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莊子．人間世》）

毫無民族大是大非的理念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7月5日公佈《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這是近幾年來，大陸政策在搖搖擺擺、顛顛倒倒中，所提出的重要政策文件，可視為當前政府對兩岸關係的定論。行政院陸委會主委黃昆輝，在「83年大陸工作會議」閉幕後舉行記者會強調：「我們主張兩岸暫時擱置『主權爭議』，並揭示兩岸為『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綜合性概念，是一項『創造性思考的結果』，更是一項非常務實前瞻的政策立場。」語氣中不無自得自滿之意。

在我們看來，這一份《說明書》是最沒有創造力，非常保守，純粹是「故步自封」，以「政權保衛」（實際上是個人權位的保衛）為出發點的一份說明書，也使我們看了好像又回到蔣經國時代「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追求民主自由、均富『制度的統一』」這樣陳腔濫調，了無新意的原點，說明了當前執政黨自私自利，毫無中華民族大是大非的理念之爭，那種缺乏宏觀見解，只顧自己利害得失的心態，與1645年的南明政權（或弘光政權）絕大多數官僚，對滿清欲入主中原的客觀形勢，盲無所知，仍然自吹自擂，自以為是的情勢，一模一樣。只不過，現代人比較會包裝，說什麼「創造性思考的結果」，談什麼「創造性的模糊」。一方面說：「政府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的立場不變」；另一方面又說：「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這個政治實體可定義為，指涉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或一個政治組織。」一方面說：「如果兩岸關係未能良性發展，分離主義的陰霾恐將揮之不去，逐漸在台灣滋長」，另一方面又大大利用千島湖事件罵人家土匪，罔顧人權。一方面責怪中共言行不一，用高壓手段在國際上排擠中華民國，另一方面卻「積極參與不可能加入的聯合國」和「自以為務實的南向政策」，去排擠觸怒中共這只「大老虎」，種種言行不一、乖謬、無智的舉動，真不知「創造性在那裡」？

扭曲實體的單面向心態

從以上所舉的例子，可以看出《說明書》的深層核心即是李登輝的「台獨思想」，在這一深層核心外面層層包裝許多矛盾百出，邏輯混亂的「治國理念」，一會兒放出「階段性的兩個中國」，一會兒又來「主權擱置」，等到民進黨的壓力一來，又「縮頭烏龜」地說：「從來沒說過主張一個中國」，由此可見，這種政策的搖擺不定，不僅是政府領導人的失去信心，還帶有一種「投機性格」，這種性格，和李登輝在最近國民大會上所說：「中共來硬的，我們就軟一點，她軟一點，我們就硬一點」的思路是完全符合的，我們真擔心「台灣的吳三桂或洪承疇」反而不是那些堅持一貫理念的人，而是經常搖擺不定充滿投機性格的政客。

黃昆輝自鳴得意《說明書》是創造性思考的結果，以筆者的觀察，當今政壇上對「創造性思考」有真正理解的人幾乎沒有，這種用語只是當前台灣暴發戶心態，喜歡出門開BMW，手戴金光閃閃「勞力士表」，住豪華別墅，玩高爾夫球以顯示自己的尊貴，是同樣的道理，只顧形式上的包裝，不顧實質性的價值，和台灣只有形式上的民主，沒有實質上的民主，是同一個形態。

所謂「創造性的思考」，是和「分裂性的思考」（Schismogenic thinking）相對的思維方式。分裂性的思考指涉兩個相對立但互相關聯的價值、觀點、理論或論證，在思考一開始時，就分裂為二，而有意無意中偏取其中一面的觀點或價值，建構一組邏輯上內在一致的抽像解釋，而忽略了與之相對立的另一觀點價值的可能性，這是一種扭曲實體（distort reality），單面向的心態（unidimensional mental）（G. Bateson, Mind and Nature, 1979）。

不幸得很，陸委會的說明書就是這種扭曲實體，而為一種單面向的思維方式，只見自己之長，而未見人之長；只罵人之短，而未反省自己之短，這種單面向的思維方式，實在很像不成熟的小孩的思維方式。從《說明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很膚淺的對比：

傳統中國　　　　　　現代中國

共產主義中國　　　　三民主義中國

共產專制中國　　　　自由民主中國

中共政權　　　　　　中華民國政府

實行社會主義的　　　實行民主自由體制的

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

的確一心一意搞建設

我們要問這樣的對比有什麼新意？請讀者諸君回憶一下蔣經國時代，執政黨及政府的用語，完全沒兩樣。當冷戰已經結束，世界新秩序正在重新醞釀組合之中，「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政府，竟然如此「了無新意」，盲然不顧新的客觀形勢正在形成中，而自說自話，還自以為有創造性思考，真令人感歎；一向不重視理論工作和哲學思考的執政黨，竟墮落到只重視形式上的包裝，全然不顧中國的民族前途，這那有什麼前瞻性可言呢？

有創造性的思考，一定會見到實體演變的複雜性，能從多面向來考慮問題的解決，這樣的思維方式不僅是有歷史性的反省，更具有前瞻的或宏觀的大格局思考。基於這樣的認知，我們擬就《說明書》中所突現的四個大問題，一一加以分析詮釋。

（一）中國統一問題的真正癥結問題：《說明書》認為中國之所以不能統一，主要癥結在於大陸的政治制度、經濟水準及過去多次腥風血雨的大規模鬥爭，讓人對它缺乏信心，如果中國大陸實施自由民主的制度，經濟條件符合現代化水準，那有中國人不願見到自己國家統一呢？這句話表面看似有理，然如果把它放在歷史的過程來看，一點也沒有說服力。

不錯，中共過去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值得批判和指責，但中共自己早已反省，並稱「文革」為「十年浩劫」，毛澤東的歷史定位也早已確立為「建國有功，文革有罪」。在文革十年浩劫後，中共粉碎了四人幫，鄧小平於1977年7月開始工作，尤其是自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15年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的發展，引發全球的注目和驚訝，倫敦《經濟學人》並曾喻為四百年來，人類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革命，而且大陸已有若干地區現在的經濟條件，其現代化的水準，早已不輸給台灣，例如浙江省溫州市的國民所得已超過一萬美元。

鄧小平在1983年也說：「過去那種簡單片面、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決不能重複。無論是國會發言、寫文章，都要進行充分的說理和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證諸15年來，鄧小平領導的時代，中共的確是「一心一意搞建設」（鄧小平語），也因為這種「治國理念」（李登輝最愛用的述語）經得起孔老夫子「聽其言而觀其行」的考驗，全世界各先進國家的企業家包括台商在內，都願意跑去中國大陸做生意。相反的，台灣的投資環境已落後香港、新加坡、南韓，而移民外出風潮更為瀰漫，如果條件具備，許多台灣同胞不分本省外省，都想離開台灣到國外或大陸定居者，早已不是秘聞。

為什麼不提「開放改革」？

至於質疑大陸實施自由民主的制度問題，這個問題要先從台灣自1987年7月15日解嚴以後，台灣顯然民主化自由化了，但是問題更加嚴重，從國民大會的打架醜聞，到立法院的財團主導政治力量，政客們言行不一，不負責任亂開支票如老人年金、全民健保、六年國建、高速鐵路等案，導致了從「錢不是問題」到「預算幾乎編不出來」的窘境，可以看出，台灣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民主，這種形式上的民主才是當前台灣經貿投資和財政赤字的主要危機。

看看台灣，我們不得不敬佩鄧小平所說：「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注意力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對這一點我們有深切的體驗，因為我們有『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親眼看到了它的惡果。中國人多，如果今天這個示威，明天那個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會有示威遊行，那麼就根本談不上搞經濟建設了。」（見《壓倒一切的是穩定》乙文，1989年2月26日，鄧選第3卷，頁284-285）

鄧先生的遠見，用到解嚴後的台灣，最為貼切，台灣經濟日漸走下坡，主要原因就是政治風氣敗壞，一天到晚有人示威，這種形式上的民主遲早非把台灣的經濟建設搞垮不可。

（二）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說明書》提及中華民國政府始終認為，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中國大陸制度的更張。中華民國政府主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要理由，是因為過去三十多年，在全世界以及台海兩岸，兩種不同制度實驗的結果，早經證明馬列共產主義徹底失敗，而三民主義更適合中國國情，才能解決「中國問題」。《說明書》認為在馬列共產制度下推動的「土改鬥爭」、「大鳴大放」、「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等運動，使中華民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以溫和、漸進的手段推動了各項經濟建設和政治改革，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的繁榮與民主的局面。

這一段話，我們看了不禁感歎執政黨的人才在那裡？講這些不通的話，還自以為得意。但我們也很高興，向來只講私人恩怨和政治利害，沒有路線和政策之爭的執政黨，這個時候也提出「中國往何處去」的路線問題了。《說明書》指責中共的馬列共產制度使中華民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一點中共早已反省，這只是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中國，《說明書》為何不提鄧小平主政後的「改革開放」和十四屆三中全會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

沒有共產主義的共產黨

作者在去年10月號的《海峽評論》即指出，中國現在是「沒有共產主義的共產黨」在執政，你要批判人家也要抓住要害嘛，《說明書》老是揭人家的瘡疤，人家早已超越、糾正、反省了的死東西，你還要老提它，卻無本事針對她15年來的改革開放政策，站在中華民族利益的立場提出鼓勵或協助的話，還要自以為務實前瞻，真是吹牛不臉紅呢？至於說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造就了中國歷史的空前繁榮與民主局面，這也經不起論證分析。何況若是有一點成就，老實說這也是兩位蔣總統時代所創造的，不是李登輝1988年1月13日上台後所創造的局面。

這六年來的經濟每況愈下，黑道金錢與政治掛鉤，財閥政治塑造了少數人的民主（Democracy for the few），貧富差距逐漸拉大，這種一時的表面上的繁榮和形式上的民主，從未來學的角度來看，朝野如果還不猛然驚醒，回頭是岸，遲早是要完蛋的。至於兩位蔣總統的政績自有歷史評價，他們有繼承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地方，例如始終一貫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符合民族主義精神，亦有背叛孫中山遺教之處，例如始終以民主憲政為幌子，未能積極的、加速的培養民主文化的形成，亦未能遵奉孫先生遺教，大力扶助工農，避免資本主義的負面作用等等，《說明書》只能講些冠冕堂皇的話而已，沒有像中共對文革那樣的大反省。要不然就是說些「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等無知的屁話，這那有什麼前瞻性可言？

中共在蘇聯垮台，東歐政治鉅變後，尚能提出一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線來，台灣在歐美，尤其是美國資本主義的機制已出問題的時候，能夠拿出什麼路線出來呢？結果拿不出來，只好又炒冷飯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出來，但你能認真執行也好，偏偏又自私自大，不好好執行，又要七搞八搞，修憲修得「五權憲法」面目全非，可見三民主義也不過是幌子罷了，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朝野兩黨政客亂開支票，亂開黃腔，言行不一，又不敢負責，那有資格談「中國往何處去？」的路線問題。

（三）兩岸經濟互補才是台灣安全最大的保障：「83年大陸工作會議」第一個子題討論「如何在維持台灣地區安全與經濟競爭優勢前提下規劃兩岸經貿政策」，把「經濟競爭優勢」和「台灣安全」並列，主政者總算警覺到後冷戰時期，國家安全主要在於「地緣經濟」戰略上的問題，很可惜的是，這項會議並未邀請民間專家、學者、業者與會，亦刻意避免亞太營運中心這一高度爭議性的題目，使人覺得主政者欠缺面對現實的務實精神。

自我中心的思維盲點

老實說，台灣經濟的唯一出路就在於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在兩岸即將加入關貿總協，台港航權面臨續約，香港即將回歸中國的客觀形勢下，兩岸三通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否則台灣要成為亞太營運中心，將成為一句無法兌現的空話。從世界的大氣候來看，美、英、法、德、日本都紛紛看重中國大陸的市場。從小氣候來看，菲律賓、新加坡、南韓以及香港也與大陸的經濟關係密不可分。只有在台灣的中國人非常辛苦，台商到大陸投資做生意，還要拐彎抹角，各憑本事與中共官方或民間打交道，這種競爭的劣勢，主要原因是大陸政策只曉得自保，主觀上提出的「南向政策」拗不過客觀上的「形勢發展」，其政策思維邏輯以為要安全就要自保，要自保就要提出種種管制性的措施以防止民間的經貿文化交流，這是一種以自我中心為出發點的思維盲點。

其實如有大格局的思考，將大陸在國際經濟戰略上的騰飛視作中華民族的光榮，並將其對台策略一併納入考量，則大陸需要資金和技術，我們能助其發展，對我們只有好處沒有什麼壞處，兩岸關係只有這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濃得化不開，才能真正達到所謂「雙贏的局面」，老子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這不僅是道德修養的問題，也是高級謀略的智慧，可惜我們這邊的政客早已沒有這種道家的謀略智慧，早已是「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肉食酒漿也）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莊子〈盜跖篇〉）你沒有「中華民族生命共同體」的理念，一天到晚叫「台灣生命共同體」，故步自封的結果，時間愈來愈不利，想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沒有希望，自己又沒本事建立「自由民主均富」的台灣新政經體制，使其成為全中華民族希望之所寄，到最後若落得像南明政權覆亡的命運，那就是「台灣人真正的悲哀」了。

（四）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體制是不可相容的嗎？從去年8月31日，中共發表《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到今年7月5日，行政院陸委會發表《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相互對照來看，大致上可以這樣說，中共偏向於以民族主義作為政策論證的理據，台灣偏向於以民主政治體制作為政策論證的理據。例如台灣強調「主權擱置」、「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指責「中共在制度上不採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而中共則強調「主權是完整的、既不能分割，也不能分享」「台獨是違背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利益的」、「外國勢力介入中國內政，不希望中國統一」。

嗅不出一點點民族主義的大愛

誠然，民族主義乃是包括基於民族情感凝聚而成的一股思想力量，情感雖是非理性的，但不是反理性的。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感之發合乎條理，即謂情理，它不是反理性的。如果沒有「主觀上情感的條理」來充實，所形成的制度，將成為「形式上的理性制度」，終將被無條理的情感所破壞，台灣的國大代表種種無條理的情感，破壞了形式上的會議程序，即是明顯的一例。所以「理性」並不是唯一的合理的思維方式。「理性」只是心理學上「左半腦」的特徵，而「直觀」或「情感」則是右半腦的特徵，有創造力的人並不排斥其中一面，而能作出「兩者皆可的思考」（Both-end thinking），所以《說明書》指出「理性原則應是處理兩岸事務的基本思維方式」。筆者認為這個提法只對了一半，忽略了另一半情感的、直觀的，或生態整體的宏觀思考，難怪《說明書》自說自話，看不見別人的優勢和合理性的一面，拚命地強調自己合理的一面，何況自己合理的一面也說不清楚，這只能怪一個政權在沒落中，不能從事真正「創造性的思考」，也難怪《說明書》通篇嗅不出一點點民族主義同胞的大愛，而且在美、日兩國仍存有「拆散中國」的帝國主義心態時，沒有一絲一毫的譴責，對於鴉片戰爭一百五十多年來民族的災難也無一語關切之情，更見背離「中華民族生命共同體」的認知。事實上，四百年來中華民族固然不爭氣，但主要原因是東西方帝國主義欺侮中國人，因而興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中國一日不統一，一日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就沒有閒功夫來從事民主政治體制的建構，而民主體制的建構，先從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著手，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中共現在正走上這一條正確的道路，台灣是難以否定的，只有站在中華民族主義和中國文化即將崛起的立場來鼓勵或協助她政治體制的轉型，這才是台灣應有的態度，否則只有「理性原則」而沒有「設身處地的情感原則」，路是會愈走愈窄的。

從以上四個方面可知，《說明書》是一篇沒有中華民族大愛或大格局的思維方式，是一篇沒有高明謀略智慧的單面向思考方式，在本文即將結束時，筆者願將文章開頭所引的那句話，稍加詮釋引伸，以供台灣一批執政的「富人們」好好思考。

從「不敢打」到「不願打」

莊子這一段話是說，有一次魯國的顏闔將作衛靈公太子的師傅，他請教衛國的賢大夫遽伯玉說：「有一個人，他的德性凶殘嗜殺，如與他相處不合乎規範，必害自己的國家，如果規規矩矩和他往來，那又要害了自己，怎麼辦？」遽伯玉回答說：「問得好！要小心謹慎，你自己先要端正，不要老是不上道罵人家『土匪』（筆者引伸），外表上不如遷就他以示親近，內心不如與他相和，不要觸怒他，即使這樣還是有問題的。親近他但不要關係太密，疏導他但不要太明顯，否則就會顛顛倒倒，招致禍害。……老虎與人是不同類的，但老虎為何諂媚養虎的人呢？這是因為養老虎的人能順著老虎的脾氣，而那些被老虎殺死的，是因為觸犯了老虎的脾氣啊！」

台灣應如何才能與中共這隻大老虎相處呢？是李登輝不斷挑釁，一而再，再而三地罵人家「土匪」、「控固力」呢？還是不斷惹麻煩說：「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台灣是無主之島」或者「擱置主權」，使「台灣與大陸都成了無主之地」，再給帝國主義侵略的口實呢？還是好好站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建立「中華民族生命共同體」，設身處地從中華民族的大是大非和共同利益來順應中共這隻大老虎呢？順乎大老虎並非要投降，而是形莫若就，就而不入，心莫若和，和而不出，使台灣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讓中共從「不敢打」，到「不願打」，最後兩岸一家親，閤家大團圓，是為上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