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清奈峰會:有亞洲特色的大國外交

張登及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今年10月1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往印度清奈,與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D. Modi)進行非正式會務,隨後並往尼泊爾進行國是訪問。西方與台灣媒體或許是過於執著美中對抗下,美國施行「印太」戰略拉攏印度有所成效,加上習近平在提出的發展關係六點建議當中,沒有提及「一帶一路」,也沒有具體解決邊界爭議與克什米爾危機的主張,遂被解讀為欠缺實質的儀式性外交。

筆者以為恰好相反,正因為中、印兩國都不是西伐利亞(Westphalian)體系與視野產生的傳統強權,而是具有豐富東方歷史遺產的文明大國,所以從去年雙方的武漢非正式會晤到今年的清奈非正式峰會,都展現了求同存異、務實彈性的風格。雖然後來印方在RCEP曼谷談判中最後撤出,卻並未衝擊中印關係,印度仍是稍後舉行的「中國進口博覽會」主賓國與進口增幅最大國,習、莫兩人亦在巴西「金磚集團」峰會順利會晤。這種便利務實的「中印+」模式,既是「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表現,更承襲了1955年「萬隆會議」的傳統。萬隆會議就像亞洲,是多采多姿的調色盤,延續萬隆精神,或可稱是「有亞洲特色的大國外交」。

從西伐利亞體系的角度解釋中印關係,當然仍有相當解釋力,其核心即是「權力平衡」與它的改進型--「威脅平衡」。更何況權力平衡與威脅平衡並不是西方的專利,中印古代都有豐富的現實主義思想的遺產。中國古代既有儒家層級同心圓的「天下」世界觀,印度也有曼陀羅(Mandala)同心圓外交視野。中國古代還有法家、兵家的現實主義,印度則有外交實踐纂集而成的政事論(Arthashastra)。中印都經歷西方外力東漸挑戰而濡染富國強兵的制衡之術,但東亞與南亞在喜馬拉雅山的間隔下,又根本限制了西伐利亞邏輯在兩國產生威脅感的效果,反而一定程度保留傳統智慧發揮的空間。這也是雙方都堅持獨立自主、不結盟原則的物質與非物質性條件。

誠然印度崛起之際,正逢美中結構性緊張升高,莫迪為求人民黨長期執政,多少也採取了民族主義動員與民粹色彩的政策。加上中國大陸確實是印度最大入超國,印度擔憂在產業分工體系上居於下游的地位凝固化,當美、日希望在東亞制衡北京而力不從心時,從地圖上看很自然會看到澳洲、印度,所以美、日、印、澳四方防務對話最為論者樂道。但「四方防務」固然有馬拉巴爾(Malabar)軍演這種高強度的表現,但日、印、澳三方又並未認同將它轉形成正式軍事同盟。所以對印度而言,四方防務完全不需要也不可能取代兩個發展中國家和歐亞大陸的架構:「金磚集團」與「上海合作組織」,甚至同時參與的結果才印證了印度在曼陀羅中心的樞紐角色。權力平衡與威脅平衡的視野會期待印度向美、日一邊倒,實際上連日本也在美中之間實行平衡。印度在這種高明的周旋中取得安全和聲譽,得到北京的欣賞又吸引美日的爭取,是地道的亞洲特色。

過往很多西方研究指出,北京在傳統天下體系崩潰後,不但照單全收西伐利亞體系的主權理論,還變成近代初期此理論下最頑強的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行為者,而「韜光養晦」卻堅決反對「干涉主義」就被解釋為中國信奉硬性現實主義到堅持繁文縟節程度的證據。不過逐漸成形的「武漢-清奈模式」將有機會打破這樣的迷思,說明兩國繼承亞洲傳統,又能兼顧現實利益的外交特質。在外界眼中,「武漢-清奈」似乎是一種無內容的即興,實際上卻是擺脫儀式、文件、協議,在「無為而無不為」中加碼信任的新模式。

中印關係沒有必須一決高下的結構性因素限制,所以出路本來就比冷戰時期的美蘇與當前所謂「修昔底得陷阱」下的美中關係要寬。加上美蘇是意識型態天敵,實際行為上又都是現實主義教主,更變成零合競爭關係。中印關係有相當的機會能示範出一種超越冷戰的模式,使雙方在發展對接與現代化過程中求得雙贏。如果「武漢-清奈」模式能堅持10年,國際關係歷史將能解除修昔底得的詛咒,翻開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