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朝野分歧到北京

第四屆「海峽兩岸關係」研討會於8月5日在北京閉幕，由於會議期間有若干敏感性問題發生爭論，從學術立場來看，此為自然之事，若將之視為「政治批鬥大會」，不免過於誇張。

阿附權貴到如此地步

會中有台灣學者主張應堅持理性討論的原則，此與上月陸委會的《說明書》相同。其時這個提法為一種普遍流行的常識，就學理而言，只對一半。理性討論是一種著重分析比較的邏輯程序，未必具有「設身處地」的情感原則。因此討論中，可見某人言論很理性很溫和，事實上並無真情流露，這種形式上的理性，往往掩蓋了自己內心的真實立場或利害，所言者不過為一種假意識而已。

理性原則往往從自我中心的利害出發，構造許多表面看來似乎合理的邏輯，比較欠缺從他人的利害來看問題，因而是片面的觀點。比如台灣當權派某些學者批評大陸及台灣在野學者對李總統罵「土匪」「一群惡勢力」及「控固力」等字眼「不十分諒解」，這就明顯露出當權派學者自我中心的心態。對於李登輝所謂的「外來政權」「中國概念模糊不清」等詞這樣明顯的錯誤，如果有人站在學術立場加以批評，還要怪他不諒解李總統，真不知一個學者阿附權貴的精神竟然到如此地步，實在令人遺憾。

更怪者，有的學者認為有台灣學者附和中共觀點，反過來與自家人「殘殺一番」，因此「附和中共觀點」是「不應該的」。如果談兩岸問題可以這麼簡單二分的話，也就不必花那麼多時間和金錢舉辦這次學術研討會了。

由於台灣各報這次的報導相當偏頗，幾乎將這次會議中在野統派的言論全面封殺，不無遺憾。筆者冷眼旁觀，統派學者王曉波、曾祥鐸、戴國煇、李哲夫、賴尚榮等人不僅口才一流，論理紮實，為台灣當權派某些學者所不及。主要原因是後者雖有一些美國社會科學零星的概念或理論依據，但缺乏歷史動態與文化整體宏觀的見解，所言所論自然流於對「現實問題」的膚淺見解，沒有歷史意識也無未來意識，格調自然較低些。

李登輝自承反對民族主義

筆者擬以學術觀點，仔細體會統派學者的論點，來補充輿論之不足如下：

一、在野學者沒有官方意識型態的包袱，比較強調台灣人民利益和民族立場，並認為台灣當局長期以來的大陸政策，免不了有政權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矛盾，也有政權利益與民族利益的矛盾，在野學者一向不同意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良有以也，並表現在這次的北京研討會中，此次亦不例外。

二、在野學者多站在整體民族利益發言，主張兩岸交流並加速合作，共同為21世紀中華民族（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奮鬥，政治問題不能大於民族問題。而官方學者所強調的是，須先滿足當局的政治要求，才能合作。

三、在野學者以全民族立場指出，台灣人民的真正利益在於兩岸的和平、經貿、文教交流和統一。此種立場和官方學者以政權利益為優先的看法有相當大的差距。並且，官方學者認為政權利益在於「分裂分治」及兩岸主權的分離。

四、在野學者堅持「一個中國」和「主權完整」，而認為最近台灣當局的政策是「二個中國」。其實，有接近官方的學者吳安家在會上明言：「兩個中國」比「一中一台」要接近「一個中國」。大陸學者也多指責台灣當局進行「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當局究竟是不是「一個中國」政策，李登輝自己就前後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五、在野學者和大陸學者認為李登輝有失中國民族主義立場，其實李本人也在與司馬遼太郎對話中自承反對民族主義，這並非官方學者所能掩蓋的。

回歸中國文化的大動脈

會中分組討論時，成功大學吳新興副教授以反諷口吻批評社會主義在東歐的沒落，它在中國也是沒有前途的。此語引起政治大學吳瓊恩教授的反駁。吳教授舉例說明，當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經濟學家蔣碩傑與費景漢等人預測大陸經濟將會垮台，沒想到後來的發展正相反，蔣費兩人才改變看法。吳教授並舉美國政治哲學大師John Rawls在《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乙書第271頁，說明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只是歷史的偶然（Historical Contigency）。理論上講，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併非不可行。最後，吳教授指出，預測大陸未來的政經發展，千萬要審慎，不可以局限在舊有的信念或理論架構中。因為今日中國形勢的發展，從中西文化比較來看，這是人類文化四百年來最重要的一次轉型期。中國文化四百年來由盛而衰，西方文化則主導或主宰了四百年的人類文化，而現在正是中國文化否極泰來，西方文化精疲力竭之關鍵時刻。過去四百年，人類的世界秩序是以西方的價值觀念為中心的，今後中國人將有機會發展，以中國的價值觀念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我們中國應有此宏觀遠識，亦應有此信心努力實踐之。我們更相信，以儒釋道為主流的中國文化，將是一和平的、天下一家的文化精神，可以彌補西方四百年來以進取的、宰制自然為主流的文化精神，因此，吳教授在最後一天上午大會中，特別呼籲中國大陸應發動第三波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第一波是中國文化自生自創的文化價值，大約在春秋戰國時代；第二波則是中國文化與印度佛教文化融合創造的文化價值，在宋代達於頂點；此刻即將21世紀則為第三波中國文化復興的機運，是中西印三支文化的大綜合大創造的新時代來臨），而這一文化運動有三個作用：（一）在國際上：最新物理學的世界觀與中國傳統儒釋道的精神相通，可說最現代的世界觀即中國最傳統的世界觀，中國文化的復興運動在國際上具有卓越的吸引力（二）在中國國內：由於改革開放十五年來崇洋風氣很甚，中國文化的復興運動，足以抵制中國青年崇洋媚外之風；（三）對台灣的意義：台灣文化為一地方文化，原屬中國文化一支，中國文化的復興，足以吸引台灣文化回歸到中國文化的大動脈中來，便不至於再鬧獨立。

吳教授這一建議受到在場來自各地學者的讚賞，可惜由於時間的關係，根本無法再詳論。會後台灣學者在人民大會堂與王兆國先生會晤一小時中，吳教授亦就此文化問題向王先生提了一下，當時王曉波教授亦加以呼應，希望大陸當局嚴肅正視。

跳脫自我中心的立場

一般而言，類似這種學術研討會，雖難以得出具體的共識和結論，但這是溝通過程的必經之路，兩岸關係之複雜，絕非簡單概念的把握，或隨意的二分歸類所能涵蓋的，我們固然需要理性分析的原則，更需要「設身處地」宏觀把握整體特點的情感或直觀原則，有創造性的思考不是只強調片面的「分裂性思考」，而是「兩者皆可的思考」（Both-end thinking）。在野統派學者也是站在為台灣兩千一百萬同胞謀求出路，作為思考的起點，只不過一個先從對方（中共）的現實力量為不得不重視的關鍵性因素來考量，而官方學者則大致從自我中心出發，想方設法來保護台灣利益不致喪失，這兩種思維方式的不同導致不同的結果，老子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這不僅是個人修養的問題，也是高級謀略的智慧，朝野兩黨政治人物或學者，若能跳脫自我中心的立場，來觀察看待對方的優勢或缺點，必能知彼知己，得出解決或脫離困境的結論，是所至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