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是異國異族的文化嗎?

評莊萬壽拒絕「漢人」「漢族」之名

王睿
(高中國文教師)


2018年5月21日,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國文天地》編輯顧問莊萬壽在報上刊文稱:「台灣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就叫台灣人,台灣民族。不要用漢人、華人、漢族及華裔之名。」同年6月,《國文天地》刊出莊萬壽以「多元民族論」宣稱先秦諸子學說「是異國異族的文化」的文章。

莊萬壽的西方中心論

早在《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一書中, 莊萬壽就宣稱「諸子百家多為不同國家、民族的著作」。2009年出版的莊萬壽《史通通論》一書,提倡「反孔儒、爭自由」,宣稱「漢族是虛構的」、「中華民族不存在」等。

莊萬壽明白台灣問題不僅是表面的國共、統獨或藍綠矛盾,而是中西文明較量的問題。他認識到台灣文化實立基於中國文化,因此從根本上「真正破解活在台灣人體內的中國異形, 台灣才能真正的成為完全的國家」。只不過, 莊萬壽的根本思路是西方中心論,認為台灣人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政治,「是與西方、日本的價值是合流的」;那麼,台灣文化的根本--中國文化就必然要被他歸類於落後的封建主義。正是在這樣的見識下,他推崇初期的中國共產黨,卻忌憚「當今國共合流,謀我台人」;他疾呼台灣學界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多元等價值,去破解「炎黃中華民族主義」、「孔儒禮教封建主義」和「一元的文化霸權、政治神話」等。

基於同樣的用意,莊萬壽也在《國文天地》宣傳西方價值的「現代性」,批評大一統的漢文化傳統,推崇分裂多元的歐洲歷史;說漢語文一元化終至八股文的僵化,而激賞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多元化語文;更批評中國的帝制傳統,說黃宗羲在此傳統中批判帝制卻一籌莫展,從而肯定霍布斯、伏爾泰和洛克在多元開放的歐洲社會中能推翻傳統,並讚揚歐美的民主政治是普世價值云云;而最重要的,是批評大陸「回到孔孟懷抱」,和台灣「恢復《四書》必讀」等。

在莊萬壽看來,中華文化最令他忌憚的是華夷思想與大一統思想。莊萬壽稱「中國民族主義」至漢武帝已基本定型,它包含「天朝一統主義、華夷種族主義、中華(黃帝)國族主義、孔儒國教主義四種成分」,是「世界最持久的文化霸權與帝國主義」。

先秦諸子都是中國人

「民族」,是隨著歐洲民族國家出現而形成的概念;中國古代的「華夏」,則來自一個「斯文」的傳統,也就是孔子在匡地臨危不懼時說的:「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個「斯文」的傳統形成經學,其文獻就是先秦的群經。群經使用「雅言」,也就是「夏言」,後者是中國最早的書面語言。中國最早的辭典稱《爾雅》,意即「近夏」;也就是以「夏言」為標準來對當時各種方言進行訓詁。凡用群經的「斯文」傳統教化各族群,就是「文化」,即如《易經》所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華」則有光明、美好之意,凡被文所化的人群和地區就是「華夏」, 或稱「諸夏」;未被文化的人群和地區就是「蠻夷」。

因此,中國傳統「天下」思想裡的華夷之辨,主要是以「文化」為標準,而沒有絕對的、不變的「民族」界線。研究先秦考古和古漢語的學者李零說:「中國早期居民,從夏朝開始,無論屬於哪一族,住在哪一塊,都自稱『有夏』,住在『禹跡』,這是『中國』概念的前身。……商人的後代也好,周人的後代也好,他們都是把『夏』理解為『天下』和『王土』,當作『中國文明』的代名詞。」如此看來,「民族」、「國家」並非傳統中國的終極思考;而先秦諸子既然是用「雅言」(「夏言」、「古漢文」)形成群經,自屬「斯文」化成的人群,因而屬「華夏」無疑。中國人, 也就是歷代受到雅言群經教化過的人群。

更重要的是,「華夏」屬於天下概念,也就是「華夷天下」。錢穆研究先秦諸子指出:「他們當時,可稱為全抱有超地域、超家族、超職業、或甚至超國家的天下觀念或世界觀念,而到處活動。……其實凡屬那時的智識分子,無不是流動的,即是無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觀念。他們絕不看重那些對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因此而造成秦漢以下中國之大一統。」

錢穆還說過,在戰國時代的學者中間,真可視為抱狹義國家觀念者,似乎只有楚國的屈原與韓國的韓非。作為貴族,屈原、韓非與當時多數平民游士的態度不同,但韓非是否始終保持狹義的國家觀念尚屬疑問。而屈原之忠於楚懷王,或出於君臣間的友誼誠信,或出於文學家極端懇摯的感情作用,也未必適於以狹義的國家觀念來言說。

換句話說,先秦諸子在「天下」的概念中, 各自提出「諸夏」、也就是「同一個中國民族」的宇宙觀、人生觀和政治觀,百家爭鳴的是「天下」該怎麼走,具體說就是該怎麼「大一統」的問題。諸子的主張,後來被秦漢王朝統一起來。而秦漢以後的「天下」,王權更為集中與強大,使「諸夏」或「同一個中國民族」自此被稱為「漢族」,遠非後來的歐洲民族國家可以比擬。

天下需要文明,也就是「華夏」;華夏文明有個中心,中心都城叫「中國」,中央之城為王都所在。中國人的向心力來自於這個文明中心,由這個中心將文明輻射天下;天下四國(四裔)反饋中國的方式,就是不斷向中國進行內捲式的、螺旋型的向心及上升運動。也就是說,四方族群不斷加入這個向心運動,中華民族(或漢族)的成分和文明就不斷變化、壯大;而由於天下觀念的指導,這種壯大又表現為文明不斷上升的運動。《論語.季氏》所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就是這個道理。

由是而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先秦諸子,無法用西方定義的民族國家來解釋;天下文明才是中國人的終極關懷,「大學八目」就是最好的說明。

周王朝不是一個「殖民國家」

莊萬壽主張中華民族是「虛擬的民族」,又說漢族「也是虛構的」。他認為《春秋》沒有強烈要求大一統的思想,說周初封建只是在各異族地區「建立許多彼此文化迥異的殖民國家」;而進入春秋以後,「各諸侯國在政治上更是彼此獨立」,華夏諸國「事實完全是一個多元權力的國際社會,《春秋經》的理論,只是要讓這個國際社會能維持平衡與安定,讓周王在體制上要受尊重,而沒有要求一統天下的意思」。

現代意義的「殖民國家」是指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強國,向相對落後國家或地區施行政治經濟上的掠奪;就封建時代「諸夏」都是農耕文明的周王朝來說,顯然是時空錯置。況且,周取代商成為天下共主,是「小邦周克大邑商」,而不是莊萬壽想像的大國滅小國。又因為封建制度實施「同姓不婚制」與「貴族內婚制」,才造成姬姓與諸異姓貴族都有婚姻關係,所以嚴耕望說「周天子稱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稱異姓諸侯為伯舅叔舅」。這種融合血緣和政治而構成的「一家天下」,已經將華夏大地上的氏族人群摶成「同一個中國民族」。所以錢穆說:「中國史上的『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之大工程,很早在先秦時代已全部完成了。而且又是調和一致了。」

從政治制度來看,周王室的封建政治,是在天下觀的指導下,由「小國變大國」的方法;天下觀的政治,也就是「用小國拼湊大國的大國政治」。李零說:「西周封建,從主流和大趨勢看,其實是大一統。古人說的『大一統』,本來就是西周大一統。這種大一統與歐洲封建完全不一樣。歐洲封建是『大一統』的對立面。」被後世一些人誤解或汙名化的中國「封建」,其實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國家制度,「封建」是古代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方法。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京都大學教授貝塚茂樹說:

「到了春秋末期,曾經構成了夏、商、周的各個部族的子孫之國,已經超越了各自的民族的差異,而形成了被稱為諸夏的同一個中國民族。」所謂「被稱為諸夏的同一個中國民族」,其實是由中國古代的封建大一統所建立。

17世紀中葉,顧炎武說:「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是由先秦教化至清代,內在於中國人人格的文明傳統。中國古代的華夷思想或「民族」思想,是一種超越「異國異族」血統論的文化觀;但莊萬壽推演「先秦諸子」的方向,卻是朝著後來的歐洲各民族,與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無干。

春秋時代的楚國已開始華夏化

莊萬壽在《國文天地》刊文稱:「華夏民族周人在征服地,建立眾多諸侯國後,楚人受北地華夏威脅極大,而造成楚人強烈的反華夏民族意識。」又稱:「道家學者多來自北方黃河下游、淮水流域的殷人、東夷人,而後其地被併於楚者。因此多稱楚人。……如老聃即成周雒邑之史,見周之衰,遂下之於楚,播散道家,因此道家的老莊,對北方華夏之鄒魯、三晉文化之批評,除是立場、地域的因素外,恐怕與種族之對立有關。」

若說楚人有強烈的「反華夏民族意識」,如何解釋楚莊王問鼎中原?九鼎象徵王權,其傳說始自夏朝,距離楚莊王問鼎中原已有千年以上,楚人何以千年後卻有別於「被稱為諸夏的同一個中國民族」?何況問鼎中原60年後,楚 國如願在宋國會盟13國弭兵時,一度成為「諸 夏」也就是「同一個中國民族」的盟主?少數民族研究者王柯說,儘管楚、吳、越等國距離中原較遠,而位居「四夷」,但記述春秋時代歷史的《左傳》和《國語》並未將他們視為蠻夷戎狄,「正是因為春秋時代的楚、吳、越已經開始了他們『華夏化』的過程」。

況且,如前所述,「華夏化」是包括四方不斷向中國進行內捲式的、螺旋型的向心及上升運動,這是「華夷天下」的文明結構使然。莊萬壽說道家多殷人和東夷人、《莊子》可能是東夷族所寫,但即便其說為真,也無法成立「『先秦諸子』是異國異族」的論調。所謂東夷,在中國古史上意指東海,人類學家凌純聲認為來自黃土高原的華夏大陸文化與東夷海洋文化接觸融合兩千多年,形成了包括殷商文化的中原文化,而殷商文化的基層必為海洋文化。後來的《楚辭》篇章多處提到駕龍通天、樂舞酒宴,以及楚地的巫卜政治等,也都與殷商文化一脈相承。

張光直指出,古代中國文明有別於世界其他文明的特徵,在於它的連續性而不是突破性。連續性的中國文明共同體,經過三代的融合發展, 說明先秦諸子不是近代西方意義上的「異國異族文化」;說楚人有強烈的「反華夏民族意識」、說道家學術對儒法兩家含有「種族之對立」云云,是對中國人張冠李戴。

「華夷雜處」,是中華民族本來的面目,是四方族群不斷向心捲入、而核心文明又不斷升高與擴大的結果。所以,錢穆說春秋時代諸夏與夷狄表現在文化(禮)上之異,其關鍵在於經濟生活,即耕稼與游牧方式的不同,而單純地理上中原與四裔之別的觀念「殊不可恃」。

莊萬壽要拒絕當「漢人」

莊萬壽在其《多元民族與先秦諸子》刊文中,還附上一張不知來源的「黃種人基因人類遷徙圖」。他說:「台灣人的血緣,絕大多數是古越族與南島民族的混血,鮮少有華北中原人的血緣。(林媽利,2011年)『中國』 與『中國人』在台灣已沒有市場,已沒有選票。」可見莊萬壽的「血統」、「種族」與「現代性」思維和論述,確實處在「遲緩」、「落後」與「停滯不前」的狀態。

莊萬壽貶漢崇歐,目的無非是服務於他的「台獨」,所以他說:「一個獨立的語言, 表示有獨立的文化,就可以形成一個國家, 像歐洲有60國。」「理論上一種獨立的語言的形成,就是一種獨立的文化。」「各地被迫使用漢語、漢字,自然就稱作漢人。尤其使用漢姓,被迫向中原漢民族認同,大都有南島語族血緣的台灣人,就糊裡糊塗地當漢人、當漢族。……被統治者被同化者,沒有語言文字的發語權,任人下標籤。台灣人有決心,應可以拒絕『漢人』、『漢族』之名。」

若按莊萬壽說先秦諸子是「異國異族」的邏輯,則「台灣民族」內部既然還「有原住民各語族、Holo語族(河洛語族)、客語族」,那又憑什麼以虛構的「台灣民族」統稱島內的「異國異族」?更何況,島內還有大陸各省語族和東南亞七國語族的「異國異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