可以取代之？

習近平不及馬克思列寧一辭

但是，貪污腐敗、法治不彰，民怨處處也到了不處理不行的地步了。如果這些次要矛盾不能適度處理，也會成為主要矛盾。果真，那也是「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了。（《孟子．公孫丑上》）

反觀西方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美國的金融海嘯，歐洲的經濟蕭條，不但為禍全球，而且至今經濟萎靡不振。

今天的中國難道必須放棄生氣充沛的「特社」，而去選擇萎靡不振的西方資本主義？所以，今天中國之挨罵，並不是中國「特社」不如西方資本主義，而是中國沒有價值的主體性，並以西方的主體為自己的主體，以致「漢人學得胡兒語，站在城頭罵漢人」。

3月17日，習近平國家主席在人大開幕演講突出了「中國夢」、「中國精神」，提到了毛澤東，卻高舉鄧小平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但不及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辭。充分體現了中國人要走中國人道路的主體性。

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崛起後，數百年來實踐的結果，帶來了人類近代科技文明，但也「以鄰為壑」，「率獸食人」，全世界無不受其蹂躪。若中國真的選擇了西方價值和資本主義，那才是真正的「中國威脅論」來了，人類將永無寧日矣。

由於價值判斷具有主體性，而有各人、各人群不同的道德善惡，甚至於是相排斥的、衝突的，因此，作為文化理想，還是應有一個人類共同的道德善惡，這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聯合國正是為此一理想而產生的。將近70年來，聯合國又實現了多少普世價值的理想，亦實令人質疑。

真正的普世價值應該是共利、共樂的、不止是利己的，還必須是利他的。

西方倫理學，自蘇格拉底以來，以追求自己的幸福為善，為惡乃是由於無知，故言：「無知之惡甚於有知之惡」。並以人之為善是天生具來的，而形成與孟子不同的利己主義的「性善論」。柏拉圖以「哲學之德」為「洗淨靈魂之道」，莫不是以善為個人幸福之取得和痛苦之免除。直至穆勒（J．S． Mill）才以「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最大的善。

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是自由主義。但人必須要有選擇才有自由，選擇後還要負責；且受到各種物理、生理、經濟、社會的限制；只能根據客觀條件和規律來達成主觀願望。所謂自由雲者，落實下來只有自由競爭。這套自由主義，在打破歐洲封建世襲的階級制度是進步的，而有近代西方的民主制度。

自由主義再加上進化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競爭的結果，一定是獨利、獨樂，「優勝劣敗」、「生存競爭，自然淘汰」。自由主義政府最好的政治就是給予人民有公平的自由競爭機會。

馬克思也是主張階級鬥爭的

在自由競爭下，贏的一方固然慶幸，但輸的一方呢？甚至於成了帝國主義張本，落後民族全成了「自然淘汰」的對象，而形成了「強權即公理」的霸權主義。

國內的自由競爭，形成了貧富不均，階級對立。國際的自由競爭，形成了戰爭頻仍，強凌弱，眾暴寡。這樣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又何德何能可以自居於道德的高地，自詡為「普世價值」呢？

既使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也是主張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並預言「英特納雄納爾一定會勝利」！毛澤東亦言：「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結果造成中國的「十年浩劫」。

中國文化的道德理想與西方不同，自孔子起，就不止於利己主義而擴及利他主義，不是個人主義的而是全體主義的最大多數。《論語．雍也》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是不止於利己，而且要利他，甚而要「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來施及全體人民，但孔子也知道全體不見得做得周全，故言「堯舜其猶病諸」。

另外，在全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不能兩全的衝突時，孔子甚至主張：「仁人志士，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

孟子也主張「獨樂樂」「不若與人」樂樂，和「與少樂樂」「不若與眾」樂樂。（《孟子．梁惠王下》）並言：「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孟子．離婁下》）孟子不但把利己的「獨樂樂」擴大到利他的「眾樂樂」，並且把利他作為自己的道德責任，而言「人溺己溺，人饑己饑」。

在全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衝突時，孟子也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全體利益，而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

孔孟垂范，而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故文天祥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中國文化的道德價值是濟弱扶傾

中國仁義的道德理想實來自西周的王道。王道是建立在宗法封建的基礎上，秦漢後，封建轉成中央集權，但基於宗法血緣的道德精神，則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理想。

人與人之間，是血緣關係，而非奴隸社會的階級關係，故「四海之內皆兄弟」（《論語．顏淵》），尤其是春秋戰國後「布衣卿相」，連封建制度的階級亦被打破。

團結親屬關係是為「親親」，孟子曰：「親親，仁也。」（《孟子．告子下》），或言：「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

要「親親」則需「和為貴」（《論語．學而》），是「兄弟」則需「濟弱扶傾」（孫中山語）。而且，孟子說：「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中國文化的道德價值，不是自由競爭，也不是階級鬥爭，而是「溫良恭儉讓」（《論語．學而》）；不是「生存競爭，自然淘汰」，而是「存亡繼絕，救亡扶傾」（新序．善謀）或孫中山所說的「濟弱扶傾」。

利他主義總比利己主義更善罷；「眾樂樂」總比個人主義是更多數人的更大幸福罷；濟弱扶傾總比優勝劣敗更和平和諧罷。

不僅是為了避免挨罵，而且是為了世界的和平，我們必須要重建中華文化價值的主體性，發揚濟弱扶傾的王道精神，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才不會是「中國威脅論」，而是「世界和平論」；追求和平、共利、共樂的真正人類普世價值，明天的世界才會比今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