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陳儀時期的台灣公費留學生陳弘

陳弘，原名陳伯熙，1924年生，台北市人，日據時期，就讀台灣學生名額上限為三成的基隆中學，全校過半學生是日本子弟。1941年11月，陳弘與其他台灣同學在畢業前四個月舉辦離別晚會，吐露長年被日本人欺壓的不滿以及對祖國的嚮往。會後，同學們製作印有代表FORMOSA的「F」紀念章，以海岸邊矗立的椰子樹為圖樣，象徵台灣風光。
陳弘與同學在畢業紀念冊上寫下臨別贈言，如「血濃於水」、「以血換血」和「FMAN萬歲」（台灣人萬歲）等，後被日本學生發現並報告校方，日本憲兵和警察以紀念冊和紀念章為證，指控陳弘等人秘密組織抗日社團。27名台灣學生遭關押在校，面對教員惡劣逼問與粗暴訓斥，還被日本學生動用私刑制裁。
數日後，所有台灣學生的家中都遭到日本特高員警（掌管政治思想犯罪的日本特務）搜查，紀念冊、筆記本、日記和信件全數扣押。27人中5人被捕，其他被處分無限期停學，這就是日據時期轟動全台灣的「FMAN事件」。陳弘和其他人因此無法在台灣繼續升學，不得已才選擇到日本念書。後來一位日本女作家田村為此撰寫了一本書籍，書名《台灣人和日本人》，副題為「基隆中學FMAN事件」。
1942年陳弘到東京念書。日本投降後，他返回台灣，1946年考取公費生前往上海復旦大學。陳弘說：「我是學經濟的，但是一輩子也沒有搞經濟。」結果在審判日本戰俘時卻與翻譯結了緣。
1952年，他到公檢法系統「東北工作團」為撫順日本戰犯的調查審訊工作當翻譯。二戰後期，大量在東北的日本部隊被蘇聯整建制俘虜。1950年，近千名日本戰俘被蘇聯政府移交中共，其中有高級將領、偽滿政府高官，也有普通士兵。
陳弘說：「到達撫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對他們進行認罪檢舉教育……這些戰俘在蘇聯被關了五年，都不知道日本情況怎麼樣。我們還給他們介紹了當時日本的國內形勢。」
陳弘接著說：「我心裡想，我的地位完全不一樣了。不再是基隆中學那個受欺負的少年了。揚眉吐氣了。那時候我深刻地感覺到，我們真的當家做主人了。」本文取材《番薯仔兩岸留痕》中陳弘口述。有關陳弘與台灣光復初期留學大陸台灣學生的故事，另見鐘明宏著《一九四六‧被遺忘的台籍青年》，沐風文化出版社出版－－編者。

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了。一時間國民黨忙著接收工礦企業，顧不上關心教育，好的教授沒來，台大遲遲不能開學，而建設新台灣又亟需人才。在此情況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計畫招考一批台灣學生到大陸，上有名的大學，而且是公費，這非常吸引人，所以大家踴躍報名，大概四、五百人參加考試，錄了一百人。

考慮到這些台灣學生不懂國語，擔心到大陸來聽課有困難，又把這批學生集中到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突擊學習國文國語，同時學本國歷史、地理和三民主義。三個月後，根據考試成績和本人的志願，分配到北大、南大、武大、暨大、復旦、同濟和廈大等學校。

當時，大家對國民黨還不大瞭解，擔心來了以後公費會斷，會出問題，於是成立了一個台灣省升學內地大學公費生同學會，選江濃擔任第一任會長，他當了兩任。第三年選我當會長。1949年後，兩邊的同學不可能再聚會改選，所以我這個會長到現在還沒有卸任。

我和其他四位同學一起被分到了上海的復旦。當時內戰已經開始，各地的學生運動也如火如荼，一張張白紙不紅不黑的台灣學生成了左右兩邊爭取的對象。1946年12月，北平發生了沈崇事件，元旦那天我們在外灘南京路遊行，聲援北平，抗議美軍暴行，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走上街頭，喊出美軍滾出去，打倒美帝國主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我們作為二等國民的台灣人，根本就沒有這種權利。

我來大陸上大學之前訂了婚，未婚妻是楊慧華，為了縮短學期，早一年回去結婚，我特意考插班生上了二年級。1948年暑假我返台休假時，跟我的未婚妻講，再堅持一年我就畢業了，明年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了。誰知回到大陸以後，國內形勢發展很快，遼沈、平津戰役結束，淮海戰役也已經開始。

抗美援朝以後，我看統一台灣遙遙無期，經組織同意，寫信勸我的未婚妻楊慧華到大陸來。可是她的父母不放心她過來。三次書信往返，她還是舉棋不定，我想既然不能決定，就不要互相耽誤青春，於是提出解除婚約。後來才知道，她為此哭了三天三夜，結果給我回信同意了。

儘管解除了婚約，但是她認我父母乾爸乾媽，始終保持著親密關係。我媽媽10年癱瘓在床，楊慧華常去看她，照顧她。我媽媽為了我後來眼睛哭瞎了，但是聽到聲音，就知道她來了。每每提到我，母女倆就抱頭大哭。我媽媽勸她趕緊找個物件，不要等我了。我大學畢業一天都沒有孝敬父母，是她替我盡了孝道，這讓我萬分感激。

我在日本工作時，弟弟妹妹來看我，知道我的情況後，回去告訴了楊慧華，她提出想到東京來看我。我們在東京見面時，我不由得跪下向她表示感謝，這是出於真心很自然的表示。後來張克輝寫《雲水謠》劇本，還把這一段情節附會到男女主人公身上。

我現在的老伴當年到外國語學校學習時我們就認識了，但當時是上下級關係，不能談戀愛。跟台灣未婚妻解除婚約後，直到她要到朝鮮的前夕，我跟她正式提出來。她從朝鮮回來以後我們才結婚。

我第一次返台是1990年，帶著老伴。那次最主要的目的是為父母親掃墓。我是長子，但大學畢業後一天都沒有孝敬過父母。這雖然是客觀造成的，不是我的意願，但生不能奉養，死不能送終，我不孝啊！我母親為我眼睛都哭瞎了，她不知道兒子是死是活，心情難過，吃飯的時候，碗筷都給我留一份。如今，天人兩隔，我唯有在墳前深深鞠躬、燒香、賠不是。在台灣，我見到了弟弟妹妹和他們的家人，三代人團聚，讓人難忘。

第二次回台灣，是從日本去的，而且是以公費生的名義。當時，我在復旦的同學林金莖恰好擔任台灣駐日本代表。我去找他，提出返台的要求，台灣有規定，公費生回去有特殊照顧，可以帶夫人，但需要有證明。他是我的復旦同學，當然最能證明了，結果很快給我辦了簽證。那次我還帶了女兒和外孫，算是沾了林金莖的光。

第三次回台，是2009年隨全國台聯組織的第一屆老台胞返鄉謁祖文化參訪團，當時接待單位的理事長是許文彬律師。第一天在機場，我們走的是特殊通道，迎接的人捧了兩把鮮花，一把送給團長林麗韞，另一把送給我，理由是因為我年紀最大。

歡迎宴會上，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左邊是林麗韞，右邊是彭騰雲，許文彬律師坐主位。他問我是什麼時候到大陸的？我說我是公費生。他說：「我舅舅也是公費生啊！」我問是哪個，他說是林金莖。我就講了跟他舅舅是同學和同室的關係。許文彬很尊敬他舅舅，所以在後來的接待行程中，他逢人便講我是他舅舅的同學，而且視我、彭騰雲和鄭堅三個公費生如長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