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清晰」與「戰略模糊」間的模糊

「拜菅會」後的《共同聲明》，重提「台海和平及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美、日及台媒將此與1969年11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發表之《共同聲明》相提並論，認為時隔52年，此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後，美日同盟對「台灣問題」的重新表態，甚至將之解讀為美、日無視北京的「核心利益」，介入「台灣問題」的外交宣誓，意義重大。

大陸評論認為美、日《共同聲明》言及台灣，形同對中外交倒退回1969年。台媒則將此視為美日同盟對台灣安全的「再保證」，並樂觀期待美日同盟在「台海有事」時協防台灣。

相較於1969年美、日《共同聲明》明記「台灣地區」（「維護台灣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同樣重要」），此次則以「台海」為對象，此雖為對「台海兩岸關係」的關切，卻避免直接涉入「台灣問題」。此外，1969年正值在美、蘇冷戰，尼克森改變「中國政策」，意圖打「中國牌」，須對「追隨美國」的日本有所交待，在「台灣問題」上給日本一顆「定心丸」。

尼克森當年向佐藤表態：「美國對中華民國在條約上的義務，美國將遵守此義務」，即無意改變對台北的外交承認。因此，尼克森及佐藤的《共同聲明》，與其說是「美日同盟」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不如說是美國對日本的外交保證。

然而，此次《共同聲明》肇因於中共不斷加大對蔡政府壓力，美、日共同對北京表態關切台海局勢，但其背後亦有日本首相菅義偉向美國總統拜登「表忠」意味。惟菅首相無意重回「追隨美國」老路，避免損及在華經濟利益，使中日關係陷入「政冷經冷」。

日本外務省稱，聲明中維持「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基調，是向中國傳達日本無意改變以往立場的訊息。可見菅義偉不願見前任安倍改善中日關係的成果付諸東流，繼續在安保與經濟之間取得平衡，而北京儘管嚴詞批判美、日《共同聲明》，卻未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而將外交抗議層級止於公使，留有餘地。

台海在日本安保政策中極具分量，但對美國介入「台海有事」，日本自衛隊如何對美軍進行後方支援，亦或是援引「限定的集體自衛權」以武力予以反擊等事態，《共同聲明》存而不論，即菅義偉在國會答詢所指「完全沒有預判（設）軍事的介入」，「不以軍事介入為前提」，此態度透露日本要「抗中」，要「挺美」，但中、日未來關係將視情況而定。蔡政府駐日代表謝長廷，聞《共同聲明》言及台海而雀躍，高談美、日、台之間應儘快舉行聯合演習，不是過度解讀，就是做「大內宣」。

《共同聲明》的關鍵字雖是「和平」，但日本財經界憂心波及經濟，「拜菅會」後，反映在日本股市的中國概念股走勢疲軟。菅義偉積極回應拜登的供應鏈「脫中國依存」構想，可能使中日關係脫離過去「政冷」仍可「經熱」的現象，而將彼此推向前所未見的「經冷」，此恐導致中日關係更形脆弱。

2021年的美日同盟迥異1969年，冷戰亦已時過境遷，「冷戰型同盟」無助日本轉型「正常國家」，更有礙氣候變遷及防止核武擴散等全球議題的合作。中日關係雖難脫近代歷史的擺盪，但避免衝突應是雙方底限。

5月4日，美國白宮國安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官坎貝爾表示，在「台灣問題」上，將與日本共同積累各種努力，非公開地採取恰當的措施。拜登無異拿「台灣問題」強化美日同盟。

在中日關係的現實裡，日本往往因戰爭歷史受制於中國，已逝的知名日本中國問題專家小島朋之指出，在中日關係上，中國掌握許多王牌，日本卻苦無王牌可打，直到台海緊張升高，日本才警覺美日同盟的維繫是對抗中國的最大王牌。小島的敘事雖針對1996年台海危機，亦可解釋當下的美、日、中關係變化。

然而，美、日對台海和平的支持，無涉其「一中政策」的改變，亦非「美日同盟」對台灣安全的戰略表態，坎貝爾乃著眼於經濟，因台海若有突發事態，影響將不僅限於區域內，衝突會急速擴大到何種時度，誰都無法預測。

亞洲國家是當今拉動世界經濟的主要動能，攸關美國經濟之榮枯，更決定拜登重建美國中產階級之施政核心理念的成敗。因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明確表示，不以「冷戰」指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關係。

拜登的中國政策，與為二戰後日本國政定錨者吉田茂首相對「共產中國」的構想不謀而合，即「交往」與「介入」勝於「孤立」與「封鎖」。當年日本對中戰略路徑如此，在中國GDP的全球佔比攀升至17.42%的今天，世界經濟難以擺脫全球化的當下，日本無法以「冷戰」看中、美競爭。

若中、美對立升高，波及經貿領域，菅義偉為經濟計，需築起防火牆，在對美協調的同時，與美國對中外交保持距離。日本至今未與七大工業國集團（G7）的其他成員同步，因新疆人權問題制裁中國，更不跟進美國使用的「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等言論。

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強調，將根據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繼續致力於構築穩定的中日關係。此外，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及外務省亞洲太平洋局參事官先後重申，日本將遵守《中日聯合聲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此兩項文件為中日關係的基礎，日本無意制定《台灣關係法》，明確對台關係的法律分際，而將持續在「台灣問題」上模糊以對，以免東海及台海的緊張事態擴大。

野村綜合研究所警告，中國針對日本的貿易限制的可能性，將成為日本經濟及金融市場的風險。日本2020年對中出口總額158,996億日元，同比成長9.6%。在日本財務省統計的36個主要國家與地區中，日本享有出口成長的國家唯中國與瑞士，日本對美出口佔比則下滑到17.9%。中日關係雖因美日同盟一體化而急轉直下，但日本的經濟卻越來越依賴中國，去年對中出口佔比攀升至22.9%，創下10年來新高，中國是日本出口及投資的重要市場。川普的「脫鉤中國」倡議適得其反，日本形成以對中貿易支撐經濟的格局。

3月7日，大陸海關總署發佈2021年1-2月貿易統計：中國出口成長達60.6%，創下26年來最大增幅。日本大和綜合研究所估算，2020年中國在世界貿易中佔比為15.0%，較上年度成長1.7%，佔比遠超過美國的8.3%及日本的3.7%。

新冠肺炎疫情中，率先重啟經濟的中國受惠於「新冠特需」，經貿表現亮眼，但美國拜登政府未改變對中國的強硬態度，貿易戰的硝煙未散，疫後全球經濟的復甦仍有風險。所幸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日前表示，期望短期內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會談，檢視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的實施情況，評估該協議的有效性。中、美重啟對話將有助於雙方貿易爭端的進一步解決。

拜登政府雖在關鍵高科技領域高唱「脫中國依賴」，但對美國「首次公開募股」（IPO）市場的影響相對較小。陸企赴美上市未因中、美對立而卻步。金融資訊機構路孚特（Refinitiv）統計，2021年首季，中國赴美上市企業達19家，創下2010年第四季以來新高，華爾街持續協助陸企在美國上市。IPO市場的活絡，顯示美國金融界與中國的互惠關係未斷，北京希望借助華爾街的政治影響力，打開中、美對立僵局。

此外，中國經濟的動能更為日本等東亞國家帶來好處。日本國會4月28日批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日本政府初估，中、日、韓到齊之RCEP的經濟推升效果，高於《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巨型自由貿易協定，是東亞持續推進全球化的里程碑。

疫情中全球車市衰退，日本豐田汽車卻逆勢在中國市場銷售強勁，因日本缺乏廣大新車市場，豐田著眼於經營戰略，須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在中、美間極力避免顧此失彼，積極佈局美國投資的同時，豐田亦向中國靠攏，施展平衡的投資手腕，力求在世界最大的中國市場站穩車用自駕系統、電動及燃料電池車的競爭優勢。

日本產業無意在中、美夾縫中選邊，而是同步與兩者建立「戰略性互惠」關係，致力於5-10年後，成為第三極，在全球化中鞏固日本經濟地位。日本的務實操作值得台灣朝野借鏡，台灣經濟動能的維繫離不開大陸，對台灣的企業而言，中國大陸與美國兩大市場間，不存在「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替代。

中國與美、日且戰且走，至少眼下不攤牌，因為對任何一方皆沒好處。謀定後動，創造有利於己之勢，始能立於不敗之地，歷史殷鑑不遠，各方了然於胸，自然不急於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