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的復興是21世紀的管理主流

長久以來，中國神話與聖哲獨特地感召著北亞各國，雖在19至20世紀，它的有效性面對西方的巨大挑戰，但是，現在正在復興。儒學的復興將帶領世界進入21世紀。

澳洲前總理懷特蘭（E.G.Whitlan）說：「從政以來，我跟其他澳洲總理一樣，持有一個共同觀點，那就是認定中國與日本在世界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將有重大貢獻，值得人們的關注。」

他特別推薦李瑞智（Reg. Little）和黎華倫（Warren Reed）合著的《儒學的復興》（The Confucian Renaissance），書中指出：「許多世紀以來，中國神話與聖哲獨特地感召著北亞各國，雖然在19世紀至20世紀之間，它的有效性面對西方的巨大挑戰，但是，現在它正在復興。儒學的復興已經明確地指出它將在世界文明的核心中佔有一席之地，並且將帶領世界進入21世紀。」

早在1982年，《東亞銳鋒》（The East-asia Edge）的作者搜集了北亞國家的發展資料,提醒西方人士嚴肅地正視「東亞的銳鋒正有組織地指向西方」的事實，可惜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

這裡所說的東亞、北亞，實際上就是日本、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

「鳳凰再生式」奇蹟

日本的經濟發展，被稱為「鳳凰再生式」的奇蹟，李瑞智和黎華倫卻如此地分析：

中國人制伏蒙古（元朝）和滿清（清朝）的霸佔，所依靠的是官僚制度和手段。日本人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就是依樣畫葫蘆，採用同樣的模式，藉以克制美國的征服者。

美國人只知道原子彈的威力，降服了日本。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日本人能夠在廢墟中爬起來，採用一種完全與西方不同的型態，卻有辦法打敗西方。

《儒學的復興》認為，美國評論家堅持用西方的正統經濟概念去理解日本的經濟成就，結果造成相當的誤解。

今日所謂的國際經濟體系，有關的條例和大家所說的遊戲規則，都是戰後由「說英語的人士」所制定的。自由貿易、市場經濟、國民所得等等構想，好比一根刻有標準尺度的長竹竿，規定全世界的地球村民依照自己所獲得的尺度，規規矩矩地找到長竹竿上的適當位置，然後緊握著它，絲毫不能違規，大家有秩序地向前競走。

緊握著長竹竿競走，固然很有秩序，絕對不致混亂。握在前端的人，必然有勝算的把握。而握在後端的人，勢必永遠落後，受制於既定的條例和規則，卻永無超前的可能。

戰後的日本，如果完全接受西方所建立的經濟體系；戰敗的日本人，若是極力倣傚西方人的思想行為，那裡有可能造就今日的奇蹟？

於是，日本的品管圈，終身僱用制、發紅獎勵、意見建議制度、官員和企業家的密切合作、通產省的推動、貿易公司的動員，都成為大家矚目的焦點。

日本好像是亞洲國家現代化的例外成功者。

然而，台灣、韓國、香港、新加坡也急起直追，使得美國企業界頭疼萬分，用「四人幫」（Gang of Four）來加以諷刺，但由於經濟愈來愈發展，不得不正名為「四小龍」，或者將日本也計算在內，稱為東亞五虎。

東亞五虎令美國頭疼

這些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都屬於「儒學文化圈」或「漢字文化圈」。

當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日本式管理的時候，李瑞智和黎華倫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日本文化是由中國文化衍生而來」的事實。

東亞或北亞的經濟動力，主要來自日本。但是日本的文化、社會、經濟卻無可懷疑地建基在中國文化的基石上，這才是造成西方在經濟方面無法與這些國家競爭的主要原因。

可惜的是：事實固然是事實，仍然很難引起日本人、北亞人，甚至中國人的肯定。

「日本第一」令日本人受寵若驚，不敢面對「日本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讚賞。在他們腦海裡，一直存在著「只有美國和西歐等國才是比日本更先進」的觀念。

1968年，日本開始由「債務國」易位為「債權國」。有趣的是，美國剛好相反，由債權國變成經常收支赤字超過資產的債務國。

日本的經濟實力，使新加坡強調「一切學日本」，也使馬來西亞高喊「向東學習」。然而，迄今還沒有聽到「恢復儒學精神以發展經濟」的聲音。新加坡雖然提倡儒學，也鼓勵人民學習華語，卻招致很多人的質疑。因為新加坡的華人雖多，也不便明目張瞻地如此直說，以免導致無謂的種族糾紛。

中國人呢？可能是看多了《厚黑學》、《阿Q正傳》或《醜陋的中國人》，滿腦子都是「中國人不行」的自卑觀念，那裡敢坦然承認「儒學造成北亞經濟蓬勃發展」呢？我們所聽到的，好像是「日本人把我們的東西改良得很好」這一類的話，比較樂於接受日本人所提出「同樣儒學，各國吸收和應用並不相同」的論調，不敢相信「中國人如果認真實行儒學，其效果必然比其他國家更好」。

身為澳洲人的李瑞智和黎華倫，通曉中文、日文、印尼文、法文，並且深研中國和日本政治文化，將儒學的崇高人文主義精髓，與西方功利主義、個人主義高張而日趨沒落、弊病叢生的西方文明相對比，獲得「儒學的復興，可能成為21世紀世界文化中心」的結論。

疾呼「反精神污染」

李、黎兩人指出：過去二百年來，歐洲人，尤其是英國和美國人，成功地鼓吹歐洲式的道德標準。他們以基督教、法律和通商手段來破壞世界上大部份地區原有的文明和社會，並且把當地的道德標準也改變了。中國和日本以不同的方式抵制西方文化的侵入，有識之士大聲疾呼「反精神污染」，歷來很少受人稱讚，卻成為兩國現代經濟發展和成就最重要的基石。

歐洲人自恃歐洲道德標準的優越性，有效地在全球各地建立新標準，並且自認為是其他種族精神和道德上的導師。他們依據自己訂立的標準，獨斷地拿對自己有利的標準去決定其他民族的命運。非歐洲背景的人士，往往處於不利，甚至吃虧的地位。

當時中國由於積弱太久，導致鴉片戰爭中歐洲表面上的勝利，忽視了中華文明的潛在力量，使得中外人士，產生對儒學力量的錯誤判斷。

鴉片戰爭對中國最大的好處，也許就是派遣大量留學生遠赴英、美、德學習西方文明，一方面掌握了歐洲語文、概念和秩序，一方面保留自己獨立的道德體系。這種「知己知彼」的素養，顯現在台灣地區的包容中西。

日本和四小龍的經濟發展，如果是大量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的結果，英、美的日趨沒落，正是未能及時派遣大量留學生來東方學習的不良後果。

李、黎兩氏認為，歐洲早期利用傳播福音工作而取得政治和商業上的優勢，現在情勢正扭轉過來。由於日本人和中國人瞭解歐洲的道德體系，要比歐洲人和美國人瞭解儒家思想更為深入，形成中、日和西方國家談判時的優勢。當年耶穌教會和日本武士以及中國官吏的鬥智，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一點北亞人民遠比西方人士更為清楚。

北亞國家可望冒出頭

1494年教皇把世界均分為兩個半球，讓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平分天下，整個19世紀，歐洲殖民主義者不斷向外伸張勢力。然而，曾幾何時，英國衰落了，殖民地紛紛獨立。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語國家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似乎也逐漸引起非英語國家的不滿，李、黎兩人預言：北亞國家很可能在21世紀來臨時創立一整套的、新的環球性標準。

為什麼呢？「北亞人民雖然在英語世界的組織架構中井井有條地工作，這並不意味著全盤接受每一個細節的既定紀律。相反地，北亞人民本著自己的價值觀和智慧，看到英語世界人民那麼強盛，一切處於領先地位時，難免甘拜下風，服從其權威和領導。現在這些國家的勢力明顯地走下坡，制度腐化，北亞國家很自然地憑著本身的價值觀和智慧，小心翼翼地肩負起領導世界的地位。

「當然，今日及將來的北亞強國，都不能與1945年英語國家的強國勢力相當，所以在未來的一段日子裡，北亞國家可能密切觀察舊有制度的瓦解。直到有一天，情勢所迫才負起領導地位，避免與西方國家產生公開的競爭和衝突。」

四小龍之中，有三個華人佔絕對多數。同時，貧窮和苦難使得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有華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海外的中華兒女，都是他們所居住的非華人國家的效忠公民。不過，作為一個華人，在很大程度上，畢竟是中華文化的產物。因此，中國擁有一個囊括四海為一家的現成資訊網路，無須克服語言和文化障礙，就能夠取得商業上的優勢。當然，世界上也有其他散居各地的民族群體，其中英裔和猶太人也許是最特出的。但是他們是不是和華裔群體同樣屬於無形的商業資產，實在令人存疑。

「因為，海外華裔，無論是來自四小龍或其他國家，都將在中國大陸實行門戶開放政策時，把各種促進因素和凝聚力注入其經濟的發展事業上，並且發揮重要的作用。他們將提供現成的通訊聯絡網，使中國能在短期內與日本各商行所設立的各個著名的國際商業網路爭一長短。」

李、黎兩氏充滿信心地指出，海外華裔組織，也代表一股文化力量，具有足夠的影響力，有助於世界的轉變，使中國和其他北亞群體在非儒家思想的國內商業和文化事務中，引起融化的功能。

現代西方世界，最有權勢的「傳教士」，可以說是經濟學家。我們台灣地區，常常證明現代經濟學家所說的，幾乎都不正確。查墨士．詹森（Chalmers Johnson）說過，在最近將來，受到最苛刻批判的人，就是那些無法解釋北亞經濟成長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

但台灣由於長期以來的西化及美國化，使得新生代的精神本質逐漸削弱。這樣下去，台灣地區擺脫不了「富不過三代」的陰影。日本的「新人類」正是最好的借鏡，如果不能及時從根救起，這一代的「知己知彼」優勢，終將為下一代的「放縱、不負責任」所淹沒。

「頂客族」的出現，就是很引人注意的警訊，此時此地，從頭研究儒學與現代管理，非但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種種跡象顯示，儒學的復興，即將成為21世紀的管理主流，如果不能掌握良機，好好探討儒學對現代管理究竟有什麼關係？產生那些影響？為什麼能帶動經濟發展？豈非愧為炎黃子孫？

（原載台北《經濟日報》3月31日至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