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東方的文藝復興

亞洲預示著一種新穎的方式

自從去年美國《外交事務季刊》發表杭廷頓教授《文明的衝突》乙文後，全球範圍內都引起了相當的討論。杭廷頓的文章之所以會引起討論，和後冷戰世界權力多極化的出現有關。

蘇聯瓦解後，雖然美國已成為唯一的超強，但是，其「世界警察」的地位仍四處碰壁，尤其是相對於以中國為首的亞洲經濟蒸蒸日上，而美國長期來又走不出經濟衰頹的困局，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道德價值觀念，已漸漸失去應有的說服力的物質基礎。西方的道德標準和文明理想不再被信仰為人類唯一的價值了。

相對於不再是唯一價值理想的西方文明，經濟崛起的亞洲，愈來愈充滿了自信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來。在討論中，「亞洲意識」、「亞洲價值」、「亞洲模式」、「亞洲之道」紛紛出籠。

今年1月27日，法國《解放日報》刊出法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札基．拉伊迪的文章，題目就是《亞洲意識》。

他認為，今天，亞洲出現兩大動力的發展，那就是地區經濟動力和實力策源地極其迅速的多極化。亞洲地區經濟動力與其他地區主義不同，形式更加多樣，而且沒有定型。實力策源地極其迅速的多極化不允許人們從日本一個國、甚至從中日聯合的角度來看待亞洲，也不允許人們認為繁榮的動力消除了政權的實力，而是更加強了和傳統的結合。

如果亞洲對歐洲有所啟迪的話，那不在於它的經濟成就，而是在於它從互補角度來考慮這些動力的集體能力。通過這種能力，亞洲可能預示著一種新穎的世界改組方式。

亞洲沒有擺脫世界各地出現的地區化進程。亞洲地區化進程最基本的特徵是在政治上沒有目標。亞洲表明了一種前進中的運動，它不需要為自己確定一個建設的目標或目的。雖然馬來西亞提出了更為政治化的亞洲觀，要建立一個與西方抗衡的亞洲，但這個建議目前似乎難以被人接受。

更加自主的考慮捍衛主權問題

亞洲地區化的第二個特徵在於它是由亞洲大國領導的，在試圖納入本地區之前，這些大國首先從世界範圍思考問題並採取行動。例如，日本試圖以其世界強國地位樹立起真正地區強國的威望。認識到這一點，就可以使我們以更為積極的方式考慮地區化問題，不是把地區化視為倒退現象。而是視為加強意識和實力緊密聯繫的新方法，因此，我們認為亞太經合組織傳播的似乎就是上升的地區主義形式。

這種「太平洋地區主義」的第三個特點是跨地區，但是並沒有宣佈成立「太平洋共同體」。目前，亞洲國家不是從一個完整、有計劃、一致進程的角度考慮地區主義。而是將地區主義視為各種互補協議，而且大部分是非正式協議的總和，沒有單一貨幣，沒有自由貿易，更沒有一體化的宏觀經濟。亞洲地區化經濟活力不依賴於事先共同制定的法規。歐洲地區主義具有典型形式，歐洲聯盟就是典範，而亞洲的地區主義是分散的，具有多種形式。

多極化是亞洲出現的第二大進程，具有多種意義。最重要的意義是證實了經濟繁榮的動力沒有消除政治動力，在這方面，亞洲與歐洲也有區別，它沒有把地區化視為放棄主權的形式。亞洲第一代新興工業國家考慮發展時把捍衛主權的重任交給了美國人，而新一代新興工業國家則更加自主地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札基．拉伊迪說：「研究亞洲對歐洲來說不僅在經濟上具有必要性，而且也是變換角度思考歐洲特性的必要方式。」

亞洲國家的「地區化」並不是放棄主權的形式，李潔明以歐洲的「地區化」來說明其「主權過時論」，並以「主權過時論」來批評海峽兩岸對「一個中國」主權的堅持，這正是因為不瞭解方興未艾的「亞洲意識」。

西方的傲慢與偏見

今年3月2日，在香港出版的《亞洲週刊》，則以《亞洲之道》為題報導了各方的意見和討論。

文章中報導：1992年初，新加坡公務員紀梭．馬布巴尼在波士頓參加一個高層委員會會議。與會的那批美國知識分子在卡內基現代和平基金會贊助下聚集到一起，研究世界上剩下的唯一超級大國應當怎樣適應全球的新現實。馬布巴尼發表了他所認為是觀點清晰、明確無誤的評論。他說，國與國之間和各國人民之間已經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發生在非洲和亞洲的事件影響美國人的生活，因此美國必須學會適應。令他吃驚的是，一位學術權威表示異議。這位美國人堅持認為，美國制訂規則仍然不受境外事件的影響。

現在45歲的馬布巴尼用這件事來說明一個基本論題。他在即將在《華盛頓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美國像它以前的每個強大社會一樣，成了驕傲自大的受害者。它確信自己是無法受到傷害的。」他在去年為影響廣泛的美國《外交》季刊撰寫的一篇評論中提出了一個類似的主題：「西方價值觀念並不是一張天衣無縫的網。其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壞的。必須擺脫西方的角度才能看清楚西方是怎樣使自己相對衰落的。」

這是一場正在變為全球性的辯論的一部分觀點。長期以來，這場辯論看來都是一邊倒的。西方的民主、人權和個人主義概念佔據了主導地位，選擇不同於西方道路的代言人陷於守勢，經常被扣上專制辯護士的帽子。

亞洲文化復興方興未艾

亞洲的經濟奇蹟使其設計師們信譽大增。在整個80年代，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捍衛了亞洲的價值觀念。強有力地回擊了外國對這一地區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干預。現在，一批新型思想家正為這些立場提供一個概念性構架，把它叫做「亞洲之道」。「亞洲之道」的基本原則包括強烈的家族觀念、尊重權威、決策者意見一致、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在這些思想的提倡者看來，有許多思想在美國和歐洲似乎是無法接受的，或者已被忘記。馬來西亞副總理安瓦爾．易卜拉欣說：「亞洲文化復興方興未艾。」

這種思潮也引起一些西方人的注意。麻省理工學院榮譽退休教授白魯恂（Lucian W. Pye）是一位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亞洲事務的政治學家。他說，從30年代起，亞洲人便描述一種現代和傳統相結合的未來。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現象尤為突出。

由於李光耀的影響力，許多最直言不諱的新聲音來自新加坡。新加坡人紛紛發表講話和文章，鼓吹新加坡的替代性模式。現年56歲的前大使許通美是最活躍的人物之一。他在為《國際先驅論壇報》撰的一篇文章中列舉了在東亞行之有效的十項政策，其中包括人民和國家之間的一項社會契約，即國家保障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以及法律和秩序，作為交換條件，人民尊重權威和自力更生，而不實行福利主義，建設道德倫理上的清潔環境和自由而負責的報界，摒棄「在西方盛行的極端個人主義」。許通美說：「亞洲人世世代代一直學習西方，我們還將繼續這樣做。但我希望，西方也應當心甘情願地向東方學習，現在已經是時候了。」

與此同時，在馬來西亞，馬哈迪的密友、思想庫負責人努爾丁．索皮伊建立一個由來自12個亞洲國家的18名知識界人士組成的、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姐，名稱為「爭取建立新亞洲委員會」。他們的使命是預知2020年的狀況。對現在49歲的努爾丁來說，「西方最好」的傳統意識經歷了一場「心理上的劇變」。他說：「亞洲人紛紛開始重新發現亞洲，信任亞洲，以自己是亞洲人自豪。」

東方的民主與穩定

這些新崛起的思想家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受過西方教育的。這些人士說，有些傳統必須廢除，「但是許多優良傳統即使在社會劇變時，也必須完好保存。」馬來西亞戰略研究所所長拉扎克認為，尊重權威是他的國家必須保持的一個亞洲特點。他承認：「我有時說不准這是尊重權威還是害怕權威。但不管怎樣，它同整個穩定問題聯繫在一起。」拉扎克像許多其他人一樣。認為政局的穩定。「不論怎樣獲得的」都是東亞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許多亞洲思想家認為，民主必須符合每個社會的需要和願望。他們告誡人們要警惕那種「允許個人和少數人擁有隨心所欲的權利而不受約束的民主」，提防建立在「不受約束的、公開和不斷的爭鬥原則」基礎上的民主，及「在競選連任的過程中犧牲公眾利益的」民主。

亞洲需要的是「建立在亞洲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的深厚基礎上的」民主。這種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亞洲人對取得一致意見的重視」。

《亞洲週刊》最後引述了努爾丁說：「亞洲新一代的思想家們強調的是，必須有選擇地採用西方的價值觀念。」

歐洲應開始學習亞洲的倫理

亞洲有了自我肯定的主體意識之後，這也就意味著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崇洋媚外」了，面對白人時的自卑感降低了，白種人的傲慢在亞洲也就必然受到挫折。

今年4月11日出版的德國《明鏡》週刊，刊出以《薄皮膚》為題的文章，從新加坡笞刑美國青年談到了亞洲人面對白種人的文化覺醒。

文章中說，歐洲的經濟衰退把數以千計受過良好教育的失業青年男女驅趕到遠東。經濟迅速增長的亞洲成了誰都可能交上好運的地方。

首先是英國的建築師、銀行職員、電腦專家、設計師、律師等到那裡去為出錢最多的僱主提供服務。有些人找到了專業對口的工作，可是工資少於當地的同事。有些願意於任何工作。如在西貢當烘餡餅的師傅，在東京當看門人，在香港當服務員。

剛僱用了兩名牛津大學畢業生的一位香港華人說：「他們年輕、貧窮、廉價。」

這股新的移民潮摧毀了白人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甚至一直保留到後殖民時期。在亞洲經濟繁榮的地區，西方人不再被看成是成就和實力的代表，而成了失敗和腐朽的生動例子。

隨著財富的增長，亞洲的新富人階層把白皮膚外籍工人，視為由於無節制的個人主義而面臨道德敗壞、毫無紀律和破產威脅的社會的代表。香港人把他們叫作「垃圾」。

白人失去了往日不可侵犯的氣概。在泰國他們被不分青紅皂白地稱為毒販子、色鬼，被認為要對國內一切骯髒交易負責。泰國當局一再逮捕做毒品生意的外國人，使白人日益名譽掃地。

從未受過殖民統治的日本人，在上世紀末曾請數以千計的歐美人去當實現現代化的老師，而現在則公開嘲笑白種人。東京一些夜總會，總是讓穿著滑稽的白人當守門人。

在馬來西亞，政府通過嘲笑以前的殖民者來提高自己的聲望。

崛起的亞洲正沉浸於一種對西方的新的傲慢之中。尤其是作為許多亞洲國家的經濟界菁英的華人，認為專制的儒教社會優於西方的自由社會。

新加坡前駐聯合國大使許通美說：「歐洲應當停止對亞洲成就的妒忌，開始學習亞洲的倫理。」

不久前，一位法國部長在曼谷也感受到了這種新產生的傲慢情緒。當他客氣地稱讚泰國經濟的高增長率時，泰國人說：他們可以派經濟專家去輔導法國人。

超越國界的大社會

《明鏡》週刊還報導了，今年3月初，一個美國18歲的學生邁克爾．彼得．費伊因為在新加坡把紅色染料噴在別人的汽車上而被判四個月監禁，罰款2,230元並挨了6鞭（笞刑），激起了美國人的憤慨。對於這些抗議聲，新加坡一位副總理反問道：「難道外國人的皮膚比我們的同胞薄？」

亞洲人膽敢有「對西方的新的傲慢」，應該是西方人的誇張之辭。4月8日，美國新聞署在華盛頓發出了一條電文報導稱：哈佛大學約翰．甘迺迪管理學院歷史教授歐內斯特．梅博士在伍德羅．威爾遜中心4月6日舉辦的題為《21世紀美國與東亞的關係》的特別節目中說，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美國與亞洲關係的特點是「互相利用」和衝突。但是從七十年代開始，美國與亞洲國家的關係變得比較具有合作精神。這種合作建立在共同利益和雙方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互瞭解的基礎之上。

梅博士說，世界經濟重心已轉到亞洲，雖然經濟競爭可能產生對抗，但是經濟上的互相依存和雙方的文化滲透遠遠超過這種對抗。民族國家正為「超越國界的大社會」所取代。後者之所以可能出現是因為電視的普及和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使用諸如電話和電傳等電訊工具。梅博士預言：「確定集團之間的關係的與其說是民族不如說是文化和種族特點。」他指出，跨國企業也成為了強大的獨立力量。他說，結成集團的這種流動性將使這些集團變得更難於控制。梅博士說，在對外政策上，使用軍事力量的情況正日益減少。他說：「發動戰爭更具有破壞性，但是用處不大。」梅博士說，更令人煩惱的是由於經濟增長和政治上施加壓力之間的矛盾。他說：「在消費者社會裡，尤其是在有電視的社會裡，要保持壓制是很難的。」

亞洲模式帶來繁榮和穩定

但是，西方對亞洲至今仍然不能放棄其文化帝國主義的心態。4月4日，英國《衛報》刊出約翰．格雷的文章，題為《拒不接受東方有希望的前景》。

約翰．格雷說，東亞各國和各個地區的經濟長期以來一直在非常迅速地發展，這至少已使一些國家──如日本和新加坡──的社會在為公民提供衛生保健和教育方面領先於許多西方國家。此外，在經濟取得成功的同時，往往還伴著高度的社會和諧與穩定。在許多東亞國家，人們的就業率高，犯罪率低。對此，西方各國只能羨慕。這說明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和日本正在遵循一種亞洲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模式是有道理的。

這種亞洲模式或同類模式與任何西方模式，包括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那些發展模式都不同。亞洲模式利用當地的文化傳統，如儒教，並直言不諱地批駁西方的個人主義、人權和民主理想。亞洲模式給東亞各國和各地區的人民帶來繁榮和穩定的歷史記錄如此突出，以至人們希望這種成就會得到西方的同情和支持。

但情況遠不是這樣，其主要原因是西方的思想和政策仍以這樣一種看法為前景：東亞各國的前途在於西方價值觀念和制度趨同，也就是說，西方的理想和實踐具有普遍性權威。

對中國，美國建議它應倣傚前蘇聯災難性模式，在實行經濟改革之前先實行公開性原則，這種建議有充分的根據嗎？主張今天在中國實行與前蘇聯相似的政策的看法將是最不負責任的看法。

約翰．格雷說：「西方對亞洲模式的態度體現了一種難以同種族主義區別開來的文化帝國主義，這是許多西方自由派人士譴責亞洲模式的主要原因。」

似乎就是基於這種文化帝國主義的邏輯，5月28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週刊，發表了《亞洲價值？》一文，質疑這些所謂的「亞洲意識」、「亞洲之道」、「亞洲模式」。但遺憾得很，這篇反「亞洲價值」的文章，仍然只能是膚淺的西方民主的八股而已。

文章說，興盛中的文明國家解釋他們經濟成功的原因時，常常不是透過某些相關優勢的變動或技術模式的改變，而是喜歡歸因於他們文化裡的某組特殊的德行。因此，英國人相信是勤勞的美德，使他們曾贏得「日不落帝國」的美名；美國人則在拾荒的歷史裡，看到它源自不畏艱難的個人主義的力量。至於過去這二十年來，接連傳出經濟勝利的東亞國家──而且，根據大多數的看法，這種優勢至少還能維持十年──有些亞洲人開始聲稱，他們的成功是因為「亞洲價值」的優越性，勝過了走向衰微的西方國家。

威權統治者的堂皇理由

這裡面有個重要的東西──對於可能的狀況也引發了相當多的困惑。「困惑」的原因之一是，「亞洲」是個比西方人想像還大、還更歧異的地方，不僅擁有世界人口的60%、還有四或五種主要文化，幾種明顯不同的社會組織模式，複雜驚異的民族人種，和三或四個大宗教。談到儒家價值，或回教價值，甚至日本或印度價值都能夠成立，但「亞洲」價值難免陳義過高。

結果，有些談論「亞洲價值」的發言人，當被要求描述何謂「亞洲價值」時，內容卻平淡無奇，毫無新意。

新加坡駐美大使郭湯米是個很有思想的人，但最近他在一篇文章裡說「亞洲價值」包含家庭、教育、高儲蓄率、勤勞、自有屋和乾淨的生活，就看不到多少思想。這類說法會讓部分西方人士起疑，認為「亞洲價值」的真正重點是給亞洲的威權統治者一個滿足個人野心的堂皇理由，好讓他們不必移轉政權，甚至也避開西方式的政黨輪流執政的可能性。

這種說法無疑的扮演著某種角色（正如個人野心也是大多數西方政客的哲學），但沒有再更多的東西嗎？目前「亞洲價值」的信號燈最照射到的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和許多亞洲鄰國一樣，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來，用任何標準看，都可名列世界上最能增進人民幸福的國家。除非他們的政府對這種成功幾乎毫無貢獻，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否則，至少他們的領袖也值得開一次公聽會，談談這種表面是民主政治，實際上卻是一黨專政、嚴格（其實更可說是威權）控制言論表達和政治行為的自由，和規模小、反福利政策而重商的政府，是如何的完成過去的經濟成就。

亞洲的領袖們想要這樣維持下去，他們採用的方法包括：讓特殊利益取向的政治沒有空間（有時候這是使反對政治團體無法發展的藉口。有時候──正如新加坡部長和公職人員極高薪那樣，具有他們宣稱的大公無私精神。）；迅速但有時卻是粗魯地懲治犯罪，對於犯罪原因卻毫不探究；還有個方法是，保持低稅和低福利政策，留給企業界的個人和家庭大量的資源和責任。亞洲人民能夠感謝他們的領導人推行這種政策，還能維持多久或多長，目前還看不出來。

《經濟學人》的文章最後還呼籲西方國家應以政治力量干預「亞洲價值」的討論，而強撗霸道的說：「但西方的政治家如果還覺得對『亞洲價值』的爭議是事不關己的話，他們所犯下的錯誤，和那些為亞洲的領導人政策辯護的人一樣，將是等量齊觀的。」

從自己的文化中挖掘出價值觀

無論文化帝國主義如何的抹殺「亞洲價值」，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尤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是為最雄辯的事實。

4月20日，香港《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了波士頓大學教授彼得．白傑的文章，題目是《亞洲的成功能移植嗎？》特別指出，亞洲的成功因素是文化，各民族必須從自己的文化中去發展出成功的因素，而不是可以輕易移植的，亞洲成功的經驗就不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

白傑說，或許戰後最令人震驚的經濟成功事跡要算是東亞的發展，最初是日本，現在這種繁榮已擴展到東南亞國家。人們在試圖解釋出現這一經濟事跡的原因時，往往會強調東亞文化的作用──尤其是提倡修養、努力工作、節儉、尊重權威和熱愛教育的儒家傳統或倫理道德。

如果東亞經濟的成功可以用文化來解釋──即使是部分解釋的話，那麼其實際含義無疑是巨大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他國家是否能倣傚這種亞洲模式的問題。如果文化充其量不過只是一個次要因素的話，那麼一個非洲國家採納，比如說台灣的許多經濟和社會政策，或許就是可行的了。但是，如果發展的成功主要依靠文化特徵，那麼將它們整個移植到一個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去的企圖就可能會失敗。

從古代典籍中是無法找到解開東亞經濟發展之謎的線索的──幾乎沒有多少台灣企業家是埋頭於儒家經典著作或經濟指標的數據的。相反，著手解答這些問題的最好辨法是進行人類學家所進行的那種周密的人種學研究。人類學家是通過對他們想要瞭解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們進行不斷的採訪和觀察來進行這種研究的。

以香港大學的艾登．雷丁為首的一個研究小組進行的便是這種研究，他們的研究集中在海外華人身上。總數大約五千萬的居住在中國以外的中國人，在推動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特別大的作用。

戈登．雷丁的研究已通過大量的細節顯示了獨特的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家庭的習慣和倫理對於海外華人的商業行為有多麼大的影響。由於絕大多數海外華人的公司是家庭所有的，因此家庭文化有助於加強其僱員的獻身精神、自我克制、清醒的務實主義、內聚力和靈活性。它還影響到華人公司的規模；這些公司大多數是小型的，而且組織得比較簡單。

從根本上來說，其原因在於對信任所下的文化定義。對於「我能相信誰？」這一問題，中國人的回答是：近親。

白傑最後說：「研究結果表明，對那些謀求照採亞洲成功經驗的國家的回答或許是：不要試圖將亞洲的文化移植到異國的土壤上去，而要從它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挖掘出提高修養、鼓勵勤奮工作和創業精神的價值觀。」

東方的文藝復興

文化問題在中國，從張之洞的「中體西用」以來，有過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有過30年代「全盤西化和現代化」的討論，有過60年代台灣的「中西文化論戰」，有過80年代大陸的「文化熱」和《河殤》。缺乏了實踐的物質基礎，每次的討論不是流入空疏的概念之爭，就是流入激情的意氣之爭。

這次的文化討論，不是中國學者首先提出的，而是杭廷頓有感於後冷戰，西方文化的霸權在世界多極化的趨勢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經過目前的討論，結論正在等待著大陸經改的成功來作答。但是，澳洲學者李瑞智（Reg. Little）和黎華倫（Warren Reed）似乎已迫不及待的要為我們宣告答案，那就是他們合作的新著《儒學的復興》（The Confucian Renaissance）！

這才將是真正東方的文藝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