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五個現代化」完成中國和平統一(下)

顯然由於未來的不確定，人們只能將過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提煉，在此基礎靈活彈性地面對，是最有把握的，所以習將中共100年屹立不倒，積極因素加以總結。不過習也強調。「適應新時代要求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主體框架初步建立，但完成組織架構重建、實現機構職能調整只是解決了『面』上的問題，真正要發生『化學反應』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他很清楚機構的完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即「第五個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組織保障」，後面仍有很長的路有待努力。因此，接下來的「十九大四中全會」將研究的「如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議案，必定是帶有未來性治理的重要文件。

個人相信習近平對此次「政改」有重大的期待：

第一、這是國家現代化的中國道路的重要補充，以往大家在討論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時，基本只是集中在經濟發展，如喬舒亞（Joshua Cooper Ramo）在論文中闡述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他把這種發展模式概括為「北京共識」，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註10〕而討論到政治時，則強調政策工具、企業忠誠、資源龐大及長期規劃。〔註11〕馬丁雅克則十分強調中國作為文明國家和西方國家霸權的差異。他看到中國未來不會按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而是走自己的路，但是他也沒有對當今的中國政治作出評論，而「中國道路」如果成為一套國家發展理論，則政治制度的配套是不可或缺的，特別是當今天引領世界民主政治的英、美已陷入民粹主義的同時，世界變期待另一種選擇的存在。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是否成功，正是對國家發展的另一種期待。

第二、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習近平的第五個現代化開啟了國家學說下民主合法性權威與善治的合理性權威的對話，美國史丹福大學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在2010-2014年陸續寫成了《政治秩序的起源》及《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在這兩本書中，他詳細闡述了自己關於政治發展的三要素理論：一個運作優良的國家必須實現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之間的平衡。他認為政治發展的理想型態應該是「國家能力、法治和責任制政府」相輔相成的理想制度。〔註12〕自由民主主義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確實為推翻破解的封建王朝後的政府取得國家權力，凝聚民族國家的力量，提供了國家穩定發展的制度基礎，從而引發了不少國家的仿製，然而從18世紀民主國家興起迄今，業已三個半世紀，如果說在這個世上，人的設計一定存在缺點，則以人民所謂的自由意志為基礎的選票，決定統治者的制度，恐怕也面臨了亟待改革的必要性，福山教授從「歷史終結論」轉向「政治發展」，就說明了歷史沒有在「民主」終結，從人類必須從「政治」的本質來看，人們必須要問，如果民選的領導人無能來「管理眾人之事」，而人民在一定的時間之內，只能忍受國家、社會的退步，無能為力，這是合乎民主本意的政治制度嗎？

習近平在深化改革的一系列作法中，強調在一黨執政下，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以強化執政的能力，而此次「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也就是習近平要不斷強化黨的執政能力的作為之一，接下來，如果習式改革的第二步可以將「加強系統集成」的改革深化，以便組織與個人均發生「化學反應」，則中共的治理能力必然再進一步得到強化，中國將更強大。

在問責方面，中共從2004年推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明訂「詢問和質詢」、「罷免或撤換要求及處理」等內容制度化，到2009年年訂頒《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2019年9月再修問責條例，從13條增加到27條，〔註13〕並明確各種問責等情況，特別是實行終身問責制——不論提拔、退休都要問責，對領導幹部更加具有警示。當然在執行上必然會有淪為「權鬥或虛設」的可能性，但總是一套對濫用權力具嚇阻作用的法律武器。

法制方面，中共從1997年的「十五大」開始將原先的「依法制國」轉為「依法治國」，開始逐步深化法治觀念，其後提出「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三者有機統一，「十八大」後提出「四個全面」，其中就有「全面依法治國」。習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堅持好、實施好，也需要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們要在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繼續加強制度創新，加快建立健全國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制度。要及時總結實踐中的好經驗好做法，成熟的經驗和做法可以上升為制度、轉化為法律。」〔註14〕這樣法律、制度自然有利於執行和落實。

除了上述的改革之外，在社會主義民主方面也強調黨內民主、基層民主和協商民主，以擴大人民的決策參與，習近平說：「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理論、政黨理論、民主政治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成果。」此一協商，是一種決策前的廣泛參與，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點和優勢。在新形勢下，「要完善制度機制，完善協商於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對協商的參加範圍、討論原則、基本程式、交流方式等作出規定。」〔註15〕

如果在未來的推行中，中共這一套治理模式逐步得以完善、充實；其實踐可以證明效果，則有可能取得「現代化」的話語權，並足以改變新時代的政治研究範式，成為人類政治生活的另一套選擇，從而必然擁有更多、更大、更充分的話語權。從國家統一的角度看，屆時台灣「國民黨」的「政治拒統」、「一國兩制」等自我欺騙、自我安慰式心理防線必然瓦解；當然「一國兩制」的設計就可能以新的政治基礎去論述，例如以「集體主義」對話「個體主義」的方式展現，而非現今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差異來表現，或是兩岸人民在可以自由選擇的「一國兩制」來表現。

三、以「未來話語權」面對「心理拒統」

「話語權」可以被簡單的定義為「言說者傳播的符號所產生其所期待的影響力」，「言說者」是指「說話」的主體，可以是自然人，也可能是法人；「傳播」則常常涉及符號、工具，和技巧，因為不同的符號、工具，和技巧產生不同的影響力，符號是泛指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內具有意義的圖像、聲音、文字或手勢等等傳達意義的載具；而在大眾媒體時代其主要的工具是傳播媒介，如今網路時代傳播工具已經世俗化；技巧指涉的是話語的內容、對象、時機、事件等等；影響力是指受到上述的言說所傳達的內容，自覺或不自覺地改變了受播者原本的價值和行為。在國家典範下，毫無疑問政府擁有一國之內最大、最多、最齊全的話語主體。所以台獨政府在台灣可以為所欲為。

國際上，以往的話語權往往掌握在擁有強大軟、硬實力而有經驗的國家或國家集團手中。

長時間以來，國際的話語權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他們很方便地將一國的價值觀普世化，一國的道路真理化，一國的制度標準化，一國的文化國際化，〔註16〕特別在二戰後的美國更將之構成為霸權的附屬工具，配合其強大的軍事力量強迫推銷。於是非基督教的伊斯蘭教，被形塑成恐怖主義，而穆斯林則被形塑為恐怖分子。社會主義國家就被形塑為專制集權、侵犯人權、限制自由、混亂不安的警察國家，黑暗國度。

中國從70年末推行改革開放，美國政客以為可以將社會主義中國收入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囊中，跟隨西方對抗蘇聯，80年末的風波使得西方發現自己對東方文明的陌生，但是「蘇東波」變局使他們更不謙虛，更無需反省；於是一方面以中國為工廠，榨取和剝削勤勞的中國人民，一方面又運用西方的話語權，要麼鼓吹「中國威脅論」，要麼製造「中國崩潰論」，對社會主義的中國始終抱有敵意，懷有戒心。如今中國崛起已成不可遏制之勢，西方輿論依然枉顧事實，不斷造謠，為了遲滯中國崛起速度，除了製造「西方吃虧論」、「中國竊取論」詆毀中國製造，而且還驅使台灣政府、香港某些人士為之服務，在港台議題上令北京分心，以阻擾中國崛起，困擾民族復興；這一波「反中」大戲，逐漸形成香港以「武鬥」為主，而台灣以「文鬥」配合的態勢。「港鬧」的用心是在無所不用其極地阻擋「一國兩制」的成功，台獨政權配合西方霸權的目的就在阻礙中國「和平統一」。

台獨政權推動的「去中國化」的歷史教育，從心理上毒化台灣人民，這是最狠毒，為害最廣、最深的台獨手段，然而從其編纂的歷史課本，也明顯地、赤裸裸地顯示出台獨分子已深入骨髓的被奴化的自虐心態，他們寧為倭奴，不為華人；而且以此價值觀，教育、洗腦自己的青年，在話語權上毒化自己的後代子孫，禍國殃民，數典忘祖，莫此為甚。

然而從「話語權」爭奪的角度看，如今任何簡單的以「民族大義」、「歷史情懷」、「文化認同」為主要內容的鬥爭，在他們身上都是事倍而功半，甚至是無功而返的行動。網路的興起提供輿論工具以新途徑，主要的鬥爭在話語的內容，幸而台灣青年終究必須存活在未來，立足在亞洲，生活在地球；因此，當下的中國如果能代表未來、代表先進、代表發展，則今日的中國必將領導未來的亞洲，影響未來的世界，其結果必然使得台灣青年，一旦離開小島，無論身在那一個「時」、「空」，都離不開中國，從而為了他自己的發展，他將不得不重新認識中國、理解中國，不得不進行一場自我的、自動的、自主的中國化，進而認同中國的歷程。

事實上，當今的中國已經開啟了分享國際話語權的努力，中國的硬實力已有了令人稱羨的表現，在軟實力方面由於起步較晚，而且在符號、工具，和技巧方面均不成熟，在傳播效果上也很有限，以往的改進方法，基本上往往是「借船出港」，採用西方的管道、西方語話的體系來敘述自己的故事，如今看來，最好的結果是西方「聽得懂，但不贊同」，依然是「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結果中國的話語權並沒有真正擴大，特別是在人文、社會方面，涉及價值系統的話語權，依然很大幅度受制於西方，受批判的情況並無明顯地轉變。例如中國大陸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綠色、包容、可持續」發展觀，「共享經濟」等極具未來性的價值觀，也沒有贏得全球有識之士應有的尊重和傳播。

「一帶一路」這樣「多贏」的宏偉倡議，更在西方的「國家利益」的成見，文化優越感的偏見和狹隘民族的嫉妒心態下，惡意地加以扭曲，刻意詆毀，也沒得到應有的合作和支持。

所幸中國的崛起其勢難擋，中國大陸如今的生活也標示著人類的未來生活的某些方面，從而得到許多個別外國人認同和驚羨，顯然中國的全面崛起正一步一步，一點一滴地摧毀西方的謊說，崩解西方的話語權。

特別是當前習近平致力的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升」，其努力的成就在面對未來、面對亞洲、面對世界的「話語權」爭奪上就顯得格外重要。從清代晚期以來，中國人開始了自強運動，不少仁人志士前仆後繼追求中國的復興，如今中國人在硬體方面正如習近平所說：「已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註17〕但是在軟實力方面，不能只是單純地冀望於「師夷以制夷」的唯一路徑，必須以硬實力為後盾，而且以自主的話語體系，自己的敘事模式，才能以多元話語打破西方單一話語權的宰制。一旦更多的西方媒體有了新的轉向，真正體現出對世界多元性的尊重和理解，台灣青年的認知、認同才能被震驚，受震動。「話語權」之戰，關係台灣青年在認同上的重新回歸，也是中共「和平統一」的新保證。

四、結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