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脫「貧困」和西方的給「福利」

一、中國特色脫貧的普世意義

2020年底中國莊嚴地對全世界宣佈，中國人民已經按現行標準全部脫離「絕對貧窮」，在脫貧攻堅戰中，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見「白皮書」以下同）中國的成績，贏得了國際上相當的讚譽，「脫貧」原本只是所有國家的「政治浪漫」、「政治幻想」，但是中國人卻將人類希望、夢想變成了「政治現實」。而且中國人不藏私，國務院發佈「《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簡捷而系統地敘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此一志業中，奮鬥、作為和歷程。為國際減貧事業提供了「中國經驗」 ，作出了「中國貢獻」。

「白皮書」一開始就是出中國「脫貧」特色在於中國的施策「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揮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堅持精準扶貧方略、堅持調動廣大貧困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堅持弘揚和衷共濟、團結互助美德，堅持求真務實、較真碰硬，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以上「六大堅持」其實就可以看作是中國脫貧的「秘方」，六大「秘方」分屬為「中國特色」和「科學精神」兩大類：在中國特色中，有秉承傳統的部分：即「以人民為本位」中，「堅持人民發展」、「堅持調動群眾」兩項，以及當代中國治理的「政治優勢」，即「黨的領導」、「集中辦事」兩項。另一個部分就是「科學精神」包括了「精準扶貧」、「求真務實」。但這也是得益於中國政治制度的設計，始得貫徹落實，平心而論，即這兩大類的作為，都不是其他國家與民族可以輕易模仿的作法。

「以人民為中心」是中華民族儒家政治文化的民本主義的基因決定的，在中國的知識菁英，一旦進入公門，就必定是以人民為目標，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公務員人人都能作到，但至少是中國公務員心中的道德要求。以脫貧工程為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講話中就提到：「在脫貧進程中，共有1,800多人『獻出生命』」這就非其他國家公務員會做的事；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公務員，他們在工作上是守法有餘，主動不足，只要對比中、西國家建設和救災的效率就十分清楚，中國政治是「為人民」西方的政治是「為選票」。

再從「組織能力」來看，這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特點，中共自己也多次強調此一特色，而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組織力，依賴的是領導和群眾，對中共而言，依賴的是「黨的領導」和「集體主義」，因為「組織」的成功，一方面是依靠由上對下的正確領導，另一方面是依賴下對上的齊心協力，沒有上對下的領導不可能有組織力，但是如果下對上不能同心同德，則此種「組織能力」，就必須立足於壓力的基礎，此種在政權壓制下的「組織力」，可應急而不可持久；現今中國的組織力不是只在「汶川抗震」、「長江抗澇」、「庚子抗疫」等重大自然災害的突發事件的效率救助上，更表現在中國改革開放近50年的成就，也表現在全國的機關、省市、企業、高校對藏、對疆地區20多年持續的「對口支援」上，更突出地表現在近幾十年內，在西方超嚴格的重重科技封鎖下，中國所取得的高尖科技以及軍事科技的突破，當然在「脫貧工程」中也展露無遺。此種組織能力，當今世界唯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勉強具備，似未見任何中小型國家擁有，更別說大國了。

以上兩點，能給其他國家的啓示，就是各個國家與民族的「脫貧工程」，只能按各自國家與民族特質、傳統、文化和政治制度，提出切實可行之策。

「科學精神」是「脫貧工程」中較具普世意義的「方法」，首先中共就確立脫貧的指導原則：「由救濟式扶貧轉向開發式扶貧的基本方針」，當然在具體工作中，必定是提供救濟加上協助開發，使之先得生存，再助其自力更生；其次，扶助貧困戶工作最怕的就是找錯對象，給錯幫助，何時能停，何時該停都必須建立一套制度和規章，同時還須追蹤及監督等一整套隊伍；其三是如何不使脫貧者再返貧。對此在「白皮書」中有了十分具體的描述。從先期的精準建卡，全國建檔，到深入調研，選派幹部，研議辦法，靶向施策，再到有序退出，最後跟蹤監測，防止返貧這套的工作流程，應該說這就是一套脫貧工作的SOP（標準作業流程），可以成為任何國家在脫貧工程的原則典範，而具體的安排部署可依據自己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等客觀條件逐步落實。

白皮書有兩點核心：第一、政府必須以人民為主體，助力國民脫貧，如果沒有以人民為中心，則一切都是作秀而已；第二、是「由救濟式扶貧轉向開發式扶貧的基本方針」。如果西方的脫貧之道是直接「授人以魚」，中國的就是更進一步去「建魚池」、「放魚苗」、「建魚市」、「通銷路」等，有機地改善造成貧窮的外在條件，使窮人不僅學到脫貧的技術，而且也有了發揮、發展新技術的外在條件。

二、救急不救窮的「福利」

從白皮書來看，「脫貧」脫的是貧困，而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貧窮」，以往所謂的「貧窮」雖然也會涉及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但比較重視的還是絕對收入問題。聯合國發展署制定的全球絶對貧困線是人均日收入1.9美元，也就是年收入693.5美元，BBC的一篇文章稱，「世界銀行則將收入中位數三分之一以下定義為相對貧困。」所謂「人均收入中位數」是指「將所有調查戶按人均收入水準從低到高順序排列，處於最中間位置的調查戶的人均收入。……它是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界定貧困的一個重要參考數據。」該文還自以為是地指出在英國「以英格蘭地區為例，所有居民一視同仁享受全民醫療系統NHS的公費醫療、公費義務教育之外，還根據情況享受多種政府為低收入者提供的福利，如失業津貼、政府公屋或者住房補貼、養老金補貼、育兒補貼、殘疾補貼等等。」換言之，西方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在貧窮問題上，能想到的就是物質主義的福利政策，其實這是資產階級政府施捨式、收買式、面子工程式的脫貧政策，此一政策，如今已被事實證明是不可持續，因為：

第一、西方的福利政策在方法上都是輸血式的脫貧，這是把救急、救濟式的協助當成了救窮唯一的辦法。「救急不救窮」，即外力的協助只能使救助的對象暫時脫離眼前的危機，但不足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貧窮狀態。

第二、西方國家的福利政策形成了「獎懶罰勤」反淘汰的政策，輸血式脫貧的後遺症之一，就是形成社會上「獎懶罰勤」，助長了一般人民不必工作，不願工作，不須工作的心態。在德國，社保體系對於社會穩定及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造就了很多不工作只靠拿福利生活的人。還吸引了大量希望享受德國高福利的移民。嚴謹的德國人尚且如此，其他國家人民懶散的現象更是普遍。

第三、西方的「福利政策」，在選舉政治催化下，在性質上由照顧弱勢群體轉為政府收買人心的形象工程，結果必然產生國家財政的負擔，我們看到若干歐洲高福利國家如希臘、西班牙等都面臨相同困境，然而這些國家的人民依然不同意降低福利，國家不得不借債度日，形成債留子孫的惡果。「福利」支出往往是只有投入資源而缺少回報的輸出，而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政客在位的時間有限，不易作長遠的思考，因此，所有的改革也只是修修補補，很難真正調整方向，導向可持續的發展。

三、中國方案的思考

「白皮書」一開篇就說：「貧困是人類社會的頑疾，是全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貧困及其伴生的饑餓、疾病、社會衝突等一系列難題，嚴重阻礙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消除貧困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人類發展史就是與貧困不懈鬥爭的歷史。」這是系統性思考「貧窮」的問題，從擺脫「貧困」入手去解決「貧窮」，因為貧困是貧窮的原因，而貧窮是貧困的個人化的表現形式。《說文解字》解「困」為「故廬也」。意即「廢棄的房屋」，人居於棄屋之中，代表缺乏可用之物，故而也無改善處境的可能，因而「困」是外在條件的惡劣；而「窮」在《說文解字》解為「極也」，因為「身在穴下」，而且是彎曲的身子，已經填滿全部的空間，所以是極至了，另外也代表沒有空間容下他物，因而「窮」是自身的能力問題。「貧」解為「財分少也」，意即不足、稀缺的意思；那麼細究起來，「貧困」較偏外在條件的匱乏，「貧窮」則指自身的匱乏。

中共在「脫貧」的思考，主要集中於打破大陸貧窮人口的外在制約因素，同時兼顧救濟的方法。中國脫貧之道的重點在改變貧者的「困境」，而不僅僅是個人的「窮」，因此中共的「脫貧工程」就將地方的「基礎建設」和「脫貧」的需要連結，這種「脫貧方案」，將脫貧工作從單向的支出，轉而成為對現在和未來的投資，脫貧政策一如其他國家建設，是一次國家生產力「抓潛」的工作，是有投資報酬率的經濟活動。

這種由政府承擔解「困」的責任，重在解困，而非直接救窮，困局既解，貧則不存，才是可持續的脫貧之道，具有重大的「普世」意義。不論是開發中或已開發國家，其「脫貧」之策都應思考如何結合救窮和解困，以「救窮」去一時之急，而「解困」謀長久之計。

四、建議代結語

從少數民族立場看，「白皮書」討論少數民族脫貧議題時只有：「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脫貧攻堅成效顯著，2016年至2020年，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貴州、雲南、青海三個多民族省分貧困人口累計減少1,560萬人。28個人口較少民族全部實現整族脫貧，一些新中國成立後『一步跨千年』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直過民族』，又實現了從貧窮落後到全面小康的第二次歷史性跨越。」

全文2.06萬餘字中佔比只有5%，與大陸55個少數民族，近1.2億的人口數相比，確實有欠「精準」。從這樣的描述從內容來看，以國家的立場說，完全正確；但其背後的預設就是將少數民族和漢民族的「財富觀」同等化了，從北京要求「精準」扶貧的角度而言，就有商榷的餘地，「精準」意謂必須按「扶貧」對象的特點「扶貧」，因此對少數民族而言，就必須按少數民族的貧富價值觀進行「扶貧」。

當然，不論少數民族是什麼樣的「財富觀」都可以分為「生存需要」與「生活想要」兩個層次，一般而言，在「生存需要」層次，基本不會有顯著的差異，因為沒有「存在」就談不到其他問題，所幸中國的脫貧是脫離「貧困」，而貧困正是生存層次的「外在性需求」，在這一部分是，不會更不能有爭議和反對；只是到了「生活想要」層次，就必需尊重少數民族。（2021-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