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過時的「西方中心論」

20世紀即將過去，21世紀即將到來，在這世紀之交，回顧過去，展望將來，要寫點什麼，真是千頭萬緒，百感交集。在即將過去的20世紀中，曾經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使數千萬人喪失了生命，使人類多少世紀創造的文化遭受到難以估計的損失。但是，在這個世紀中，科學技術的長足發展，人們創造出征服太空的奇蹟，特別是近年來人們逐漸意識到必須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和平競賽」代替「軍備競賽」，21世紀將或是一個人類充滿希望的世紀。人們都希望人類社會走上「和平與發展」的道路。然而在這樣一個時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在1993年《外交事務》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文明的衝突？》（譯文全文載《21世紀》第19期中，本文引文均據該刊譯文），這篇文章已經引起了海內外廣泛的討論。該文主旨是在論證今後一個階段，世界的形勢將繼續以「衝突」為主旋律，而且其根源是由於文化的不同引起的。在這篇文章開頭有如下兩段：

「世界政治正進入新階段，學者紛紛預測它的形態──歷史的終結，民族國家恢復傳統的競爭，民族國家在部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張力下衰落等等。這些看法各自反映了現實的一面，但全都不能抓到未來國際政治最重要、最核心的問題。

「我認為新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意識型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在世界事務中，民族國家仍會舉足輕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衝擊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衝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鬥線。」

接著杭廷頓對他這個基本觀點作了層層論證，在他的論證中，雖有一些值得我們重視的看法，但也包含著我認為是錯誤的或與事實不符的論斷，對這些暫不討論。我只想對杭廷頓的基本觀點提出幾點不同意見。

（一）人類文化發展的總趨勢是以互相對抗還是以互相吸收而融合為主導？

照杭廷頓看，新世界衝突的根源，將主要不側重在意識型態和經濟，而文化將是分隔人類和引起衝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衝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群體之間，主要是發生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之間。他並且從歷史上作了論證。他認為，文明的差異在歷史上產生，不會立即消失，且比政治意識型態及政權的差異更為根本。長期以來，由此引起的衝突往往是最持久、最暴虐的。

當然，在人類以往的歷史上並不缺乏由於文化（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衝突。但是，我們從歷史發展的總體上看，在不同國家、民族和地域之間的文化發展則是以相互吸收與融合為主導。因此，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衝突並不是主要由於文化的原因引起的。我對於西方歷史和文化瞭解很有限，沒有多少發言權，這裡只想引用羅素的一段話來說明今日西方文化是吸收與融合多種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922年，在羅素訪問中國之後，寫過一篇題為《中西文化比較》的文章，其中有如下一段：

「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倣傚拜占庭帝國。」

羅素的這段話是否十分準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它說明：（一）不同文化的交流是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原因；（二）今日歐洲文化已吸收了許多其他文化因素，而且包含了阿拉伯文化。如果我們看中國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儒家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間由於文化原因引起的衝突總是暫時的，而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則是主導的。

中國在春秋戰國以前本來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原文化、齊魯文化、秦隴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是後來才合成一個大體統一的華夏文化。而儒家文化在先秦不過是諸種文化之一，到漢武帝時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才定於一尊，不過這時的儒家思想實際上已經吸收和融合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因素。當然這對說明不同文化之間的吸收與融合雖有一定意義，但它還不能算是很有說服力的，最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中國文化對印度佛教文化的吸收與融合。

中國文化吸收和融合印度佛教文化大體上有三個階段，歷時近千年：（一）佛教大約在公元1世紀西漢末時傳入中國，先是依附於中國原有的「道術」，到魏晉又依附於玄學而流傳，這時雖有兩種文化之間的互相批評，但從總體上說是「和平共處」的。（二）到東晉以後，由於佛教經典翻譯日多，人們對佛教的原意有了進一步的瞭解，而看出在中印兩種文化中確有不同，因而在思想上發生了衝突，這主要表現在中國文化提倡「忠孝」，而佛教要「出家」、不拜君王和「無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上，這也只是思想上之衝突。這一時期雖有兩次「滅佛」事件，但主要是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原因而不是由於文化的原因引起的。（三）到隋唐，形成了若干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台、華嚴、禪宗等，這些宗派雖然仍是佛教，但卻吸收了若干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到宋朝，理學一方面批評佛教，而更主要的是大量吸收了佛教思想，從而使中國的儒學得到了重大發展。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化曾受惠於印度佛教；而印度佛教在中國得到了發揚光大。從中印交流史上看，文化不是引起衝突的主要原因，相反常常是促進不同國家、民族間互相瞭解和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百多年來，由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武力侵略，曾經一度造成了中國人的排外心理，包括對西方文化排斥的現象，但這主要不是由於文化原因而是由於政治和經濟原因引起的。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實際上仍然在不斷吸收西方文化。先是吸收西方的科學技術，後來又學習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到五四運動前後則把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作為追求的目標。這中間走了不少彎路，而且今天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但在五四以後，除了極少數頑固的國粹派和少數愚昧無知的民眾和官僚外，包括現代新儒家的大師熊十力、梁漱溟都主張充分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而且目前中國文化正在朝著更加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方向發展著。

從中國歷史上看，兩次外來文化大輸入的結果證明，由於文化引起的衝突只是暫時的，而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吸收與融合則是主導的。司馬遷曾說：「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者，未必盡同。」我們生活在今天，要瞭解歷史上的經驗，雖然古今不會完全相同，但總是可以作為借鑒的。

（二）儒家思想是否是將來引起政治上的衝突和戰爭的因素？

杭廷頓把現今的文化分成「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而且在「非西方文化」中又特別突出提出「儒家─伊斯蘭的聯合」，並且認為「儒家與伊斯蘭的軍事結合已經形成」，而這種「異文明間的種族暴力衝突的升級最危險，也最可能成為導致世界大戰的原因」。在這裡，我們不打算討論杭廷頓那些似是而非的論斷，只想就儒家文化是否會成為將來引起政治上的衝突和戰爭的問題來談談我的看法。

從中國歷史上看，儒家思想有兩種不同的形態，一是作為官方意識型態的儒家文化；另一是作為理念形態的儒家文化。作為官方意識型態的儒家文化確實存在著某種「專制」和「暴力」的性質，但即使這樣它也並非有著強烈的擴張性，而且任何學說一旦成為一種意識型態都會發生與其學說本身相悖的作用。作為理念形態的儒家文化，它是主張「和為貴」的，因此具有相當大的包容性。就現時各國、各民族的實際情況看，大概沒有把儒家文化作為官方的意識型態的可能，儒家文化只能作為一種理論起作用。儒家文化作為一種理論，它所提倡的是「普遍和諧」的觀念（參見作者主編的《國故新知》中刊載的拙作《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這點應為我們所重視。

如果我們為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前途考慮，那就必須把爭取「和平與發展」看成所有國家和民族的責任。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景必須是和平共處，這就要求調整好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的關係：「發展」必然涉及人對自然的合埋利用與開發，這就是說要調整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儒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諧」觀念無疑將會對人類社會的「和平與發展」作出特殊的貢獻。「普遍和諧觀念」作為一個完整意義的觀念，它至少包含四個層面：即「自然的和諧」，「人和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自我身心內外的和諧」。照儒家的思維模式看，自然是一融洽無間的最完美的和諧之統一體，它稱之為「保和太和」，只有認識到自然是一和諧之統一體，此「普遍和諧」觀念作為一種理論才可以展開。蓋因有自然之和諧，才可以有人與自然之和諧；有人與自然之和諧，才可以有人與人之和諧；有人與人之和諧，才有人自我身心內外之和諧。反之亦然，有人自我身心內外之和諧，才有人與人之和諧；有人與人之和諧，才有人與自然之和諧；有人與自然之和諧，才有自然之和諧。看來儒家更為重視由「人自我身心內外之和諧」所展開的「普遍和諧觀念」的系列，這點我們可以由《大學》主張的「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看出。這就是說，從理論上看儒家學說，它不會是引起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地域與地域之間衝突的原因。

我認為，杭廷頓關於儒家文化是引起「西方」與「非西方」之間衝突的原因之一的論斷是沒有根據的，這表明他對儒家學說作為一種理論體系完全不瞭解。

（三）杭廷頓的文章所依據的理論是已經過了時的「西方中心論」

杭廷頓的文章中引用了賴皮爾（V.S. Naipaul）的一句話：西方文明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他認為，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普世文明，有的只是包含著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個文明都得學習其他文明並與之共存。並且他認識到，「西方文明既是西方的亦是現代的。非西方文化試圖取後者而捨前者……他們更會調和這些現代事物和傳統文化的價值」。但是，從杭廷頓的全文看，又為什麼強調「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的衝突，特別是預言「儒家與伊斯蘭的聯合」是「最可能導致世界大戰的原因」呢？我認為，這無疑仍然是「西方中心論」在困擾著杭廷頓，過去幾百年間，西方列強在政治、經濟甚至文化上的霸權主義摧殘了甚至毀滅了許多民族的文化，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企圖瓜分世界的殖民體系瓦解了，隨之而來的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論」也就破產了。從戰後文化發展的形勢看，已經逐漸形成了在全球意識下文化多元化發展的新局面。由於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各國、各民族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密切，人類面臨著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因此文化的發展必須有「全球意識」。但是，原來被西方列強摧殘和壓制的許多國家與民族要求發展自己、實現「現代化」，理所當然地要發展自己的民族文化，這樣，全世界的文化必然呈現為在全球意識下多元化發展的總趨勢。讓我們看看從1982年以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況：1982年獲獎者為南美哥倫比亞作家馬奎斯；1987年為非洲奈及利亞的索因卡；1992年為加勒比聖盧亞島的著名詩人沃爾科特；1993年為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馬奎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曾就美洲地區的文化發展答記者問說：「我認為拉丁美洲在今天世界上是唯一有創造力的地區，巴西電影的復興，哥倫比亞的戲劇運動，都受到全世界的注意。同樣，拉丁美洲文學也是當代最佳文學。」一位西方評論家評論索因卡的作品時說：「沒有一個非洲作家比索因卡更為成功地讓世界其他人用非洲眼光來看人類。」瑞典科學院院士謝爾．埃斯普馬克在介紹沃爾科特時說：「他在詩歌中融合了各種不同文化，來自西印度群島、非洲和歐洲的文化。」一旦被壓迫和被摧殘的民族文化擺脫了殖民統治和「西方中心論」的束縛，無疑會在文化上表現出他們的非凡創造力。

在1983年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上，大會主席加拿大哲學家高啟（V. Cauchy）的發言表現了一位哲學家的智慧，他的發言大意如下：過去一、二百年間，由於西方的科技經濟佔盡優勢，所以在哲學人文方面也就自居於先進的地位。但如今東方的科技經濟已經趕上來，乃至有凌駕西方的趨勢，現在該是西方醒覺，虛心向東方的智慧學習的時候了。

西方文化（包括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等以及他們的價值觀）曾對人類文化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今後仍然會對人類文化的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但是東方文化，例如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不也同樣在人類歷史上對人類作過重要貢獻嗎？而且中國文化，例如儒家的「普遍和諧觀念」不是對當今人類社會和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更能作出特殊貢獻嗎？這裡我還要說一下印度文化的特徵。印度學者、詩人泰戈爾曾在一篇題為《沒有牆的文明》中說：「印度人……把世界和人一起包括在一個偉大的真理裡。印度人強調在人和宇宙之間的和諧，他們認為如果宇宙對我們來說是絕對無關的東西，那麼我們將不能與周圍環境有任何交往」，「這正是為什麼《奧義書》將獲得人生目的的人們描寫為『寧靜的人』、『與神合一的人』的原因，這意味著他們生活在人和大自然的完全和諧中，因此，也生活在不受任何干擾的與神的統一中。」看來，東方文化可能具有一共同特點，這就是把「和諧」的觀念看得非常重要，這點大概是西方文化應該向東方智慧學習的一個重要方面吧！

然而，杭廷頓似乎完全不瞭解東方文化對人類曾經作出的貢獻，完全忽視東方文化對今後人類發展的重要意義。這無非表明杭廷頓仍然站在已經過時的「西方中心論」的立場上，把文化分成「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並把他所假想的所謂「儒家與伊斯蘭的聯盟」這種「非西方文化」作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的敵人，以保持美國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進而保持仍然可以左右世界局勢的霸權。因此，杭廷頓在他文章的最後一節為美國政府獻策，其中包括「抑制伊斯蘭與儒家國家的軍事擴張」；「保持西方在東亞與西南亞國家的軍事優勢」；「製造儒家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差異與衝突」；「鞏固能夠反映西方利益與價值並使之合法化的國際組織，並且推動非西方國家參與這些組織」等等，等等。這些觀點難道是符合當今和21世紀人類應共同追求的「和平與發展」的目標嗎？從杭廷頓的全文看，雖然他的某些分析不是全無根據，但由於他的「西方中心論」的觀念沒有改變，這就不能不認為他的這篇文章不是一篇有什麼深刻理論意義的文章，而是一篇為美國眼前暫時利益提供一種政治性策略的文章。

在我們批評杭廷頓的觀點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發揚我們自己民族文化是完全必要的，不帶偏見地吸收西方文化中有價值的各個方面同樣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應跟著杭廷頓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為文化取捨的標準，而應取另外一種文化的價值觀：即凡是對人類社會追求的「和平與發展」有利的，我們都應大力吸取。還是那句話：我們應在全球意識下來發展我們的民族文化，以保衛世界和平和促進各個國家與民族的共同發展。

（原載《哲學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