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別莊守阿伯

莊守1906年11月12日出生於彰化大竹莊阿夷字寶廓的農村，莊守的父親與兄長系自耕農，約有三甲的土地。在當時的台灣農村算是中等小康的家庭，因此莊守才有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九歲起從姑丈邱良才學漢文，最初讀三字經，後學寫字，以四書、禮記為習本，前後三年，奠下了中國古文的基礎。

莊守直到12歲（1918年）才進彰化第一公學校讀書。雖然公學校的教育，希望台灣學生接受日本思想，使台灣人日本化。然而在校期間如有小的差錯，台灣學生常遭老師毆打處罰，他們看不起台灣人卻想把台灣小孩教育成日本人。日常生活中警察隨便抓人、打人，看到這種情景任何台灣人都會憤怒並生反抗之心。民族主義的萌芽從小到大自然形成，是無需任何人來灌輸的。

1923年他以全優的成績畢業，進入台中商業學校讀書。公學校多是台灣人，而商學校有台灣人和日本人，雖然在同一個學校唸書，日本學生和台灣學生待遇不同，他切身感到台灣人和日本人的差別了。在學校中日本人和台灣人較少來往，只有打球跑步時才在一起，私底下很少來往。

讀台中商校時，他常和同學楊克煌一起去聽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演講，使他對日本殖民統治有進一步的認識。畢業旅行，他們從基隆坐船到香港，再從香港坐船至廈門。這是他第一次踏到祖國的土地。

1928年3月他從台中商校畢業，還沒有參加畢業典禮他就迫不及待的東渡日本求學，同年他考進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就讀。1920年代的日本受到全球民族主義及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東京的各大書店充滿著左翼刊物，大學校園裡對社會主義的研究，非常蓬勃。當時台灣來日留學的學生幾乎無例外的加入《社會科學研究會》，他和蘇新分在一組，研究馬克思主義，他們還一起學習了世界語。早稻田大學教授佐野學與大山郁夫對馬克思的研究與實踐，對當時的年輕人影響頗大，莊守在早大時曾上過大山郁夫講授的社會學課程，頗受啟發。

莊守自述在台灣的時候僅僅是對日本抱有一種茫然的反感，自從來到東京參加了台灣學術研究會，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來，才進一步認識到反抗的意義。「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窮人無論怎樣勞動仍然更窮，而富人卻越來越富。同樣是人，一些人住在金殿玉樓，而另外一些人卻每日無法餬口，這種現象是極其不合理的。」他認為「要根本改變這種不合理的資本主義制度和日本的國家組織，就有必要建立共產主義的新社會。只有這樣，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才能夠成功。」

1928年暑假莊守自日本返台參加「全台灣留日學生演講會」，從南到北到各地農村宣傳，以「不死鳥」為題，鼓勵殖民地的台灣人民無論碰到什麼困難都不要怕，到死也要堅持美好的理想。

他到東京的第二年－－1929年在林添進、陳來旺、林兌等人的影響下，他加入台灣共產黨東京支部。在日本期間他曾參加日本農民組合的代表大會、與日本共產黨一起參加街頭的示威活動。1929年3月下旬，他接替蕭來福負責無產者新聞台灣支局的工作。他將組織發行無產者新聞，做為民族解放和無產階級解放的方法之一。總之他利用一切機會，同資產階級和統治階級做經常的鬥爭。

1929年4月16日（昭和四年）日共領導人問庭末吉被捕，日本警察發動了四一六大檢舉，莊守也以「違反出版法」的罪名被日本警察廳逮捕拘禁，並嚴加拷打以致手臂脫臼，最後他以證據不足而無罪釋放。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不斷擴張，對內加強鎮壓的情勢下，台灣的革命情勢已然非常緊迫，莊守毅然放棄早稻田大學的學業。無罪開釋後他立即返台投入台灣的解放運動。

1929年10月他回到台灣與台共中央委員林日高聯絡後，被派到台灣文化協會擔任黨團工作。同年11月文化協會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採納了莊守及吳拱照的建議，將文協改造為團結市民及學生的大眾團體，並使台共掌握了文協的領導權。不久台共派莊守去高雄工作，為了台灣工人運動的發展，吸收工人加入台灣共產黨，他－－一個瘦弱的書生竟潛入高雄淺野洋灰工廠及高雄港當搬運工。最難得可貴的是他爭取到了三位日本人，認同台灣的解放運動，加入了台灣共產黨。

1930年前後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發動侵華戰爭，也加緊了對台灣的全面控制。1930年3月起逮捕共產黨員的行動遍及全島。莊守經過數月的逃亡，就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對東北侵略這一天——「九一八」，他在嘉義街頭被日本警察逮捕。為了台灣人受壓迫的命運，年輕的他，曾奉獻青春的歲月與日本帝國主義英勇的對抗。年僅25歲的莊守在日本的黑牢中度過了漫漫的長夜。

台灣光復後，經過50年代白色恐怖的整肅，莊守遠離政治，在生計的重擔下遁入尋常百姓忙碌生活中。他雖然受過高度教育，又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日英雄，然而他共產黨員的「紅色標籤」，卻使得他不易謀得一份穩定的職業。他的後半身一直是為了生活奔波、潦倒而不得志。

第一次見到莊守阿伯是由農民組合的伍金地阿伯所介紹，以後郭德金阿伯返台，我跟著郭伯伯、莊伯伯及周合源伯伯他們一起去高雄探望他們昔日的同志－－農民組合的陳昆倫阿伯及老台共盧新發阿伯。於是我慢慢的和莊阿伯熟稔起來，阿伯也開使慢慢向我講古。那些塵封的往事埋在心裡已近60個年頭了，他從來不敢向人提起，甚至親生的子女他都絕口不談。儘管我見到他時已是台灣解嚴後的年代，但是人們心中的「小警總」還是被供奉著。雖然我沒有經歷過那樣肅清、恐怖的年代，但我從阿伯的臉龐及生活讀到了比教科書更真實貼切的人民的歷史。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啊?!它是如何將阿伯這樣英勇的抗日鬥士扭曲的只能小心翼翼的活著。

我不再要求他站出來說話，站出來向我們年輕一代說說真正屬於台灣人英勇的反抗歷史。作為一個歷史研究的工作者，我只是默默的把阿伯的故事錄音及記錄下來。1991年我負笈北京，臨行前我到板橋阿伯家告別，不料他竟像孩子般的哭泣起來。我答應阿伯代他探望目前居住在天津的詹以昌等舊日同志。也承諾阿伯有一天一定帶他上北京，看看雄偉的天安門，以償他多年的宿願。然而阿伯一直有心臟病，不宜長途跋涉及過於興奮。如今阿伯走了，我的諾言再也無法實現了！

（作者為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曾任輔大及世新講師，現為北大歷史系博士生）◆