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甲午，思考台灣

．紀念甲午戰爭百週年
．向前仆後繼，拋頭灑血，捍衛中華民族利益之國殤致最敬禮
．向努力拚搏，振興中華民族之億萬人民英雄致最敬禮

今年8月1日，是甲午戰爭百週年紀念日，在過去的一百年內，代表中華民族的中國政府有所變動，政權更替了，黨派不同了，然而振興中華民族的願望，捍衛民族利益的使命，卻一點都沒有改變，也永遠不能改變。

「美國應即刻佔有台灣」

因此，由甲午戰敗而訂《馬關條約》，其中像中國政府割去的中國神聖領土台灣諸島，必須歸還中國，任何一個代表中華民族的中國政府及其領導人，必須捍衛民族利益，維護領土主權完整，要是做不到這一點最低要求，這個政權即使有強大的外力支持，也會被中華同胞唾棄和推翻的，這是歷史的必然，這不是領導者個人意志或執政的黨派力量所能扭曲甚至抗拒的！甲午以來的百年歷史事實，雄辯地一再證明了這點。

甲午戰敗，為何要割台灣呢？簡單地查考一下當時國際之間的歷史，即可得到明確答案：

美國將領馬修．培瑞（Mathew Perry）在1853年率領艦隊敲開日本大門之後，為了鞏固炮艦外交實力，在東亞尋求一個良好的煤補給站，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戰略政策，他建議琉球與台灣是符合這些戰略構想的理想地點，並且認為「美國有必要在此區域實行領土管轄權」，由此可見，美國對台灣的領土野心，至少在一百四十多年前就已經是美國政府官員們積極執行的帝國主義政策之一了！〔註1〕

1857年3月10日，美國駐中國使節彼得．派克（Peter Parker）以「最密件」向美國國務院遞交乙份報告：「……台灣這個島嶼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不再是中國的一部分，一旦台灣在政治上，一如它在地理上一般與中國分離的時候，美國應即刻佔有台灣，這項行動對美國的利益是顯而易見的。」〔註2〕

1871年7月29日，中日在天津簽訂第一個條約，其中有一項條款註明當一方受第三國威脅時，另一方有支援的義務。這項類似結盟的條款立即引起了西方諸國的注目。當時美國駐東京公使迪龍（C. E. Delong）認為中日結盟對美國而言是一大「災難」。當時美國國務卿費雪（Fish）在回覆迪龍的文件上表示: 「你當把握所有可能的機會，設法誘導日本盡可能地遠離中國，而與其他強權勢力們在商業與社會上結合。」美國亟欲拉攏日本作為瓜分中國的夥伴，不但是為了避免產生中日同盟這股強大的東方勢力，而更重要的是以聯日增加美國本身在亞洲的實力，好與歐洲各國抗衡，在亞洲建立其霸主地位。〔註3〕

用亞洲人打亞洲人

後來迪龍和曾任美國駐廈門領事李善得（C. W. Le Gendre）商量利用1871年12月發生的牡丹社事件遊說日本出兵攻台，李善得告訴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說：「台灣番地，是中國政令所不及的化外之地，只需用兩千左右的兵力就可以迅速加以佔領。而且不必擔心美國的干涉。」迪龍在事後寫給美國國務院的一份「秘密報告」中說：「我一向認為西方國家對日本的真實政策，是鼓勵日本採取一系列的行動……使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朝鮮政府彼此仇視，……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使這場戰爭成為……把台灣及朝鮮放在一個同情西方國家的旗幟下的戰爭」。美國力圖破壞中、日、朝鮮三國的傳統關係，用亞洲人打亞洲人的險惡居心，至此已暴露無遺。〔註4〕

以上是19世紀中葉美國在侵略中國領土台灣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日本方面則從併吞琉球起步而往外擴張：

雖然中國自1372年起，即宣稱擁有琉球主權，琉球國王數百年來，也始終向中國皇帝朝貢，但1854年，美國與琉球簽訂條約時，卻視琉球王國為一獨立自主的國家，1872年日本宣佈收歸琉球王國為日本帝國之部份〔註5〕。同時，李善得教日本看到沒有台灣的日本，就像一個失去手掌的殘廢人，不再能發揮太大的力量，他甚至為日本提出「東亞文明月彎」的觀念，認為包括日本、朝鮮半島、琉球島與台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整個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台灣動兵也是應該且必須的。〔註6〕

在秘密準備侵台之際，日本統治集團內部關於「征韓」問題的爭吵卻發展到了公開破裂的地步。以西鄉隆盛為首的征韓派相繼退出政府，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當權派，為了緩和征韓派的情緒，把日益尖銳的矛盾引向國外，決定發動侵略台灣的戰爭。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設立侵台機構──台灣都督府，以西鄉隆盛之弟西鄉從道中將為台灣事務都督，大藏大臣大隈重信為「台灣番地事務局」長官，聘李善得為該局二品官，另外僱用美國現役少校凱塞爾（Douglas Cassel）為參謀，美國退役工兵中尉華遜（J.R. Wasson）指導建築陣地，侵台兵力共三千六百餘人，出動軍艦四艘，另向美國租用郵船紐約（New York）號及英國船約克夏（Yorkshire）號，限期到長崎集合，東京、大阪富豪紛紛捐款援助「伐蕃之舉」，表明日本新興資產階級是熱烈擁護對外侵略擴張政策的，日本出兵侵台，引起了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反對，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H. S. Parker）向日本政府提出質問表示「日本此舉，按照國際公法，實屬無理行動」，俄國、西班牙等國復相繼詰問。關鍵的美國政府的態度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任美國駐日公使平翰（J. A. Bingham）以美國政府名義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在外國壓力之下，日本政府決定停止用兵。但西鄉從道悍然抗命，仍然領兵侵台，後來由於中國派欽差大臣沈葆楨赴台加強防備，日方才由全權代表大久保利通偕同顧問李善得於當年（1874年）9月到北京談判，在前後七次談判中，日方仍堅持日本進兵的台灣是「無主野蠻」之地。〔註7〕當然，日本對中國領土台灣的野心並未停止，在以後的20年間，日本對外處心積慮地執行欺侮中國的外交政策，對內積極備戰，終於在侵略中國長期藩屬朝鮮的事件上，引發了甲午戰爭而向中國割取了台灣。

日本割取台灣之後，在血腥鎮壓台灣抗日同胞之同時，對台灣實行敲骨吸髓的經濟掠奪，「改清之納谷制而確立近代的稅制，……並更進一步的強化徵收布料稅，石油消費稅，各物品生產稅及販賣稅等重稅，這些稅金總計已超過清朝統治的六倍以上」，於是在10年後（1904年）的「日俄戰爭時，已能供戰地三十萬擔軍米之需」〔註8〕。

吸中華民族的血

歷史明確的指出：甲午戰爭的割地賠款，極大地充實了日本國力，所以在10年後的日俄戰爭中，日本戰勝，進而把帝國勢力伸入中國東北，於是埋下了26年後（1931年）震驚中外的瀋陽九一八事變，雖然此時中國政府已由清朝換成民國，但由於主政者以「攘外必先安內」為國策，終致整個東北淪陷。日本帝國主義利用其殖民台灣的經驗，從中國東北搾取了更大更多的中華民族之利益，於是為六年後（1937年）全面瘋狂侵華戰爭奠下了基礎。

1936年的「西安事變」，導致當時中國的主政者接受張學良將軍的「安內必先攘外」之國策，促成了國共合作，民族團結了，一致對外了，因此在日本帝國主義極大優勢的武器裝備攻擊之下，從1937年到1941年，中華兒女就能夠獨自頂住日軍龐大壓力，使日本軍國主義「三月亡華」的戰略目標完全破產。在此期間，美國一直是入侵中國的日本所需戰備物資，如廢鐵、石油的最大供應商，正如甲午戰爭中，美國賣給日本大量軍火一樣，發軍火、戰爭財向來是美國興趣之所在，一直到今天，美國仍獨霸世界軍火商之首座，何況中日兩國不和，相互制約是符合美國的遠東戰略利益的。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向日宣戰，中、美、英三國的1943年《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規定了「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日本政府於1945年9月2日在日本東京灣簽署了《無條件降書》，其第一條明文規定：「日本接受中、美、英共同簽署的，後來又有蘇聯參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之條款」，所以二次大戰後，台灣、澎湖的法律地位已經確定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是得到國際公認的。〔註9〕抗戰勝利之後，發生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正式宣告放棄國民政府。1950年杜魯門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宗主權，最後宣稱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宣告「台灣海峽中立化」，10月中共揮軍渡鴨綠江與美國激戰，美國開始改變對國府的遺棄政策，恢復了有計畫的軍經援助，使台灣成為美國全球戰略利益的組成部分。〔註10〕

韓戰使美國決定台灣這個戰略性島嶼不能由一敵對的政權所控制，從美國的角度看來，如果台灣的地位能被稱作「未定」，則它較易在法理上找到派海軍入台灣海峽的理由，基於這個考慮，美國便草擬了1952年由51個同盟國家與日本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中有關台灣地位的條文，由於當時大陸沒有在聯合國取得席位，而台灣又未被邀請列席於對日和約會議中，中國就沒有任何代表參與制訂此和約。因而此和約只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與要求。」美國學者裡察摩斯廷（Richard Moorsteen）及摩爾敦阿佈雷莫維茲（Morton Abramowitz）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日和約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使台灣在美國或日本保護下獨立，成為可能。」為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安慰國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說：如果美國把台灣單純地看作中國領土……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入台灣海峽「便師出無名。」〔註11〕

1970年代開始，美國為了它新的全球戰略，開始轉變對中國的政策，1972年2月28日，中美簽訂《上海公報》，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國廢止了和國府的協防條約及撤走了在台駐軍。但以《台灣關係法》維持美國與台灣間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利益。〔註12〕在中美兩國的建交公報上，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91年8月，美國前駐中國大使李潔明於一個月之內兩度來台，先後分別提出「中共對台之主權觀落伍論」及「兩岸關係雙重承認論」，前美國駐聯合國副代表費浩偉則建議「台灣尋求爭取進入聯合國」及「台灣最後還是得仰賴自決的方式，自決並不代表台獨運動」，日本法政大學法律系教授鈴木佑司認為「後冷戰時代，中小國力量將對世界和平舉足輕重，例如台灣成為日本與美國，美國與中共或中共與日本間的仲介角色」。〔註13〕

1994年4月，日本法相永野茂門說「南京大屠殺是編造的謊言」，而1994年8月，日本環境廳長官櫻井新說：「日本並沒有想發動侵略戰爭，不應當只認為日本壞……，那場戰爭使亞洲各國獨立了，教育也普及了……」這兩位內閣高官，因為這種錯誤言論而受到來自國內外的責難而辭職下台。〔註14〕

李登輝版台灣地位未定論

1994年5月，司馬遼太郎和中華民國總統及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博士用日文會談「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刊於日本《週刊朝日》，李登輝說：「中共把台灣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份，這是奇怪的夢呢！……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而司馬遼太郎則開宗明義的指出：台灣是「無主之地」。李登輝最後說：「……對！一想到犧牲許多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記就是一個結論。」〔註15〕

百多年來的東亞史中，圍繞著對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神聖領土台灣主權的搶奪，美國始終扮演著主導的角色，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貝克於1991年在《外交季刊》上所說：「……美國一直在亞太地區……防止任何一個敵視美國及其盟友的霸權或聯盟崛起」〔註16〕，由於中國是亞洲幅員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美國要在西太平洋維持其霸主之地位，就必須打壓中國，其中最有效的高明手段就是掌握台灣，進而挾制中國大陸。

二次大戰，日本投降，但少部分軍國主義分子不承認失敗，認為「盟國的條件，會毀掉大和魂」〔註17〕，由於美國致力於恢復日本的舊秩序和舊勢力，結果「東京審判」未能伸張正義與法律的尊嚴，一批重要戰犯，如吉田茂、岸信介、佐籐榮作等等均在戰後的日本政壇極為活躍，以至於演變到今天日本內閣大員，不但不承認過去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反而篡改歷史教科書。〔註18〕

在台灣的情形也是一樣，為了求得美國的支持和保護，國府接受了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炮製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註19〕。同時，一批當年日據時代的親日地主階級和皇民化份子，在戰後經過短暫的「夜晚不可以安眠」時期之後〔註20〕，又紛紛地在台灣地方政壇活動起來，以至於今天台獨和獨台氣焰，依著美、日外勢而高漲。

總之，從彼得．派克的「美國應即刻佔有台灣」，到李潔明的「中共對台主權過時論」，從大久保利通的「無主野蠻之地」，到司馬遼太郎的「無主之地」，從李善得的「東亞文明月彎」，到李登輝的「亞太安全體系」，讓我們清楚看到帝國主義就是要中國分裂，除了自己動手，還調教一批民族敗類來干以華制華、仇華恨華的勾當，以達到拆散中國之目的。這正是甲午戰爭百年遺害，餘毒未清！

台灣受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衰弱，因為衰弱，帝國主義才敢欺侮，由於被迫割地賠款，中國更加衰弱。由此可見，大陸和台灣，合則存，分則危，息息相關，命運與共，所以海峽兩岸的中華同胞只有互相攜手，早日促進和平統一，才能共創中華美好的明天！帝國主義及其民族敗類企圖分裂中國的動作，終不過是一股逆流，因為經過了百年來無數的英雄中華兒女的拋頭灑血，努力拚搏，畢竟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

1994年7月7日初稿，1994年8月1日修訂，1994年8月15日定稿。（註解，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