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夢與體制內左派的悲劇

陳儀和二二八，是台灣光復後歷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事件」的組合。一般人所知的敘述大抵就是：光復之初，台灣被一群「乞丐兵」接收，接收大員「五子登科」與民爭利，行政系統腐敗混亂，走私黑市乘機而起，最後緝私隊員毆打賣私菸老婦，省籍矛盾釀成民變，21師遣台鎮壓，全島進入白色恐怖年代，在威權下迎來資本主義發展及與之而來的社會問題。然而這種敘述的主要缺陷是沒有解答以下的問題－－除了官員貪污腐敗，還有沒有更深層的問題？陳儀的執政初衷主觀意圖如何？最近十餘年的一些著作，都提到陳儀的經濟計劃和統制的政策。其實，陳儀不但不是一個孜孜求官的昏庸官僚，反而是國民政府內的一個另類，是現代主義抱負和左傾情懷相當濃厚之一人。陳儀本人具有日本留學背景，熟悉日式軍事，考察過德國軍工，接受最新的經濟政策潮流；自清末進入官場起，他就屬於「非革命的社會主義」和經濟計劃思潮的活躍圈子，深信需要利用國家行政力量取代市場，最後更希望在台灣實行蘇聯社會主義式的計劃經濟。國民政府從30年代開始，便有意實行計劃經濟；陳儀及其所屬的國民黨技術官僚群體「政學系」－－其要員包括翁文灝、張嘉璈、熊式輝、何廉等人－－都屬於當時世界範圍內（尤其是法國、日本、滿洲）的體制內左派「革新官僚」現象。如在二戰前後各國政府對經濟加強干預的語境下，檢視「革新官僚」陳儀的計劃經濟夢，也許會有一些新的發見。

計劃經濟思想起源於19世紀歐陸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不是納粹主義的National ）。1840年代最早提出計劃經濟的是法國貴族、產業革命思想家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弟子中的左派領袖孔斯通坦．培克（Constantin Pecqueur）。同時，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提出一套打倒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理論，反對自由貿易，認為國家應通過貿易保護政策和提高生產力，累積經濟力量。聖西門主義和李斯特主義，都有一種今人稱之為「超現代主義」的抱負；這也是其理論結構上的缺陷，亦即嘗試由國家控制經濟發展，自上而下改造社會和民生，假定國家要推倒私人利益，可以全然不顧政策落實到基層要面對的現實。這為日後計劃經濟的絕大部分實行者，製造「是否應犧牲少數」此一不可能民主解決的「電車難題」。1879年，德國宰相俾斯麥面對自由市場下發生的經濟衰退和左翼政黨的挑戰，開始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包括鐵道國有等，但同時面對勞資階級矛盾，提出多種社會保險立法。俾斯麥是第一個自稱實行社會主義的主要國家領袖，但完全是在容克貴族體制下「左傾」，以圖遏止階級鬥爭，同時發達國家和產業資本，趕超英國經濟。

1914年一戰爆發，德國軍需局長、猶太人瓦爾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為該國的軍事動員，設計了世界上第一個計劃經濟，各行業設置「軍需公司」，處理數據之多甚至需要打孔式電腦。列寧一直關注德國經濟情況，把拉特瑙設計的系統稱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但認為其可以直接轉化為社會主義。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放棄世界革命，實行「一國社會主義」，大力推動多個五年計劃，成功使該國逃過1930年代的國際經濟大蕭條，引來全球知識界和政經界的矚目。然而，蘇聯在奪取富農財產的過程中，餓死、流放數以百萬計的國民，並間接引致30年代中後期的大肅反。這些在二二八發生的年代，尚未完全得到披露。西歐在兩戰間，也出現一批以比利時勞動黨領袖安里．德．曼（Henri de Man）為首的，「非左非右」的「計劃主義者」，認為應該以計劃燙平市場的不穩定，建立經濟行政型國家。同時，美國等地也出現「技術官僚運動」，倡導以新型專業行政人員取代舊式官僚政客。

陳儀的政治生涯，實際上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在東亞傳播的一個縮影。在1880年代，日本政府在松方正義領導下，實行私有化、通貨緊縮和自由市場政策。一些官僚和知識分子甚為不齒，於是在1889年，大島貞益、富田鐵之助譯校了李斯特的著作，並組織「國家經濟會」推動國家社會主義。1906年，桂太郎內閣宣布鐵道國有。這連同一系列公營事業和專賣，使日本當時被國內外媒體稱為歐洲以外最成功的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在台灣推動專賣政策的後藤新平，就出任了國營企業南滿洲鐵道和日本鐵道院總裁，並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提出一個富有超現代主義色彩的東京重建方案，雖然因阻力太大而胎死腹中。受日本鐵道國有政策刺激，中國的革命和立憲主義者，都注意到國家社會主義，並紛紛於兩派在日本發行的刊物上進行論戰，但其實立場基本高度一致，即中國將來必須實行國家社會主義。

陳儀於1902-1907年留學日本，在日本士官學校接受數學能力有相當要求的砲兵訓練，成為中國軍界中的技術官僚。其時陳參與了光復會，會長章太炎就推崇國家社會主義，並於民國成立後把它列入「中華民國聯合會」的綱領。出身浙江紹興的陳儀，青年時期也與魯迅過從甚密，魯迅甚至多次在失意時表示要投奔陳儀幕下。1911年，曾在訪日中見過桂太郎和後藤的滿清郵傳大臣盛宣懷，效顰日本進行鐵道國有，實則為了掠奪私有財產以作為外債保證，引致辛亥革命。其後，孫中山、宋教仁也都表示不願逆轉鐵道國有政策，認為有必要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孫中山最後在1919年提出富聖西門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色彩的「實業計劃」，為歷屆國民黨領導人奉為圭臬。北洋政府的一些官僚，如袁世凱總統下的財政總長周學熙和農商總長張謇，也明確表示要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張謇甚至把它具體為「棉鐵主義」，即中國以國家力量結合部分民族資本，大力發展棉花和鋼鐵的進口替代和出口。

1917年，曾留德受砲兵訓練的總理段祺瑞，領導中國向德國、奧匈帝國宣戰，參加一戰，原擬向美國借款，向歐洲派遣中國「參戰軍」，以爭取在戰後和會奪回外國租界利權；當時預定的參戰軍指揮軍官當中就有陳儀。同年，陳儀被選派在日本陸軍大學接受訓練。其時日本首相寺內正毅希望走出「廿一條」的日中關係谷底，派助手西原龜三接洽段祺瑞，提出為「參戰軍」和「棉鐵主義」提供融資，嘗試建立「東亞經濟同盟」；同時寺內示意西原撰寫一本提出以國民收入超過兩百日圓為指標，按德國模式在日本全國進行經濟計劃化的宣言－－「經濟立國策」。對華貸款原有項目，就包括在浦口建立「中華民國國立第一製鐵廠」，使中國鋼產量從30,000噸增加到11.25萬噸。此項目的具體計劃，是由農商部兩名留歐地質專家丁文江、翁文灝撰寫。該構想首先由留美的財政、農商總長周自齊於1916年提出。周來自另一股推動國家資本擴張（實已變質為官僚資本主義）的力量－－從晚清郵傳部走出來的「交通系」，其領袖包括梁士詒、葉恭綽等；後者甚至於1925年曾為段祺瑞政府提出一份極為雄心壯志的「鐵路交通建設計劃提案」，以63,000萬元建造兩條南北、四條東西幹線，包括武漢長江大橋。陳儀的兄長陳威，就是交通系的幹員，曾任郵傳部官員、財政部司長、中國銀行副總裁等職。

1920-1924年間，陳儀迎娶日本教官女兒古月好子後回國，並退出軍界，與同樣對政壇失望的張謇密切合作推動墾殖「模範城市」南通，為張所遣赴日與澀澤榮一商討融資，並與陳威興辦山東礦業，積累不少實業經驗。1924年起，陳儀獲其於日本士官學校的前輩、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招為浙軍第一師師長，參謀長為同在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葛敬恩；葛日後出任陳儀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孫傳芳當時被視為國民黨外最有希望的軍閥，受到具有法西斯傾向、正與國民黨競爭的青年黨（又稱「國家主義派」）支持。孫並招攬了些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如丁文江出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上海市長）。正如後藤新平，丁也提出了一個超現代主義的「大上海計劃」，希望打造一個日後能收回租界的模範都會。

1926年，陳儀倒戈國民黨。在北伐成功後，陳於1928年3月出訪歐洲半年，兼為國府採購軍火，策劃者是德國顧問包艾爾（Max Bauer）。陳途中考察了德國於1918年推翻帝制後成立的、由社會民主黨執政的「魏瑪共和國」的軍事工業－－也就是當年拉特瑙參與建造的體制。回國後，陳儀於1929年4月獲蔣介石任命為行政院軍政部兵工署長，負責國防工業，同時出任國軍「教導團」總監。該兩個師採用最新德式訓練裝備，擬對全軍起示範作用，可惜因抗戰過早爆發而未能成功。陳在任內一手提拔了以清廉著稱的留德才子、日後出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在1933年接任署長。從此時到20年後國民黨丟掉大陸之間，中國經濟政策簡單而言是三條路線之爭。第一是傾向自由經濟的本土金融資本家，比如張嘉璈、陳光甫，但他們也不完全反對政府干預或進行一定計劃。第二是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主張全盤依照從上到下的經濟計劃和國家對各行業進行壟斷（即「一業一社主義」），對資源和金融進行統制。第三條是「計劃自由經濟」，可說是兩者之間的妥協，也被一些人視為過渡到全面計劃經濟的一個階段。

早在1929年10月華爾街股災之前，中國國內已經有不少響應蘇聯建設計劃經濟的呼聲，包括鐵道部長孫科、建設委員長兼浙江省主席張靜江，甚至代表金融資本的孔祥熙、宋子文都提出過一些若干年度的建設計劃。從1929年起，一些比較實幹型的省區領導人也提出「一省計劃主義」，如張靜江（浙江五年計劃）、閻錫山（山西十年計劃）、陳濟棠（廣東三年計劃）、劉鎮華（開發西北計劃），不少成效甚著。1932年，國民黨左派領袖、實業部長陳公博首次為全國提出「四年計劃」，希望在華東地區建立完整工業體系。同年，因應九一八事變日本侵華，蔣介石下令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由丁文江、翁文灝、錢昌照等人領導，並於1935年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獲納粹德國融資，推動了一項「重工業五年建設計劃」（後改為三年計劃），於湖南等地建立機械廠、軍工廠，甚至由蔡司協助建設光學器材廠等，德國則得到中國所產出的多種鎢礦等軍需礦產。這是中國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並成功落實一份多年度全國性工業建設計劃，被美國史學家柯偉林（William C. Kirby）稱為「國民黨的大躍進、洋躍進」，然而不幸因日本侵華而中斷。資源委員會在工礦後撤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並提出新的戰時三年計劃，指導了玉門油礦開採等大後方的重點軍事和能源項目。

在這裡很有必要介紹陳儀所屬的國民黨內「政學系」。政學系的起源與黃興有關，是他在一戰時期於東京領導的一個中國國會議員組織「歐事研究會」的承續，自然很早就關注到歐洲的戰時經濟動員。在30年代初領導政學系的楊永泰，就是在孫、宋倡導國家社會主義的民國元年當選第一屆國會議員。1935年，政學系的規模已經可以抵禦國民黨左派、CC系、孔宋等主流派系，被稱為「省府主席十有九，行營主任五占三」，而且比他們更具備技術官僚色彩和經濟計劃頭腦。楊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期間，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國營農場「金水農場」，並重新提出修築武漢長江大橋，不幸於1936年被CC系行刺。政學系幹員除上文提到的劉鎮華外，還包括資源委員會的翁文灝；前中國銀行總經理、在鐵道部長任內提出五年建設計劃的張嘉璈（慶應）；先後擔任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的張群（日本振武學堂）、熊式輝（日本陸軍大學）；以及該局副秘書長、以創辦南開物價指數著名的經濟學者何廉（耶魯）。中央設計局是國民政府的行政經濟最高計劃機關，其成立背景是從1935年12月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開始，就有黨內呼聲要求設立「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代會提出「抗戰救國綱領」，宣言根據民生主義實行計劃經濟。但計劃經濟的主觀性乃至任意性，很早就受關注，如1939年11月五屆六中全會，有代表批評政府沒有搞好要素的配合和長遠規劃，要求效法蘇聯，嚴格根據調查研究進行具體計劃，可見當時蘇聯計劃經濟形象甚為高超。

「中央設計局」應運而生，在1940年7月五屆七中全會上通過成立。蔣介石提出所謂「行政三聯制」，即一項政策應通過計劃、執行、考核三個環節，分由三個機關負責，中央設計局就是負責第一環節，而省區則成立「設計考核委員會」。熊式輝和何廉領導下，中央設計局不但指令各部門跟從「計劃與概算程式」，達到了公文格式和審批程序的形式上的統一，且審批的中央、地方預算和作出的行政建議數以百計，成為國民政府內行政科學化的中流砥柱；該局的構成也很進步，有馬克思主義者陳伯康（東京帝大、早稻田）陪同孫科訪問過蘇聯的陳伯莊以及女經濟學者陸慶等。中央設計局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完成了戰後復興五年計劃的擬定（全稱「第一期國家經濟建設總方案－－物資建設五年計劃草案〔提要〕」），提出在期內修建1.4萬餘公里鐵路、近6萬公里公路、增加煤產3倍、鋼鐵5倍、銅產10倍等。在制定過程中，翁文灝主張全面國營，而張嘉璈、盧作孚等人則力爭私營，陳伯莊則反對過急的增長指標，各方鬧得不可開交。最後何廉提出「計劃自由經濟」概念，建立大政府進行計劃下保留大市場的混合經濟，並對國家和私人資本進行分工，即由國家獨佔郵電、造幣、軍工、主要鐵路和大水電廠，並與國內外資本合作開發油田、鋼廠、航空、水運等，除此之外概特許私人資本經營，條件是必須由國家審核其符合經濟建設總計劃內容。顯然，這種安排必定會造成很大的權力尋租問題。當時有論者就認為，「計劃自由經濟」縱然不完美，但只是過渡，是「使自由經濟逐漸向計劃經濟就範、轉化」的階段。對於以計劃經濟為目標，國民黨內並無共識。據何廉謂，計劃送到行政院長宋子文處時，宋的反應是「但這是用中文寫的。」要求英文譯本。可見，宋子文雖在別處或有贊同計劃和統制的言論，但口惠而實不至，甚至對此不屑一顧。

為準備接收淪陷區，中央設計局在1944年成立「東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沈鴻烈，政學系）和「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陳儀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其深厚日本知識、對台灣事務的長期關注，以及在福建省主席和國家總動員會議主席任上的經濟統制經歷。陳儀在一年內主導了大量準備工作，包括編製13本有關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指南，以及翻譯50萬字台灣各類法規。1945年1月，陳儀公佈「台灣接管計劃綱要」，第32條指定敵產（包括與台人「合有」者）「一律接收，分別交由國營事業機關或正當民營事業組織接辦」；第37條規定工礦商機關之處理經營，「以實行三民主義及實業計劃為原則，配合國家建設計劃，求其合理發展」。單是這兩個條款，已經規定了台灣戰後經濟必然朝著以國營事業和計劃化為主體的方向發展，但並不排除敵產的有限私有化和計劃自由經濟中的若干自由成分。

同在44年，預計戰後中國將迎來某種多黨憲政民主下，政學系甚至有意組建一個能變成政黨的「政治集團」，並由何廉著手建立一個獨立於國民黨財政的「捐獻基金」；他們的意圖竟然得到了蔣介石的允許。然而，這個體制內左派、計劃主義、技術官僚的政黨，隨著戰勝後政學系幹員被派遣全國各地進行接收而無疾而終。

其中，陳儀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張嘉璈出任東北經濟委員會主任、中國長春鐵路理事長（即滿鐵總裁），開始與蘇軍開展艱難的接收談判。三人被蔣恰當選中，都是因為熟悉日本事務，與台灣社會以為接收大軍是「乞丐兵」截然相反。從1945年10月下旬陳儀抵台始，台灣進入政學系執政時期，其主要挑戰者是黨內CC系；這也增添了日後二二八事件中與陳儀的政治鬥爭的複雜性。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