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自由主義的傳統看統獨爭議

一、序言──台灣自由主義的傳承

時序進入1995年，臨別多年的家鄕傳來了一則訊息，名作家李敖和任敎維吉尼亞大學的史學敎授汪榮祖，正埋首於浩瀚的現代史料中，窮兩人積鬱多年的功力，合作構思，擬近期內，運用他們淵博的史學史識和如椽健筆，結合台灣、大陸及海外學者三方面宏觀的視野，寫出一部40萬言的《蔣介石評傳》，以較為嚴謹的學術觀點，為蔣介石做歷史的定位。相信以兩位學者博洽精煉的造詣，這部著作不僅可為蔣介石蓋棺論定，而且著作本身也將「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為一家之言的史學經典，不廢江河萬古長流。他們既然把這項企劃多年的寫作出版工作，比擬為「挖掘秦始皇陵」的大工程，便可想見其艱巨了。我們在此以最高的期許，來祝望他們的成功。

70年代初，因緣際會，由台灣旅居美國，如今算來，離別家鄕已經20餘年了。如果說10年是一個世代，那麼我浪跡美國，也算經歷了兩個世代了。正因為有了這段時空的間隔，當我回頭遙望太平洋彼岸，用更寬廣的眼界來觀照整個東亞，特別是中國與台灣的社會變遷，不僅不覺得陌生，有時反而更感受到一種深刻的洞察，更能探索到超越現實的眞相與本質，以及深潛時代潮流的生命力的脈動。為什麼李敖和汪榮祖兩人合寫《蔣介石評傳》的一段書訊的報導，會如此引起我的關注與振奮呢？還是要從一段早期的因緣去追憶。台大歷史系求學時代，李敖就是一個特立獨行的怪傑。其後進入文星書局，主持出版工作，輯印「文星叢書」，又創刊《文星》雜誌，鼓動了當代自由主義的思潮，對60年代台灣社會文化的變遷產生激烈的衝擊和深遠的影響。汪榮祖留學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師承了當代名儒蕭公權敎授，融薈了他的學術理念與思想精華，在史學方面漸成一家之言。他們兩人共同的思想基礎，都深嵌在自由主義的傳統裡。因此我今天論述的題旨，也就以「自由主義的傳統」為主軸，來解析一些基本觀點，並且以這些基本觀點來詮釋兩岸關係的再思考，進而對統獨爭議，省籍情結到族群的融合等課題，提供一個理性而客觀的探索。

60年代末，我曾參與《大學》雜誌的創辦工作，其後又成立「讀書出版社」，先後在李敖與汪榮祖引介之下，出版了蕭公權敎授的《跡園文存》與《跡園詩抄》，譯印了普林斯頓大學布拉克氏（C.E.Black）的《現代化動力》（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更轟動一時的乃重新刊出了《林語堂選集》小册。在那個威權統治高壓的時代，特務橫行，台灣為一股恐怖的專制氣息所籠罩，特別在「《自由中國》事件」、「《文星》事件 整肅的陰影之下，我居然一無憑藉，卻鼓足了信心、勇氣與毅力，走出中央研究院的象牙塔，投身到一個四面楚歌的曠野，希望為自由主義的理念薪火，做出一點傳承的貢獻，那種精神的動力，內心世界的意志與靈契，乃深受當代一群傑出的自由主義者的啟蒙、鼓勵和感召。20年後回溯起來，《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這種思想源流的脈絡，從自由主義的傳統這一角度觀察，乃一脈相承，尤清晰可鑒。

二丶台大傳承北大自由主義學風

要解析「台灣自由主義的傳統」，幾乎不必捨近求遠，先從個人最切近的師承談起。台灣大學求學一段歲月，乃是一生中最快樂、最充實的一段時光。記憶歷史系的敎授群，都是當代的名師。沈剛伯、姚從吾、勞幹、李濟丶董作賓、凌純聲、臺靜農、英千里、梁實秋；郭廷以、吳相湘、李定一；薩孟武，還有殷海光與許倬雲。這些敎授的學格，顯然承襲了極濃厚的北京大學的遺風。北大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搖籃與重鎭，從早期的嚴復、蔡元培、梁啟超、胡適、蔣夢麟到後來的馬寅初，蔚為一股自由主義的學風。這股學風由傅斯年的先知遠見，以台大為據點傳承到台灣，北大型的自由主義傳統的種籽，乃散播在海島，終於生根發芽，茂密成林了。其中最具關鍵性的人物是殷海光，他的力作《中國文化的展望》足以代表他的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價値觀與思想體系。他的兩大弟子，李敖與陳鼓應，還有一系列的人物，幾乎可構成一個學派。他們的終極關懷在大陸，有濃厚的大中國沙文主義的文化色彩，因此，這一類自由主義者可歸屬為「大陸型」或「祖國型」。

另一個自由主義的群體可以彭明敏敎授為代表。他在《台灣自救宣言》與《自由的滋味》所體現出來的自由思想的體系，可定性為「本土化」的自由主義的傳統理念。他早期接受胡適與薩孟武的影響，也習染了一些北大遺風，知識背景也廣涵了高度國際觀的視野，但由內在意識的覺醒，使他堅定地轉向本土化，成為一個先知型的台灣本土自由主義傳統的奠基者與守護神。他為此一職志犧牲奮鬥不懈，付出極大的個人代價，流亡國外20餘年，鍥而不捨，老而彌堅。彭敎授堅持「台灣主體性」與「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主張「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姓、文化、宗敎或語言，而是在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信念」。他鼓吹新國民主義；提倡「住民自決」，希望把台灣從「東方專制政治的文化歷史決定論」的困境中解脫出來，超拔出來。這一派民主政治的思想根源，可遠溯到20年代「台灣文化協會」以及其後的「省憲自治運動」的先驅性的啟蒙和影響。這一自由主義的傳統深潛著浪漫的海洋文明的性格。逐漸蔚為一股強大的本土化的思潮，進而型塑成台灣獨立運動的理論基石，我們將這一類自由主義群，歸屬「本土型」，或「獨立型 。

另一類「國際型」的自由主義傳統的代表，以知識體系中的而又擁有高度國際學術聲望，在專業領域中臻入了卓越的成就和造詣的學人為典範人物，例如余英時、許倬雲、金耀基、張系國、杜維明、及坐鎭中研院的李遠哲與張光直等傑出的敎授群。他們無疑地都是學術自由與政治民主的崇信者與實踐者，他們在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有許多共識，超越了狹隘血緣與地緣觀，對民族主義的詮釋，也充滿了國際化的理念。以中硏院院長李遠哲來說，他在1月22日近史所舉行的「近百年中日關係研討」會中致詞時指出：「中國一百年前受到列強壓迫，海峽兩岸至今仍不能擺脫民族主義的歷史包袱，顯然不利於未來的發展。」他呼籲：「兩岸應該放棄過時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更寬廣的胸懷走向下一世紀。」從國家至上的民族主義的觀點看來，國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當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來，人權的保障，人性尊嚴的維護，住民自决的權利，乃至言論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都是不可剝奪的。更可以質疑的是「主權在民」乃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為什麼台灣人民卻不容許以公民投票自決其命運呢？在國家領土與主權完整的絕對要求，與住民自決的相對要求的分野裡，如何探尋出一種動態的平衡，一條理性的道路，恐怕也是國際化的自由主義群，面臨的極嚴肅的政治課題了。

三、自由主義的眞諦

我們粗略地檢驗了台灣當代自由主義傳統中的三個群體，三個流派。那麼為什麼是自由主義呢？自由主義的理念與眞諦在那裡呢？衆所週知，自由主義的傳統乃是西方文明的精華。關於自由主義的詮釋，學派極多，衆說紛紜，百家爭鳴，莫衷一是。我們在這裡只裁取了一些最通俗的，近乎常識的觀念，對自由主義的意涵，稍做解析。

一般地說，「自由主義」（Liberalism）乃是一種廣涵的政治意識，強調「自由」（Freedom）與個體（Individual），進而延伸到人權的保障、人性尊嚴的維護等，從這些基本理念演化出來，第一個流派是一種「烏托邦」式的人間理想，強調自由自在的生活境界。在中國文化思潮裡，從老莊的哲理，到林語堂的生活觀，都充滿了這種浪漫的自由主義的色彩。老莊哲理，大家耳熟能詳，他們那種「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正是無政府主義的原始宣言。我要特別強調這一派「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對「隱私權」的尊重，以及「道並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此天地之所以為大」的多元觀，都是非常嚴肅的，符合現代化自由主義理念的觀點。彷彿林語堂說過：「做人」比「救國，更重要，「生活」比「革命」更重要的話，都可用來詮釋「個體主義」，或「個人主義」的精義。

自由主義理念的另一個層面應該是一種「理性主義」（Rationalism），尤其是多元社會，多元價值觀所必須的寬容與開放的精神，更必須面對族群、民族、國家等集團價値觀的嚴厲挑戰。如何在理性基礎上，確立每一個領域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以及自由意志的尊嚴，此所以胡適堅決反對意識形態化的敎條主義，提倡「多硏究問題，少談些主義」，到了晚年更體認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哲理。從另一個層面看理性主義的凊議形像，是必須具備批判力的，是一種「異議或「抗議」的精神。這種理念與經驗的累積，可以做為反省現狀，展望未來的參考原則，也正是社會改革與進步的動力，因此自由主義者往往也是一個社會的改革主義者。英國的費邊社（Fabin Society）與當代理性主義的哲學家羅素，即是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最具典範性的代表。

最近，台灣成立了「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推出「自由論壇演講系列，是台灣首次有系統介紹自由主義的基本學說，進而反省討論自由主義的現代社會所能發揮的作用與功能。台灣戰後幾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威權體制與獨裁統治的籠罩之下，累積了非常多的問題，慣性支配力是根深柢固的，弊病的改革決非易事。以去年省市長選舉過程來觀察，傳播媒體的公正性與超越黨派的客觀立場，便大大值得質疑。所謂「三大電視網」與「兩大報系」對新聞的壟斷，便牽涉到「傳播媒體與新聞自由」的嚴重課題。從新聞哲學的觀點看傳播媒體的功能，無論報紙或電視都是社會的公器，要為廣大民衆提供訊息，維護人民「知」的權利，進而培養「有見識的社群」發展社會輿論的力量，不容任何野心家運用陰謀手段誤導公衆的判斷力。因此做為「公器，傳播媒體必須開放，其運作的權力也必須監督與制衡，即此一端，足見「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了。

四、自由主義的誤導與內在矛盾

自由主義精神的詮釋、傳播與闡揚，固然有助於台灣社會發展自由開放的制度與文化，但自由主義的誤導與曲解，也往往推演出社會的動亂，分裂與失序的危機。法國大革命的暴亂，使自由變成罪惡的藉囗。「自由」與「平等」兩個價値觀，始終有一種弔詭式的（Paradoxy）的矛盾，自由傳統中的「精英主義」（Elitism），在實踐過程中，往往背離了平等主義的基本人權觀，特別是種族優越論者，或階級優越論者最容易犯下這種嚴重錯誤，在人類文明史上導致那無數的屠殺、動亂、戰爭災難與浩劫。希特勒的納粹黨集體謀殺猶太人，史達林殘害烏克蘭農民，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台灣的「二二八事變」都是血跡斑斑的歷史見證。自由主義思想傳統中的另一個弔詭式的矛盾，乃多元社會力與多元價値觀一旦形成，社會文化的分離性與分裂性連鎖地推演又依靠什麼超越的力量來「整合」（Intergretation）呢？社會的「穩定性」（Stability）的動搖，一種文明秩序的倫理觀的錯亂景象，又要依靠什麼超越的力量來拯救呢？即以我們生活中的美國社會而論，20多年來，我親身經驗，見證這個社會的敗壞、沉淪、墮落，彷彿在一部吉朋（Gibben）的《羅馬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Roman Empire）。30多年前，精神分析學家佛洛姆（E.Frum）與日本的鈴木大拙合著《禪與心理分析》即曾指出西方人正處一種「精神分裂性的無能」，追求理性主義，卻沒有能力體驗愛心和靈性的情操，更不用說東方哲理所闡揚的心靈解放了，這種「理性世界」與「感性世界」由疏離而分裂的結果，乃使西方經歷一場「精神危機」，造成一系列的「時代症候群。這種「精神危機」和「時代症候群」也浮現於台灣及其他亞洲社會，犯罪和暴力狂潮的氾濫，金權與黑道的橫行，破壞了人類文明整體的價値觀。這一切「世紀末的現象」，都應該是當代自由主義者，所要面對與關切的嚴重課題。

五、台灣社會的多元化 。台灣四百年來移民的過程與歷史背景，構成了台灣社會基礎結構的第一個最明顯的特質，即「多元化」。族群的多元化，社會力的多元化，價値觀的多元化，文化屬性也是多元的，涵容了高山族的原始文化，中國漢民族文化，西洋文化，還有日本文化。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垂半個世紀之久。後藤新平銳意經營台灣，貫徹了殖民統治的三大政策；皇民化、工業化、基地化，企圖把台灣建設成為南進的橋樑，海洋帝國的一個跳板。50年前，台灣繼承了日本明治維新現代化的遺緒。再上溯到鄭王朝的建立，憑藉的不僅是武力，更重要的是16世紀以來，海上貿易的新動力。鄭芝龍以海盜起家，所以鄭王朝可以說完全依賴海上的商業力量建立的政權，它象徵了東亞海洋時代的開始。再上溯至荷蘭統治台灣38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憑藉了軍事、宗敎、組織三種力量，相當有效地經營了南台灣的領域。那時候台灣還處於草昧階段，連橫在《台灣通史》描述的境況是「土番所處，海鬼所踞，未有先王之制」的野蠻狀態。喀爾文敎派荷蘭傳敎士首度傳播到了台灣，卻沒有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荷蘭統治下的台灣，已經開始了轉囗貿易，成為日本、中國、南洋與歐洲等地貨品的集散中心，可以想見當年安平港的繁華。

所以從16世紀到17世紀，台灣一進入歷史時期即躍入以貿易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由荷蘭人充當「首動者」（Prime Mover）的引導與開拓，貿易竟成了日後台灣歷史與社會發展的持續性特色。也可以說，台灣的開發，與世界走向海洋時代，大體同時，所以一開始便納入世界史的範疇。加上閩粤移居台灣的族群，天賦便具備活潑、浪漫、好奇心，以及冒險犯難的拓荒精神。這些歷史背景，有力塑造了台灣社會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導向的特質，而且在族群融合方面，也表現出濃厚的海洋文明的性格。這一切的性格背景與特質，為台灣自由主義的傳統，提供了優越的生態條件。型塑出極具開拓性和創造力的人文環境。

六、台灣的四大權威體系和四元文化

從族群分化的角度看，台灣的族群是四元化的：高山族（即10種原住民），福佬族（即閩南一帶大部份是漳、泉的移民），客家族，以及戰後移居台灣的外省族。從台灣社會力的多元觀點看來，至少也是四元化的，即以李登輝為代表的行政體系，是一種政治權威；以李遠哲爲代表的知識體系，是一種學術權威、以證嚴法師的慈濟世界代表的信仰體系，是一種宗教權威；以王永慶（台灣的經營之神）爲代表的企業體系，是一種經濟權威。再以文化結構來看，也明顯表現了四元的特質，即高山族原始文化，中國民族文化，日本文化，西洋文化（荷、西、英、美），因此總結地說，當前台灣所展現出來的，乃是一個典型的海洋性格取向的開放的、多元的文明秩序，與中國大陸性格取向的、封閉的、高度封建一統論的文明秩序，恰成一種強烈的對照。兩個社會異質性如此巨大，如何運用劇烈的暴力手段強行統一呢？

七、結論：多元價値觀的和平統一

自由主義的傳統乃是西方文明的精華，一部英國史也是根據自由主義的傳統發展出來的。美國立國從獨立宣言，林肯的蓋茨堡演說詞，威爾遜的14點原則到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以及聯合國憲章有關世界和平人類福祉，基本人權的倡導，都顯示了自由主義傳統的精神。特別在族群融合方面，以多元價値觀的偉大胸懷，才有可能塑造從一個「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一個達爾文遺傳優生論的「基因池」（Gen Pool Theory）。中國擁有12億的人囗，百餘種方言，56個民族，而各族群的宗敎信仰，風俗習慣，文化的特質差異性均相當巨大，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並不多見，如此龐雜的社會，如何依靠單元的政治力加以統合呢？

所以中國政治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謀略是富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既然說「和平」，就排除了戰爭的暴力手段，既然是「兩制」便隱涵了多元化的價値觀；既然有「50年」不變的承諾，便要容忍長遠的和平演變的過程。

當代自由主義者應聯結起來，整合起來，凝聚出一種共識，燃起腳前一盞明燈，承擔一項歷史使命，以理性的、寬容的、多元價値觀的胸懷、態度和立場，爲統獨爭議與族群融合的困境，探尋出一條光明的康莊大道。

〔編按：本文是郭正昭博士在1月4日紐約《僑報》「兩岸關係座談會」上的談話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