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與美國的角色

1830年美商就注意到台灣

今年是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一百年，若說中國的統一無法完成，恐怕《馬關條約》是始作俑者。清廷割讓台灣予日本，是在極不情願情況下簽下喪權辱國條約，台灣官民雖群起抗爭，但19世紀帝國主義擴張的原則很簡單，不是賠款就是割地。日本統治台灣50年還發動侵華戰爭，戰敗投降，台灣雖歸還中國，但隨後的國共內戰以及冷戰美蘇鬥爭，終使中國分裂迄今。這50年當中，有所謂「中國代表權」、「台灣地位未定」、「台灣獨立」、「一中一台」甚或「兩個中國」的主張出現，莫不都與《馬關條約》中的台灣割日息息相關。不過，在探討《馬關條約》時，我們似乎都忽略了美國人所扮演的角色及所起的作用。本文擬簡要地敘述美國與台灣和《馬關條約》的關係。

事實上，在1830年代，美國傳教士和美國商人已注意到台灣這塊土地，並思考應否利用及如何利用的問題。例如曾經擔任美國首位來華特使顧盛（Caleb Cushing）顧問的伯駕（Peter Parker），系一位傳教士醫生。他於中英簽訂《南京條約》之後，建議美國政府應學習英國在遠東地區佔有一個據點，故他極力主張美國佔領台灣。但是，他的建議沒有被採納，被華府官員斥為企圖建立帝國。主要的原因是處於內戰前夕的美國尚不是強權，與太平洋連接的美國西部也尚未開發，美國政界人士對東方的中國都相當地陌生，不感興趣。然而，這個情況隨著美國以炮艦迫使日本幕府打開門戶之後就逐漸轉變。

1852年元月，海軍准將培里（Matthew C. Perry）受命遠征日本，率領四艘戰艦組成的東印度艦隊，並帶有美國總統致日本天皇的信件。他在接受任命時表示：「我們民族不可避免地要捲入帝國的爭奪。」1853年7月，美國軍艦出現在東京灣口，迫使日本官員接受信件之後即前往香港，途中培里佔領小笠原群島並和琉球國王締結條約以取得建立加煤站的權利。同時，培里又向國內建議佔領琉球和台灣，由於新上任的皮爾斯總統（Franklin Pierce）對此計畫表示冷淡，培理的計畫未能實現。1854年2月，培里重返日本，迫使日本簽訂不平等的《神奈川條約》，美國在日本享有最惠國待遇，自此日本門戶洞開。培里回到美國受到盛大歡迎，國會還通過決議獎賞他。培里曾志得意滿地說：「美國人將以各種方式，擴展其統治和實力，直到他們牢牢地控制太平洋諸島，並使盎格魯撒克遜族在亞洲東岸繁衍生息。」

美駐廈門領事李仙得頻至台灣活動

1850年代，中國內有太平天國戰亂，外有英法兩國的修約戰爭，焦頭爛額，從1854年到1856年期間，美國商人已到台灣北部和打狗（高雄）從事非法貿易。1858年6月，美國乘英法兩國進攻天津之際，迫使清廷與美簽訂中美《天津條約》，其中允許美國商人在台灣自由居住和貿易以及享有最惠國待遇。從此以後，美國人和台灣的接觸便逐步增加。1867年（同治六年）2月，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在紅頭嶼附近失事，船長夫婦及船員逃到台灣南部登陸，為當地生番所害。消息傳至美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處，他立即要求清廷查明事實，並迅速派官兵搜捕兇徒，嚴加懲辦。另外，美駐香港領事阿倫（Issac J. Allen）則建議國務院趁機佔領台灣。但是美駐北京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傾向和平解決，美國務院的訓令也表示不希望佔領台灣或部份地方。儘管如此，李仙得對清廷閩台官員辦案態度十分不滿，便唆恿美亞細亞艦隊司令柏爾（H.H. Bell）對台灣採取武力行動。同年5月1日，美艦駛至台灣南部停泊並登陸，以地形不熟受挫於生番。於是李仙得再將壓力轉向閩省督撫，最後令台灣鎮總兵劉明燈率兵查辦，才解決紛爭。然而也由於此一事件，李仙得一再到台灣，對台灣產生莫大興趣，爾後便頻至台灣活動。

1874年（明治13年），日本藉口琉球船員在台灣東南岸遇害，派遣軍隊遠征台灣，說是替琉球代行報復，但當時中國尚是琉球的宗主國。實際上，名為報復，而真正目的在於佔領台灣。日本雖已實行明治維新，但尚非強權，何以有此舉動，主要是受到若干美國人的影響。他們始而提供情報，慫恿日本政府進軍，繼而多方協助，予以便利。其中，以李仙得和美駐日公使德朗（C.E .de Long）居關鍵地位。德朗給國務院的報告中提及鼓勵日本對台灣採取進攻手段，主要在於防範日本回到閉關時代，並與中國、朝鮮結合。日本進攻台灣的計畫，原任日本法律顧問的美國人史密斯（Peshine Smith）也參與其事，而對台灣情況最瞭解的李仙得自然為日本所重用。1873年3月，日本派副島種臣赴中國談判，李仙得擔任其外務顧問。清廷認定琉球為中國藩屬，琉球人民在台遇害，盡可自行申訴，無需日本代抱不平，予以駁覆。同年八月，新任駐日公使平安（John A. Bingham）抵東京，奉美政府訓令，不再鼓勵日本侵台，鼓吹和平解決。但離職的德朗和李仙得以個人身份繼續為日本效力。1874年4月，日本任命西鄉從道為「台灣蕃地事務都督」，全權統率赴台陸海軍，並以李仙得為隨軍輔翼官，擔負一般顧問。另外，由李仙得推薦的美國海軍少校克些耳（Douglas Cassel）和陸軍中尉瓦生（James R. Wasson）也被日本海陸軍予以晉級任用，參加侵台部隊。

美國有意促成台灣割讓

日本侵台舉動，受到駐日美使不斷抗議，因為美國已決定採取中立政策，但在李仙得等人慫恿下，還是決定出兵。清廷得知日本意圖之後，透過美國駐華官員，盼節制為日本僱用的美國人行為。此外，英國也十分關切日本政府僱用外國船隻載運大批軍隊軍需赴台的行動。駐華英使威妥瑪（James Wade）代駐日英使巴夏禮（Harry S. Parkers）詢問清廷，日本遣軍赴台是否商得中國同意。北京總理衙門簽覆稱台灣全島隸屬中國版圖，反對日本舉動，英國因而向日本抗議，並撤回受雇加入侵台行動的英國人員和船隻。美國駐華代辦威廉士（Samuel W. Williams）認為日本的行動有違國際法，並認為是李仙得慫恿日本政府所致；美駐廈門領事恆德生（Joseph J. Henderson）則警告美國人勿參加日軍行動；美駐上海領事西華(George F. Seward）主張將違背禁令的美國人拘捕法辦；新任美亞細亞艦隊司令賓諾克（A. M. Pennock）少將也認為日軍侵台行動將引起中日間嚴重糾紛，故美國人不直接介入。美駐華官員在亞細亞艦隊官員的支持與合作下，迅即採取措施，阻止事態擴大，而有捉放李仙得乙案發生。

日軍雖然登陸台灣南部琅嶠，但在美、英壓力之下，並沒達到預期目的，因為載運日兵三千人的船隻都是由美國人指揮。不過，經此挫折，日本人體會到唯有靠自己的實力，才有可能佔領台灣，於是加速軍備現代化，準備尋找時機向中國挑戰，吃下台灣。甲午戰爭就在這種背景之下登上歷史舞台。由於日本的門戶是由美國所打開，加上日本明治維新的西化運動是在美國有意的促成下進行，美國對日本有份特殊的感情。1880年代中，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擴張，向中國的特權利益挑戰，美國並不反對。1894年的甲午之戰，清廷大敗，割讓台灣，日本開始以東亞強權姿態崛起。中日甲午之戰以前，美國表面上維持不偏不倚立場，不願從中進行調解，但私底下都比較偏袒日本，也對中國的慘敗感到幸災樂禍。當時國務院中最受尊敬的中國問題專家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如此說：「好好痛打中國一頓對中國沒有壞處，這是唯一對它有效的補藥。」同樣的，美國的報紙、雜誌、商人和傳教士都有同一觀點：這是一場野蠻和文明之間的較量，日本勝利證明現代化的重要，而中國終將體會改革的必要。後來，日本野心太大，引起德、法、俄三國干涉還遼，美國也覺得有必要。不過，在台灣割讓一事上，美國卻是有意的促成。

美國軍火商大做軍火生意

甲午戰爭之前，美國軍火商人大做日本軍火生意，售予日本所需的彈藥武器，美國政府都不過問。1894年6月，日本拒絕與中國同時自朝鮮撤兵，美國態度曖昧，表面表示遺憾，但私下不聞不問。中日交戰之後，美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自美返回北京，他已知日本將提割地的要求，但以日本尚未公開宣佈為由，認為各國並無加以干涉的理由。及至李鴻章拜會各國駐京公使，商請出面制止日本對中國領土的野心之後，田貝卻力勸各國不要過問此事。迨李鴻章與田貝商討日本要求割地乙事時，田貝告李不可固執於不割地的觀點，而且建議李最好不要求歐洲各國出面幫忙，直接向日本求情才是要途。後來，李鴻章取得光緒與慈禧同意割地的談判權之當日下午，李與田貝進行商談，田貝告訴李鴻章，可以用「散地易要地」，易言之，台灣可割而力爭遼東半島不割。

李鴻章赴日談判之前，田貝建議由美國國務卿福士達（John W. Foster）任李的顧問，因為福士達與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關係密切，李鴻章接受此一建議。1895年3月，福士達隨李鴻章赴日本馬關，與日方全權代表伊籐博文、陸奧宗光進行和談。和談期間，日本態度強硬，堅決要中國割讓台灣與遼東半島。李鴻章深感日本條件苛刻，舉棋不定之時，福士達獻策要李密告總理衙門請轉知俄、德、法公使，準備出面干涉還遼，但不提台灣澎湖，幾次交涉，日本還是不讓步，堅持要遼東半島與台灣。清廷唯恐和議破裂，日軍繼續攻佔要地，只好簽下屈辱的《馬關條約》。事後，德、法、俄三國果然進行干涉，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而田貝居然說日本奪取台灣，是早在意料中之事。

美國雖無佔領台灣事實……

台灣脫離中國受日本殖民統治，以及今日中國仍處分裂局面，其實是近百年來國際強權在遠東運作的後果。美國雖沒有佔領台灣之事實，但不能說沒有企圖。尼克森在1972年訪問北京時，就曾向毛澤東及周恩來保證美國不會再支持「台獨」運動，也會盡力要求日本也不再支持「台獨」勢力。這證明國際強權不希望中國統一併製造中國內部矛盾的事實。20世紀是中國人苦難的世紀，至盼即將到來的21世紀是中國走向統一、富強、和平、繁榮的世紀。中國強盛了，但將以王道對待世界各國，而永不以霸道壓迫別的民族。如此，則《馬關條約》給予我們的歷史教訓才不會重演！

參考書目：一、黃嘉謨，《美國與台灣－－1784到189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
二、楊生茂，《美國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三、黃安年：《美國的崛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四、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1980, Second E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