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發展與制度創新

一、前 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開年的《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要「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的倡議，在兩岸和海外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台灣的統派團體立刻認真討論，列舉清單，作出建議；但是不論在台灣或是在海外，批判的聲浪還是比較多，於是統派認認真真地，具有前瞻意義的討論，在台灣一如既往地被忽視，不但未能引起關注，帶動風潮，甚至直接被污衊為不愛台灣，出賣台灣……。

其實從定義說，「一國兩制」就是中國統一方案的大白話，意指一個國家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實行兩種制度並行的方法，互不干涉，互不干擾，以維持國家統一的局面。因此，在台灣對「一國兩制」有誤解的可能性並不高，當然實踐「一國兩制」又是另一層次的問題，在此一層次，我們也常常面對反對者振振有詞地拿中國西藏和香港作反證。是以要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作建設性的溝通和探索，台灣統派必需在理論上分析「一國兩制」如何被污名，為何被污名，以及弄清西藏和香港議題，然後，創造「理想溝通情境」，才能對「一國兩制」提出具創意的建議，這個「建議」，不會也不應該是台灣「要什麼」，而是台灣應該「做什麼」的清單。

二、「一國兩制」的清污法

將「一國兩制」的污名化的人大致可分為三類：即反共、仇中和反華。

反共者特別是教條主義的反共人士，他們從本質上不相信共產黨，蔣介石曾說「和共產黨談判就是自殺」（真不知道他如果碰到川普是否有一樣的看法），他們並不認真對待「一國兩制」，只是因為不相信共產黨，所以不信共產黨提出的「一國兩制」，因此台灣不少人提出山寨式「一國兩ㄨ」，從性質上說台灣的菁英所山寨的「一國兩ㄨ」和「一國兩制」沒有本質的差別，如果山寨版「一國兩ㄨ」是中共所提他們便不相信，因此不是「一國兩制」的問題，而是「立場」的問題；另一類自作聰明地提「一國良制」其本質也是反共，自認為「西式民主」是歷史終結，他們如果不願與時俱進，那麼他人也沒有辦法，只能由他去吧！

仇中者是堅持分裂主義的中國人，坦白說，不是現階段對話的對象，不必浪費唇舌。

反華者主體是西方右翼政客，他們既反共又反中，不能容忍中國統一，更不能允許中國崛起，他們不僅自己反中，也收養不少包衣（奴才），他們都不是「一國兩制」解釋的對象，只是有些西方人囿於文化的局限，以為西方的文化才是「普世價值」，當他們願意開放自我，包容多元之後，則可以與之溝通。

所以簡而言之，反共者不信，而污衊為招降納叛的統戰伎倆；反中者、反華者本質上根本反對中國統一，「統一方案」的內容是什麼對他們沒有意義，這兩類人不是現階段溝通的對象，在他們身上，無需浪費時間；反華人士中也有只是囿於文化認知，而心態上仍是願意包容差異者的，他們認知的國家必須是「一國一制」他們認為「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

以上四類，一、四兩類是可以溝通的對象，「一國兩制」的「去污化」可以從他們開始，大幅度地開放交流，重新認識和理解中國與中國共產黨，都是很有效的方法，有機會鬆動其固化的思考，教條式的認知，促進他們重新思考世界的多元性，有助於他們的自我解放，一如中共的「改革開放」解放了共產黨，解放了中國一樣，最終也擴大了中國，提升了中國共產黨。

但是不少人在西方話語權的影響之下，於「一國兩制」的討論上，還有西藏問題和香港模式的障礙。前者不是「一國兩制」問題，原本是達賴喇嘛在2005年來「湊熱鬧」的，當年他受訪時說「願意以『一國兩制』方式解決持續已半個世紀的西藏問題。」他說：我要傳遞給中國的資訊是，我不是一個分裂主義者。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自治區。西藏的文化和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然而流亡的藏人則認為「中國曾經承諾『一國兩制』的西藏與香港，如今是什麼狀況？」可見西藏問題完全與「一國兩制」無關，西方媒體、名嘴和流亡藏人根本是在造謠。

香港現在的問題，在於部分香港人士不論是何居心，他們認為「一國兩制」的「港人治港」是一張沒有「一國」，只有「兩制」的空白支票，港人「要的」，北京不兌現就是不信守承諾，這一點北京自然也必須負有責任，但「一國兩制」畢竟是政治上新生事物，必須香港和內地共同合作才會有生命力，單靠北京天天澆水，月月施肥，而香港部分菁英在西方反華勢力支持下，日日唱反調，時時搞破壞，「一國兩制」不可能日日新，苟日新。所幸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問題，正是「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思考的起點。

三、台灣方案是什麼

習五點的第二點是：「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一般而言，大家比較集中思考的肯定是「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去列出清單，其實如果比照現今的「港、澳」現況，不論我們怎麼列，都在兩制並存的思考範疇下，應該說有限，反而由於時代的變化，必然會衍生出許多新的領域、新的事務，很難以現在的認識和經驗加以規範，而且又由於未來世界變化的速度會更快，因此，台灣如果循著既定的思路去「要」什麼，台灣方案的「一國兩制」恐怕一開始就註定了新的衝突，那就不可能做到習近平所說的「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因此，「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台灣能「做」什麼？而不是台灣想「要」什麼？只有從台灣能「做」什麼去豐富「一國兩制」，才能真正「豐富和平統一實踐」，才能真正讓台灣方案的「一國兩制」，不同於港、澳的「一國兩制」。

第一、台灣人如果能從「做」台灣主人的認同，擴大自己認同「做」中國的主人，則台灣就能在統一後得到更多的現狀的保留與擴大，反之，台灣最終失去自己存在的意義，台灣與香港人的根本不同之處，亦在於此，香港人是回歸之後，才開始學習做中國人，而台灣人則是近十餘年才被台獨政黨與台獨政客刻意誤導和扭曲，遂使得原本在認同上不成為問題的在台灣的中國人，成為反對自我的焦慮的台灣人，所以習近平在他的重要講話中，一開始就呼籲「廣大台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認真思考台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要「以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化育後人，弘揚偉大民族精神。」在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時，首要的課題是重新認同回原本的自己；甚至可以說台灣越是中國，則統一後，也就越是能保留台灣人想要保留的一切，這是台灣方案「一國兩制」是否成功的全部關鍵。

第二、台灣要做制度創新的試驗區，眾所週知，自上世紀二次大戰之後，世界區分為兩大陣營，彼此之間，因為意識型態不同而制度選擇亦不相同，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西方陣營大受鼓舞，自以為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勝利，然而，中國的崛起否定了西方的驕傲，與之同時，民主制度不僅在許多新興的國家不見功效，甚至在西方老牌的民主國家如英國、美國也出現的黑天鵝事件，顯示了傳統的「自由政體國家」、「非自由政體國家」這種以西方意識型態及其話語敘事為依據而對國家進行「零和」式分類的做法，顯然不符合時代發展的現實。事實上，世界銀行在評價一個國家政治時就不僅僅是民主指標，也同時採用「良好治理」指標來作比較；如果台灣菁英在兩岸的統一的問題上，虛心地內省台灣當前幾乎無解亂象，客觀反省大陸70年的發展歷程，從中思考適合中國未來的「新治理」之道，從而不僅化解台灣的分裂，亦能在治理之外加上權力合法性的基礎，則是對中國政治的一大貢獻，那麼，台灣人希望保留的不都在其中嗎？

第三、編寫以「民族」為立場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公允評價滿清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包括1949年前後）及北京政府對民族偉大復興的探索與貢獻，民族立場的歷史必須真正體現出中華文化「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智慧」，所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不是為漢民族一族服務的歷史，決不是為某個政黨服務的歷史，更不是為某個領導服務的歷史，兩岸的中國人如果編寫不出這樣的中國近、現代史，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民族融合，心靈契合，也談不上民族命運共同體，更不論人類命運共同體。

兩岸的現狀而言，經濟、社會作融合，十分迫切，非常必要，然而與之同時，真正的心靈契合，就是讓中華民族的每一個族群，每一個政黨，在每一個中華民族前行探索的時代，都看到自己認同的集體所作的貢獻，看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沒有忘記自己認同的集體所付出的努力，這才能激勵當代的不同的「集體」放心、甘心、安心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努力、作貢獻。這樣的歷史，才是真正的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全歷程和全紀錄。

第四、台灣必須認真研究「一國兩制」與「融合發展」、「心靈契合」及「廣港深大灣區一體化」之間的關係，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的發展，以及全球化的大趨勢之下，台、港原本的經濟獨特性越來越大地依賴中國大陸，台、港的發展依賴也從與西方經濟體下，被分工定位的方式，轉而成為在中國大陸經濟體系下的分工定位，屆時台、港與大陸之間，經、社融合發展的逐步加快、加大、加深、加固；則所謂的「一國兩制」變成沒有經濟基礎支撐的面子制度；或是台、港與大陸之間，經、社融合發展，反而帶來台、港社會之內更大的、更深的，更不可調合的分裂。最終北京不得不在行政上插手兩制，也同樣導致「一國兩制」的虛化。

以目前的政治知識來看，「一國兩制」還僅僅只是解決問題的方案、政策，從制度發展的角度看，未來有可能成為聯邦、邦聯、獨立聯合體，那麼「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究竟希望引導「一國兩制」成為新國家的新制度，或是兩岸之間長期磨合的過渡性方案；台灣如果沒有對「一國兩制」進行認真的研究，那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話語權，則所謂的「台灣方案」，就會淪為向北京索要「好處」的方案，則「一國兩制」就失去其政治學上的意義。

四、結 論

立足北京的角度，所謂「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確實希望多給台灣優惠的方案，但是台灣如果只是立足索要的立場，以便在保障自己已有的一切，再加添優惠，則最後必然導至索求不滿，從而指責北京，北京乃至全中國大陸也會認定自己的善意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其實這不是「一國兩制」所展現的包容，真正的包容是相互尊重，台港尊重一國，北京包容兩制，而不是片面地、單向地要求北京，此其一。

有人說：是北京想要統一台、港、澳，所以北京必須開出好的條件來吸引台、港、澳同胞，這種說法也影響了北京對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思考，於是把「和平統一」變成了「招降納叛」；把互不干預的「一國兩制」變成了單向的「施惠」，特別是物質的施惠，從而忽略了「國家統一」是民族進一步改變自己存在的關鍵作為。「統一國家」更是台、港、澳人民從觀念上「被殖民」的慣性現狀中，「解放自我、回歸自我、擴大自我、提升自我」展現民族價值的唯一捷徑，所以「國家和平統一」是雙向的努力，不是政績工程，也不是單向的恩賜。「國家和平統一」必須是彼此互惠，相互提升，共同獲利，在此一意義上，「一國兩制」是一種相互學習，相互促進，相互成長的規範，是從學中得，從給中得，相互促進，共同努力的民族復興的制度化途徑，此其二。

所以如果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只能是「一國兩制」新手上路的初級模式，北京和台、港、澳都應該從其中認真總結大家的經驗，如何將消極的、單向的解決問題型的「一國兩制」，轉向積極的、競爭的長治久安型的新制度，這才是「一國兩制」的高級模式，「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總之，時至今日，「和平統一」不只是等待談判，而是融合發展；「一國兩制」不是施惠招降，而是制度創新。【楊開煌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