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的富，窮的窮，不行的

徐兆麟是1946年15歲時在台灣參加國軍後到大陸打國共內戰的新竹人，被俘成為共軍，曾準備渡峽「解放」台灣，但因韓戰引來美軍協防，正式納台灣入美國統治集團的勢力範圍後中止，他本人也因此一直到1994年才得以重返故里。本文為徐兆麟晚年自述，原刊台海出版社出版的《番薯仔兩岸留痕》，略有刪節，題與小標為本刊所擬。編者

我是台灣的客家人，我們家是從廣東蕉嶺縣遷移到台灣的，到我這一代為止，已經是12代了。

我曾祖父生了三個兒子，這三個兒子都成了腦丁，就是從事樟腦生產的工人。台灣出產樟腦，生產樟腦有一個複雜的工藝過程，從事這項工作非常辛苦。

嚴格講，我家好幾代都屬於工人範疇。由於日本人的壟斷，樟腦生產很苦，腦丁的生活也很艱難。我父親30歲之前也是腦丁，既是小業主，也是體力勞動者。從我記事開始，我父親就在苗栗大湖街下面的一個鄉里做樟腦。

我有幾個妹妹，台灣當時也是重男輕女，家裡只把我和哥哥兩個男孩子留下來，把三個妹妹全都送出去給人家當童養媳，家裡窮得養不起嘛。

我七歲的時候，父親改行到宜蘭三星鎮林場當了伐木工人，把我和媽媽、哥哥留在了苗栗的大湖鎮。我媽媽就做些臨時工，掙些錢養活我們。我上小學不久，我媽媽把我們兩個也領到了宜蘭。那時候上小學也很辛苦。日本統治下，為了奴化台灣，凡是林區的學生乘坐小火車不要錢。我們林場離三星鎮大約有幾十里路。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媽媽就起來做早點，讓我們吃完，匆匆忙忙趕到火車站去坐頭班車。火車半個小時才到三星，我們就在那裡上學，僅在路上每天就要三、四個小時。

我上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放學我沒等哥哥（他旅行去了），自己坐著森林火車回家了。到了林場站下了車，有個林場的裝卸工人在車站正等著我呢。他跟我說，你不要回家了，你爸媽走了。你爸媽留下話，讓你坐火車再回去兩、三站，然後下車，那裡有個工頭，讓你住在他家。

那時候我才七歲，突然沒了家，心裡難受極了。沒辦法，我就按照說的又坐火車返回，找到了這家。這家人說你父親跟我交代過了，你就住下吧。我住了大約一個多星期，我哥哥就回來了。見到哥哥我心裡才好過些。住了一個來月，工頭家不讓住，我跟哥哥就出來了。

爸媽去了花蓮，離著好幾百里路呢。我倆無家可歸，晚上住在小火車站，白天就出去買一點東西吃。這樣過了好幾天，我哥哥的一個同學回家跟他爸媽說了我倆的情況，她媽媽是個好心人，同情我們，就讓我倆到他家去住。這個阿姨當時40來歲，我記得她有個兒子哮喘，她家是種甘蔗的。我們兄弟倆在人家管吃管住，整整一個冬天。阿姨還拿我開心，說你們家不要你，你給我當兒子吧。

後來我哥哥給我爸寫了信，收到信我爸爸才知道一切。他馬上寫信給我爺爺。當時爺爺在苗栗三義做樟腦，我們倆就到了爺爺那裡。當時我爺爺50多，歲數也大了。做樟腦很辛苦，要把高高的樟腦樹伐倒，鋸成段，刨成片，然後放在蒸籠裡蒸三天三夜，把氣放出來，油浮起來，水沈下去，凝固了就是樟腦。我和哥哥下學回來也幫著爺爺奶奶幹活。當時樟腦是日本人專賣，生產的樟腦只能賣給日本公司，而且收購價格壓得很低，盤剝得很厲害。我快上二年級的時候，爺爺奶奶決定不幹了，全家搬回老家竹東，我在竹東上學，直到小學畢業。整個小學期間，我和哥哥幾乎就是留守兒童，今天在這家，明天在那家，寄宿。衣服得自己洗，上不上學學得好壞也沒人管。人家回家有父母，可自己回家卻見不到。當時雖然小，心裡還是挺難受的。不過相比之下，我比不用功的孩子學習還稍好一些。

當時日本人在台灣實行殖民政策，日本人與台灣人差別對待。同樣的工作，日本人的工資比台灣人高兩倍，台灣人就是二等公民，被歧視。學生在學校被日本老師打是家常便飯。老師在黑板兩邊放兩根很長的竹竿，你稍不留意，就被老師拿竹竿狠狠地敲一下。在學校我是副級長，又是副班長，同年級畢業生200多人，有三個優等生，我是其中之一。畢業典禮時我爺爺去了，送給三名優等生獎狀，當時我爺爺還有點光彩，覺得這個孫子今後能幹點事，有指望。爺爺一直保存著我的獎狀，直到他70多歲的時候，把獎狀交給了我嫂子，我嫂子過世前，又把獎狀交給了她的女兒。後來我姪女把獎狀給了我，直到現在還保留著呢！

3月份一畢業我考了高等科，就是小學畢業再加上兩年，高等科比較好考，而且不用掏錢，如果上中學、上中專家裡得有錢。記得當時美國飛機天天來轟炸，一天得跑好幾次警報，我們竹東還挨了好幾次炸。這時候我們搬到了陸寮坑（現五龍），是我外祖父的家鄉，我祖父租了一塊茶園，當時因為戰爭，茶很不值錢，三斤茶還換不了一斤大米。茶園後來就荒廢了，茶園挺大，還有果園和一塊稻田，我們都幫著打理。

8月份日本投降，林場沒活幹，我父親失業了，他從花蓮回到了竹東，把我和哥哥從祖父那裡也帶到了竹東鎮。當時台灣好多行業都不行了，為了維持生計，我父親買了一個帶電瓶的發電機，經常帶著我去河裡電魚。就這樣熬到了1946年9月的一天，我兒時的夥伴戴金和從部隊回來探親，返回部隊前他來我家看我，知道我沒上學，也沒有事情做，就勸我去當兵。他說當兵有幾個好處，一是學漢文；二是學普通話：三是以後台灣要實行兵役制，弟兄兩個有一個要去當兵，你去了你家的兵役就免了。我覺得有點兒道理，擔心我父母不同意，所以連招呼也沒打，當下就跟著他走了，身上沒帶一分錢，連車費都是他掏的。到了桃園兵營，我就留在通訊排當了兵。10月份70軍整編，我又到了步兵連。訓練一段時間後駐守新竹，後來又到了桃園機場。那時候就聽說部隊可能要去大陸，台灣兵人心浮動，有兩個偷跑了。沒一個禮拜，被抓了回來。我們全連集合起來，讓逃跑的趴在那裡，胳膊腿伸開，找來幾個精幹的，用扁擔輪番打300多下，直打到屁股都爛了，一個禮拜也不能仰著睡。從那以後逃跑的就少了。

1946年12月，部隊開拔了。我們先從桃園坐火車到基隆，直接就上了船。據說280團有好幾個台灣兵等輪船一開跳海逃跑了。長官吸取教訓，我們走的時候台灣兵一律不准上甲板，只能待在船艙裡。船開出好遠了，才讓我們上來，看台灣最後一眼，那時候看基隆港的椰子樹就剩下一寸高了。當時台灣兵都是小青年，中國歌不會唱，只會唱日本歌。太平洋戰爭中，日本人與美國爭奪太平洋上的拉巴魯島，死了幾萬人，最後撤出了。日本人曾編了一首歌，叫《再見吧拉巴魯》，這首歌跟我們那時的心情很像的，台灣兵就在甲板上唱起來，權將拉巴魯島當台灣，唱這首歌也算是惜別了。

三天後到了吳淞口。一下船，天氣冷極了，台灣兵都穿著單衣，有個士兵凍得連槍都拿不住，下舷梯的時候掉到海裡了。丟了槍可要倒霉了，不槍斃也得挨揍。我們在吳淞口的倉庫裡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起來到後面的小河邊洗漱，小河溝裡都結冰了。我們從沒有見過冰，大陸原來這麼冷啊，今後這日子咋過嘛！

在吳淞口住了幾天等棉衣，換裝之後我們坐火車到了南京下關，又坐擺渡輪船過了長江，當官的命令我們做好戰鬥準備，機槍都架在悶罐車的門口，說往北去弄不好就會碰到八路。到了徐州我們沒停，就開始行軍，第一天走得比較近，當晚住在一個村子裡，睡在老鄉家。第二天早上部隊要出發，一看，下雪了，白乎乎的，台灣兵都沒見過雪，很稀罕。

我們從徐州到魚台，走了兩三天。280團走在前邊，跟八路軍剛一交火，就被消滅了一個營，田富達、徐進星都是那個營的。280團不再走了，住在附近村子裡，挖工事。我們279團一看不妙，天一黑就往回走。我們台灣兵都是沒有經過戰鬥的，路過魚台西北面河道，河道邊上村莊裡八路軍打了幾炮，279團就放了鴨子了。兩、三千人潰不成軍，一直跑到魚台縣城附近，魚台駐軍88師不讓我們70師進去。團長沒有辦法，只好把我們帶到魚台城東北角的一個村莊，連夜修工事。第二天早上七、八點鐘，從西北方面跑過了七、八匹馬，連長他們有經驗，就說280團完了，我們這個旅就剩下279孤零零一個團了。後來把我們團派到金鄉縣城駐防，我們營被派到縣城西北的一個村莊，讓我們保護金鄉到單縣的公路。驅使幾百個老鄉和我們一起把我們佔的村子修成一個據點。時隔不久，還鄉團報告說離我們不遠的村子裡有土八路，營長就帶著我們七連和重機槍迫擊炮排大約200多人去抓。我們天沒亮出發，到那裡天剛剛亮。還鄉團也跟著去了。我們和還鄉團兵分兩路，從村子兩頭進去，想的是包圍起來搜查。可是還鄉團從那邊過來誤以為我們是八路，乒乒乓乓就開槍，子彈從耳朵邊飛過去，熱乎乎的。好在沒死人，誤會了。我們進村搜了半天也沒有找到一個土八路。營長下令把部隊拉出村，到大路上休息。這回可是真八路來了。營長趕緊下令讓我們後撤。我們朝後跑了一里多路，正準備抵抗，八路軍一個團就打過來了。一陣亂槍，營長被打死，士兵們四散逃跑。我那時候小，跑得也慢，跑到村子中間，看見路邊有個房子，就進去躲起來，誰想裡面已經躲進去40多人了，我只能站在門邊上。

不一會兒，八路軍就衝到了院門口，朝屋裡扔了幾顆手榴彈，手榴彈一響，裡面喊爹喊娘亂作一團。外邊八路軍喊繳槍，裡面的都不吭氣兒，我想你們不吭氣兒我在外邊可不能陪你們了。我喊著別開槍我出來，說著就出來了。八路軍的排長接過我的槍，一把拉我到他的身邊，躲到牆後面，他怕我被裡面的人打槍傷著。房裡邊的人看我出去以後沒事，他們也都出來了，就這樣40多人都投降了。因為我是第一個帶頭出來的，排長就把我記住了。結果這一仗我們100多人都被八路俘虜了。八路把我們帶回駐地，這時候已經是下午了。燜了一大鍋小米飯，大桶裡裝著菜，挑來了老鄉的很多碗，讓我們吃飯。折騰了一天，真的餓了，我也湊過去要吃飯。這時候那個排長過來把我一個人帶走了。排長是九連的三排長，他讓我把衣服脫了，拿過來一套八路軍的灰色軍裝讓我換上，又帶著我去了九連九班，跟他們一起吃飯，這是我第一次吃八路軍的小米飯。我在這個連隊待了兩、三個月，排長一直對我很好，每次行軍，我的小背包排長幫助我拿著，我的槍班長幫助扛著。

加入八路軍之後，團裡派我們九連單獨返回敵佔區執行任務。當時魯西南原來是解放區，後來被國民黨佔了一部分。有一天，要抓反攻倒算的保長，我們化裝成國民黨軍隊，他們都不說話，讓我說，我不會講普通話，南蠻子腔調，保長聽不懂，以為是國民黨的軍隊，不會跑，這樣就束手就擒了。那次我們連共除掉了兩個保長。

八路軍每星期都要開班務會生活會，班裡十來個人在一起做總結，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夠好，自己說，別人也可以提。我那時候到八路軍不久，對八路軍的情況知道得很少，哪知道什麼生活會，也覺得沒什麼可說，就靠在邊上聽著。正好團政委看望大家，看見我就問，人家都發言，你怎麼不吭氣兒？我說不知道要說什麼。政委一聽我的口音和說的話就覺得情況不正常，轉身問班長是怎麼回事。班長答不上來，連長解釋我是剛解放過來的，政委批評他，你們這樣私做主張想留就留不好，還問了我的具體情況，問完就走了。沒想到政委記住這個連裡還有我這麼個小戰士呢，不到一個月，就把我調到了宣傳隊。

我的同鄉戴金和那時還在連隊，有一次見到我，我正好身上有個雞蛋就拿給他吃，他挺感動。後來一段時間，他情緒不高，他在國民黨軍隊曾經一個月都不洗臉。其實八路軍對他也不錯，挺照顧，但他就是想家。有一天他到宣傳隊找我，說想回家。我說回家？那麼遠，好幾千里路，還隔著長江、海峽，你怎麼回去呀？他問我要不要一起走。我說八路軍待咱們挺好的，對老百姓也挺好，我不想走。但是他很堅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