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將走出歷史困境

10月22日，日本舉行126代天皇德仁登基的「正殿之儀」，中國派出二把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同時進行訪問，為來年春天習近平訪日暖場。行程中，王岐山與日相安倍晉三及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舉行會談，傳達習近平「原則同意」明年赴日國事訪問，此為中日關係全面恢復的重要訊號。

2010年9月，中、日在釣魚台海域發生撞船事件，關係急轉直下，其後更因野田佳彥首相「國有化」釣魚台使雙方陷入1972年9月建交以來的關係低潮，釣魚台爭端突顯日、中的地緣戰略矛盾，其間台灣的戰略地位促使日本在中、日博弈中加碼台日關係。此外，3．11震災後，台灣對日本雪中送炭亦使台、日民間的認知情感急速升溫，根據2018年台北駐日代表處的調查，亞洲國家或地區中，日本人最具親近感的是台灣，台北、東京斷交後維繫雙邊實質關係的「七二年體制」因之漸趨鬆動。

相對於低迷的中日關係，台日關係水漲船高，此正值馬英九執政。或有人認為，台日關係突破為天時地利，無關馬政府的對日政策，只因日本在對中戰略中需要台灣，而政府亦可順勢而為，謀求與日本的安全戰略合作，共同對抗中國，此即為蔡英文近四年來的對日外交基軸。然而，形勢比人強，蔡政府的對日外交乏善可陳，與安倍家族及日本民間對台友好形成強烈反差。

日本外交與絕大多數國家一樣，以國家利益為依歸，向來無涉首相個人的主觀好惡。為日本策定戰後國家基本戰略的吉田茂首相，在中共建政前曾言，個人雖恨極共產黨，但不論中國是紅的或是藍的，中國仍是一個天然的市場，而日本必須想到市場。因此，依附美國，受美國宰制，絕非日本所欲，與新興的中國交好，以平衡美、俄兩強，謀取日本的獨立自主與國家安全，始為日本安身立命之道。

誠然，中、日仍存在歷史問題、東海爭端，安倍與王岐山會談時也直言不諱，但日本不存在與中國對抗的選項。誠如中國駐日大使孔鉉佑所言，日、中應「增強夥伴意識，摒棄對手思維」，因彼此是搬也搬不走的鄰人。

對台北而言，日本無疑是美國之外，最重要之與國，與日本交好為藍、綠共同的外交訴求，但兩者對日外交路數殊異。馬英九執政時的台日關係諸多突破關鍵在兩岸關係良好，提供台日關係不少槓桿，撬動日本鬆開「七二年體制」的桎梏，但蔡政府對日訴諸台、日特殊情感，期待日本成為其「反中」、「抗中」的靠山，甚至為台灣挺身而出。蔡英文的「感性」不僅強人所難，更使台灣重新成為中日關的問題，迫使日本台海兩岸間以「理性」二擇一，徒損台日關係。

王岐山與安倍會談時，要求日本恪守中、日四項政治文件確立的原則，穩妥處理好台灣問題，而安倍亦回應「願妥善處理台灣等敏感問題」。無獨有偶，10月26日大陸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第15屆「北京—東京論壇」上，要求日本在台灣問題上「重信守諾」。此不禁令人懷疑，待來年習近平訪日時，雙方共同發表「第五項政治文件」，重新拴緊「七二年體制」，蔡政府會繼1972年再被日本拋棄。

11月5日，第14屆「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在泰國曼谷閉幕，是項會議除「東協加6」外，另有美、俄共18國出席，為印太地區各國領袖重要對話機制。川普上台後雖高談「印太戰略」，但對出席「東亞峰會」態度遠較前任歐巴馬消極，連續三年缺席。

相對於中、日、韓及印度等主要國家皆由總統或總理親臨峰會，美國以總統幕僚層級官員出席，意味無意主導議題，更與美國國防部的《印度－太平洋戰略報告》所宣誓之重視「東亞峰會」態度相左。其實，「東協加6」支持「全球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調性與川普的路數大相逕庭，「川普外交」應無心於「東亞峰會」，而東協國家中亦有批評川普「輕視亞洲」的聲音。《日本經濟新聞》評論質疑戰後以來美國主導的亞洲秩序是否走向終結，而開端於今年「東亞峰會」。

此次峰會援例發表主席聲明，聲明中有關南海的內容顧及北京立場，捨「強烈擔憂」的牽制大陸措辭，採取較緩和的「予以關注」一語，此意味東協等周邊國家意識到大陸對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重要作用，不願域內國家對立尖銳化。「東亞峰會」突顯大陸的影響力，儼然成為北京的主場外交。泰國前外長坎達提（Kantathi Suphamongkhon）認為此顯示美國在印太區域的地位大不如前。

在亞洲秩序的遞變中，中、日、韓三方的合作至關重要，藉「東亞峰會」，中國總理李克強與日相安倍舉行場邊會談，雙方確認建構「中日新時代關係」，並計劃在12月下旬於四川成都召開「中日韓峰會」，合作實現朝鮮半島的完全無核化，共同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及《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等議題。

中、日、韓三方啟動合作機制20年來，貿易額從1,300億美元成長至7,200億美元，不僅彼此互為重要的經貿夥伴，中、日、韓的經貿互動亦為東北亞經濟發展及建構東亞新秩序的主要驅力。然而，對日本而言，「美日同盟」仍為其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日本始終追求美國不缺席的東亞多邊合作機制。

因此，安倍須周旋於中、美之間，但退群TPP及消極應對RCEP的川普令安倍的外交陷入尷尬。川普主政後，美國從多邊主義的後退，使RCEP談判中的美國因素弱化。在對中外交上，安倍亦不必與川普對華戰略亦步亦趨，得以採取對中接近政策，避免捉摸不定的川普在中、美貿易戰中階段性休兵，使日本繼1972年，再遭美國所棄。

誠然，在戰後的東亞國際政治中，中、日常互為對美外交博弈之工具，使中日關係存在脆弱性。美國東亞研究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在新著《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中指出，「歷史問題」使中日關係在良窳間擺盪。

在亞洲秩序重構中，如何結構性建構中日關係，而不是互為工具性的操作，如此始能實現超越歷史的「中日新時代關係」，其間日本須誠實反省「侵略歷史」。

「中日新時代關係」下，李克強不忘提醒安倍須恪守「一中原則」，但蔡英文總統若能務實應對東亞變局，莫以膝射式的「不可能」情緒性回嘴大陸的對台政策，應可在兩岸關係中創造「利台」的機會，不使「一中原則」成為台日關係的緊箍咒，否則台灣更將自外於亞洲秩序的重構。

日本人的語言文化深諳創造性的模糊，使得日本在「七二年體制」下，得以避免「二擇一」的外交尷尬。日本評論作家野島剛認為「中國很重要，但是台灣很特別」。因此，中日關係改善是真的，台日友好亦是確實的，日本人表達上的「建前」與「本音」看似矛盾，實為一體，兩者間無真、假的問題。

不理解日本對華政策的特殊性，諸如在「國慶賀電」上出口轉內銷，為蔡英文連任趕業績的政治操作，只會落得日本對台灣聽似絕情的澄清。在日本的「一中政策」的「建前」中寓含「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本音」，只要兩岸心照不宣，自可各自解讀，此亦維繫兩岸關係無可或缺之智慧。

蔡政府無須「強迫取分」，拉安倍或麻生為「兩國論」背書，而習近平亦不必要求日本重申1972年日、中建交誓言。安倍應熟知武士道的哲理，在習近平訪日時，兼顧中日關係的「義理」及台日關係的「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