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台灣現行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抗戰史

薛偉強
(江蘇師範大學教師)


長期以來,由於意識型態、課程標準及其它因素的影響,祖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對於許多兩岸共同的歷史教育大有不同。隨著時代發展與社會變遷,兩岸的歷史教育都出現了新的變化。去年筆者有幸到台灣訪學半載,深入寶島歷史教育一線考察訪談,蒐集了大量相關資料。值此抗戰勝利70週年,筆者試以台灣現行歷史課程綱要及國中社會、高中歷史教科書為據,輔之以大陸歷史教科書,略論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抗戰史。 一、課程標準 台灣地區的歷史課程綱要自李登輝、陳水扁執政起頻繁修訂,他們以所謂「同心圓理論」為依據,在1994年、2002年、 2004年分別進行了「去中國化」的大變動,連續壓縮中國史、增大台灣史,逐漸將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的有關台灣的歷史從中國史中分離獨立,「台灣史」作為中小學歷史教育首要內容,與中國史、世界史並列。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勝選執政後,在內容方面,又逐次有部分微調。 台灣現行初中歷史課標包含於2008年《九年一貫公民與社會課綱》中,抗日戰爭屬於中國史中「民國以來的歷史變遷」一目,2005年課綱僅有「說明侵華戰爭」,2007年修訂為「說明日本侵華戰爭」。相較而言,高中部分內容顯然充實得多。2009年課標為「民國以來,中、日關係可說是中國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一環,攸關中國內部發展。本節可依以下要點探討:1.民國以來日本對於中國的影響,以及侵華行動在其國家戰略中的位置;2.中國因中日戰爭確立的國族主義與傳統華夏概念的異同;3.中日戰爭的歷史意義與對日後中國社會政治情勢發展的影響。」2010年至今課標要求為「說明日本侵華的經過及暴行;中華民國從獨立作戰到與同盟國並肩作戰的演變。敘述國民政府在外交上的成就,如廢除不平等條約、參與聯合國的建立;說明抗戰時期政府機關、學校、工廠的遷徙與人民生活。」 可以看出台灣課標多使用概括性的表述,尤其是初中課標太過簡略,僅有八個字。該課標完全從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角度,強調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完全忽視共產黨的抗日貢獻。對日本侵華的兇惡殘暴有意淡化,趨向中立。這些分歧在教材裡體現得更為突出。 二、主要觀點 (一)抗日戰爭分期 關於抗日戰爭斷限,學術界有8年抗戰說、14年抗戰說以及50年抗戰說。大陸教材普遍認同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開始了局部抗戰,七七事變後進入全國(全民族)抗戰時期。台灣教科書無一例外地採用了八年抗戰說,即1937-1945年。主要原因當是此前的10年(1727-1937)在台灣被劃入「十年建設時期」。期間,國民政府「推動各項建設,但遭逢中國共產黨的挑戰,以及日本一連串的侵略」。國民政府「面對日本侵略,自知實力不足,極力避免衝突擴大,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原則,全力進行剿共」。但因國民黨「內部無法團結合作,且當時日軍也頻頻發動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加以阻撓,共軍也採取游擊戰術,導致一直剿共無成」。 台灣教科書顯然仍堅持國民黨正統立場,對於不抵抗政策一味肯定,視中共為最大的「內患」,而日本一連串的侵略,似乎主要目的就是阻撓「剿共」,不足以劃入戰爭狀態。戰後70多年仍堅持敵對思維,且輕描淡寫七七事變前日本一系列的侵略,殊為不妥。反觀大陸,雖然此前也長期流行八年抗戰說,把1927-1937列入10年內戰時期。然新世紀以降,基於中華民族視角的14年抗戰的觀點逐漸得到廣泛認同,明顯大有進步。 (二)抗日戰爭的關注點 台灣初、高中課標的明顯差異決定教材的大不同,初中一般為兩頁三小目,主要包含抗戰爆發(盧溝橋事變起)與過程、與盟軍合作、日本無條件投降。高中一般6頁,3-4大節,詳述戰爭起源及經過、外交成就及社會民生三大方面。高中教材基於初中的螺旋深入非常明顯。視角、領域方面,都是完全基於國民黨立場,以國民黨、日本、反法西斯同盟三方為中心。在軍事、政治之外亦注重戰時社會民生,包括政府機關、學校及工廠的內遷和戰時生活與民生經濟。相比之下,大陸教材有缺乏經濟民生方面的局限,而台灣教科書對抗戰過程及日軍的殘暴明顯重視不足。 (三)抗日戰爭的全球視野 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其它戰場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大陸教材雖然也有相關認識,但具體的全球視野的表述少而又少。相較而言,台灣地區的教材更具世界眼光。 台灣高中教科書講述抗戰背景多由甲午戰爭始。「近代日本與中國的軍事衝突」,始自甲午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給了日本兼併山東的機會」。華盛頓會議後,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海上霸權」。 甲午戰後,「日本向外發展,不論是『北進』攻向俄國西伯利亞;或是『南進』指向歐美南洋殖民地,都需要侵入中國,這是遠因」。 論及抗戰後期,都會聯繫「同盟國合力抗日」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包含珍珠港事件、同盟國形成、中國戰區、中國遠征軍、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美蘇助戰、外交成就、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等,著力闡明中國抗戰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聯繫。 從台灣教材可以看出,中國不但在本土積極抵抗日本法西斯,也間接配合了其他戰場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亞洲其他地區,中國也直接參與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戰爭。這些內容很明顯有助於更加全面評價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也是大陸沒有觸及或者很少提及的,值得借鑑。 但是台灣的全球視野也存在一定局限。矛盾之處在於,一方面他們重點強調抗戰前期「中國獨力對日作戰」,卻對淞滬會戰以外的具體的抗日戰鬥少有著墨,也幾乎見不到國軍抗日英雄的具體事蹟;至於中共領導的敵後戰場的貢獻及其他愛國人士、民主黨派的支持更是避而不談,在客觀上無疑貶抑了中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大肆渲染「盟軍合作、友邦援助」對抗戰取勝的積極意義,這與此前字裡行間欲突出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是抗戰勝利的決定力量」顯然矛盾,難免有「喧賓奪主」之嫌。 (四)抗戰領導權及國共功績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兩岸關於抗日戰爭最大的分歧莫過於此。台灣現行教材字裡行間突出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是抗戰勝利的決定力量,無論初高中教科書,凡論及七七事變後八年抗戰,通篇幾乎連「中共」兩字都不會出現。沒有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沒有游擊戰、反「掃蕩」,更沒有抗戰後期敵後戰場的大反攻,共產黨敵後抗戰被完全抹殺。根據課綱要求,各版本高中教材都會專設一節講述國民政府在抗戰期間取得的外交上的成就,重點是「廢除不平等條約、開羅會議、參與聯合國建立」,以突顯國民政府及國民黨之功績。但在其後的國共內戰,一定言及中共在八年中日戰爭中「趁機壯大勢力」,抗戰後又獲蘇聯援助,實力已足以威脅國民黨的統治。雖然「共匪、朱毛」等極端敵視詞語不再出現,但蔣介石遷台以來的揚國(民黨)貶(反)共(產黨)基調未有本質改變,許多教師也津津樂道原「國立」編譯館統編教材明載的中共採取「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策略。 大陸現行中學教科書一改長期以來對國民黨籠統的「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評價,以及「豫湘桂戰役」「大潰敗」一類的譏諷,用大篇幅宣揚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抗戰,無疑進步巨大。相較於台灣抗戰史完全遮蔽中共力量的重大缺陷,大陸顯然大度有加,雖然還有改進餘地,仍值得贊許。 三、重點史實敘述 (一)九一八事變 關於九一八事變,台灣地區高中全華版:民國20年(1931)9月18日,瀋陽附近柳條溝鐵軌被炸毀,日本指為中國方面所為,日軍隨即大舉出動,攻佔瀋陽、長春、營口、安東、吉林等東北重鎮,是為九一八事變。 高中翰林版:1931年9月18日,日本以「保護鐵路和租借地」為名,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軍,逕自出兵攻佔瀋陽,史稱「九一八事變」,東北全境隨即淪陷。 三民書局、龍騰文化和康熹文化等版本的表述也基本相同。 可以看出,兩岸的觀點基本一致,即九一八事變由日本蓄意挑起,日軍是戰爭的發起者。此後的相關表述,海峽兩岸也基本接近。九一八事變之後,1932年1月,日軍以保護日僑為由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1932年3月,日軍扶植溥儀,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 (二)西安事變 由於西安事變直接關涉國共兩黨關係,兩岸的看法分歧較大。關於西安事變爆發的原因。「張學良受到中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宣傳的引誘,於1936年12月12日綁架軟禁蔣中正,脅迫蔣中正停止剿共轉而抗日。」這是台灣教材普遍的看法。言下之意是,中共有預謀、有計劃地對張、楊進行策動,從而打亂了國府既定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顯然認為共產黨是罪魁禍首。大陸教材認為1935年華北事變之後,中日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民族危機的加深,使國民黨政府內部發生了分化。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並通電全國,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認為根本原因是民族危機的加深,張、楊是順勢而為。 有關西安事變的解決,台灣康熙版教科書認為,「張學良的兵諫卻未在全國引起共鳴,蘇聯考慮到為避免腹背受敵……於是電會中共必須促使張學良釋放蔣中正,否則將捨棄中共,支持國民政府抗日。在周恩來、宋美齡等人的協調下,蔣的態度軟化,允諾暫停內戰,張學良終於釋放了蔣中正」。言下之意:張學良發動兵諫違背了民意;中共並不是真心想放蔣,而是出於蘇聯的壓力才被迫釋放。翰林版則大大簡化,只說「蔣最後同意張學良要求,停止剿共。張學良親自護送蔣返回南京,蔣遂將政策改為『聯共抗日』。」三民版表述大致相同。似乎事變的解決僅僅是蔣、張兩人之事,蔣的作用尤為關鍵。實際上,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是國內張楊、蔣宋、中共,以及國際美英、蘇聯等多方面諸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忽視任何一方作用的觀點都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由此來看,海峽兩岸的教科書基於各自立場各持己見,都未免有失公允。 對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影響,海峽兩岸均認為促使了國共進行第二次合作。大陸方面做出了高度的評價,認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揭開了國共兩黨由內戰到和平、由分裂對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但台灣方面認為西安事變的結果是:「處於陝北一角的中共因而重獲生機,國民政府停止剿共,……展開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得到喘息機會,不致被消滅;中共利用國共合作及八年抗戰機會,發展擴大。日本認為蔣有抗日的決定,加速侵華步伐。……」明顯視張學良為國民黨一大罪人,對中共含有敵意,很難說是正面的評價。 (三)全面抗戰經過 台灣歷史教材一般將抗戰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期皆由七七事變至1938年武漢會戰;第二期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或1945年收復桂林;第三期起於太平洋戰爭或1945年8月,至日本投降。 這與大陸教材的防禦、相持、反攻三階段基本一致。 關於淞滬會戰,兩岸的意見較為統一:40餘萬國民黨軍隊與20多萬日軍在上海及其周圍地區激戰三個月。淞滬會戰打破了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計畫。中國以空間換時間,為日後的持久抗戰奠定了物質基礎。 但台灣教科書對於淞滬會戰以外的具體的抗日戰鬥少有著墨,大多是一帶而過。這使得字裡行間欲突出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是抗戰勝利的決定力量」如無源之水。如翰林版:「1938年,日軍沿長江西進,爆發武漢會戰。國軍達成『空間換取時間』之目的後,撤出武漢。」三民版更為簡潔:「對於日本的侵略,國民政府以『抗戰』為名,號召全體軍民共同奮起抵抗。」之後,再也沒有提到具體的戰役,也幾乎見不到抗日英雄的具體事蹟,連李宗仁、佟麟閣、張自忠等國民黨抗日名將的姓名都很少出現,更不用說提到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了。 相比之下,祖國大陸的歷史教材對此處理得較為合理。無論初高中,既有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數次典型戰役,亦有期間全國各界的抗日英模事蹟,初中比高中更為詳細。提及為國捐軀的國民黨將士十餘人,如馬占山、蔡廷鍇、金振中、申仲明、姚子青、謝晉元、馮玉祥、王銘章、池峰城、李宗仁、張自忠等,與台灣教材連國軍英模姓名都少見形成鮮明對比。 對於中國八年慘烈的全面抗戰過程,台灣初高中教材容量差別不大,一般只有4小段約500字,約為四分之一課時。大陸高中教科書至少有一課時,10餘段約1,500字。初中教科書至少兩課時,多則三課時,約3,500至6,000字。海峽兩岸的教材容量相差約3-10倍。台灣地區歷史教材的這種淡化處理顯然有失偏頗。既不能充分體現「中國獨力抗戰」之艱辛,也不能生動展示國民黨抗戰的具體功績,更不能勾畫全民族抗戰的宏偉和悲壯。 (四)日軍侵華罪行 日軍在侵華過程中公然違背國際法,犯下了滔天罪行,可謂空前絕後,罄竹難書,這當然應該是歷史教育的重點。除台灣初中課綱外,海峽兩岸的課程標準對日本侵華罪行都有明確要求,但教材的實際編寫情況大相逕庭。 日寇最慘絕人寰的罪行莫過於南京大屠殺,關於這場人類浩劫,大陸和台灣教材(含初中)均有提及。台灣地區教材對於南京大屠殺的描寫相對簡略,多為一句話,少數會再配一張「日軍殺人比賽」圖。但是關於遇難人數卻有三種觀點。第一種以龍騰文化版、全華版和康熹文化版為代表:日軍於12月佔領南京,隨及展開大屠殺,凌虐殺害約30萬名軍人和百姓,成為現代戰爭史上令人髮指的大暴行 ;第二種則以翰林版註解為代表,「日軍攻入南京城後,針對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軍警、可能參加抗日活動的青壯年,甚至一般貧民,進行大規模的集體屠殺,性侵暴行也頻頻發生。混亂前後持續六個星期,戰後經遠東國際法庭判定死者高達20萬人以上」;第三種以三民書局版為代表,「首都南京在同年12月淪陷後,日軍發動慘無人道的暴行,罹難者難以計數,史稱『南京大屠殺』」。相對於台灣教科書,大陸對於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都是統一的。1937年12月,南京淪陷,日軍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和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進行了長達六周的殺戮,30萬人被殺害,還有大量的中國婦女慘遭蹂躪。 令人費解的是,在南京大屠殺之外,台灣地區教科書對日軍其它一系列令人髮指的暴行幾乎隻字未提。相反,大陸教材詳細列舉侵華日軍的多種罪行,用血淋淋的事實來控訴日軍反人類行徑。 其實,日軍的罪行何止這些,肆意凌辱婦女的慰安婦制度也不可忽視。中國是日本法西斯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實施地;是日軍設立慰安所最多的佔領地,中國慰安婦人數最多,遭遇最慘,日軍每侵入一地,便擄掠大量當地女子同行,被日軍擄掠充當慰安婦的人數總計在20萬以上。而相關內容在兩岸中學歷史教材(抗戰部分)都未見到。 有關日軍侵華暴行,大陸地區教科書皆做為重點之一,給予大篇幅,點面結合,圖文相配,能夠給學生留下深刻印象。而台灣地區教材對於日軍侵略造成的巨大傷害有意淡化,超然物外,似乎與自己無甚關聯。 沒有對歷史的反思與批判,便不會有對現實的超越和創新。日本侵略的罪行絕不容忽視,只有如此,當代中學生才能明白戰爭的罪惡、和平的可貴。侵略的錯誤或可原諒,歷史的真相不能遺忘。我們不是要挑起仇恨,而是要譴責侵略;不是要炫耀勝利,而是要追求和平;不是要維護一國一族的私利,而是要反思人類共同的命運。 四、結 語 意識型態和課程標準的差異決定了海峽兩岸教材的分歧。諸多觀點與內容異多同少,尤其是關涉國共關係時,兩岸基於各自立場看法迥異。比較而言,祖國大陸於國民黨方面明顯大度有加,進步很大。大陸教科書聚焦於抗戰時期的政治和軍事領域,通過大量筆墨詳述抗戰經過及日軍的暴行,突出其艱苦卓絕、同仇敵愾,能夠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愛國主義教育,更加深刻的體會中華民族團結一致的重要性。台灣歷史教材的內容雖然視野廣闊,但抗戰史基本上重點不講抗戰,刻意淡化國軍抗戰英勇事蹟及日軍侵華暴行,對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更是避而不談。既不能充分體現「中國獨力抗戰」之艱辛,也不能生動展示國民黨抗戰的具體功績,更不能勾畫全民族抗戰的宏偉和悲壯,「抗日戰爭」主題也就無法突出。 這當然與台灣多年的藍綠惡鬥、台獨猖獗的特殊政治生態有關。如今的台灣,連日本有沒有「殖民」、台灣有沒有人抗戰、慰安婦是否被強迫這些常識都會不斷掀起軒然大波,而仇視、醜化祖國大陸的官方教科及各種荒誕不經的社會言論(如所謂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卻一直習以為常。台灣多年來不但根本不重視國民黨軍隊的抗戰貢獻,甚至否定抗戰、否定光復。以致於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在出席今年全島優秀教師獎勵(師鐸獎)大會時都要強調,日本首相都已公開為日本的侵略和殖民道歉,「加害人都道歉了,被害人卻還在掩飾美化,會讓國際覺得我們違反常識,甚至是媚日。」 一個民族的歷史基於歷史教育建構和傳承,具有官方性、權威性、普及性的歷史教科書是其最重要的載體,它將民族記憶深深地植入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對於歷史教育而言,摒棄狹隘的歷史觀至關重要。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抗戰,70多年後仍基於黨派利益斤斤計較領導權和功績,已經沒有必要。多年來,中國人民的抗戰往往被世界所忽視。我們必須停止內爭內耗,團結一致,向世界充分展示中華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海峽兩岸應努力克服意識型態束縛,在「共用史料、共寫史書」的基礎上,共同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以此凝聚兩岸共同歷史記憶,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